在民間故事、影視小說、學術研究等衆多文本題材中，婚姻都是最受關注的幾大議題之一。這與人們常說“愛情是人類永恆的話題”的內涵是一致的。我們嚮往愛情，併爲此創造了故事和神話。當然在現代社會，沒有愛情爲基礎的婚姻是被否定的，也是被拋棄的，只不過這本身其實也可能是一個神話。

組建家庭往往是一種理性的規劃、計劃，而自發的愛情可能被認爲並不能維持家庭婚姻的穩定。愛情故事誕生後，其功能也在於維護家庭。在最初的人類歷史上，各個社會都先後發明了家庭這一基本形式，並且從選擇對象到維護家庭都發展出相應的策略、倫理和規則。

《大時代》（1992）劇照。

經濟學家陳志武的通識之作《文明的邏輯：人類與風險的博弈》以風險與避險爲基礎探討人類的諸種組織形態，而婚姻家庭自然是其中重要的一種。在傳統社會，家庭提高了人們避險、抗險的能力——在缺乏金融市場和其他保障體系的傳統社會里尤其如此——也剋制了人的暴力衝動，但這一理性的規劃也往往是以犧牲愛情爲前提的。

那麼，基於避險和抗險而理性規劃的婚姻（比如相親），與基於自由戀愛組建的婚姻，誰的避險或抗險能力更強呢？以下內容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文明的邏輯：人類與風險的博弈》一書，摘編有刪減，標題爲摘編者所起。註釋見原書。

《文明的邏輯：人類與風險的博弈》，陳志武 著，中信出版社，2022年3月。

婚姻中的浪漫愛情是一種神話

樹上的鳥兒成雙對，綠水青山綻笑顏。隨手摘下花一朵，我與娘子戴髮間。從今再不受那奴役苦，夫妻雙雙把家還。你耕田來我織布，我挑水來你澆園。寒窯雖破能抵風雨，夫妻恩愛苦也甜。你我好比鴛鴦鳥，比翼雙飛在人間。——黃梅戲《天仙配》選段

自從陸洪非於1953年推出新版黃梅戲《天仙配》，這首《夫妻雙雙把家還》就廣爲流傳，也被看成最經典、最浪漫的愛情歌之一。歌詞背後的神話源於西漢劉向的《孝子傳》，後來被各朝不斷改編。

《新天仙配》（1997）劇照。

可是，這個虛構故事是浪漫愛情嗎？對很多人來說，一聽到“婚姻”，就會不假思索地把它跟“愛情”“浪漫”聯想在一起，甚至畫上等號。這當然是錯覺，因爲人類婚姻和家庭從一開始就是爲了解決人際跨期互助、降低生存風險而構造的故事，只是跟迷信相比，婚姻和家庭這兩個人類發明不完全是虛構的，而是有實在的生理和經濟基礎，帶來的避險與互助實效也是客觀的存在。

李海燕在《心靈革命：現代中國愛情的譜系》中談道，浪漫意義的“愛情”一詞到20世紀初纔出現於中文世界。潘翎指出：“愛情”重點表達的是愛的浪漫情感，跟儒家傳統的“仁愛”“仁惠”不同；在中文演變史中，“愛情”最早於1908年出現在《辭源》中，但到1931年才第一次有“愛情”這個詞條。這些事實表明，愛情以前不是婚姻的前提。中國跟其他社會一樣，以前當然有過愛，也有過情，但浪漫意義上的“愛情”未必是過去人們日常生活的常態，所以沒必要發明類似“愛情”這樣的詞彙。牛郎、織女七夕相會的神話也很浪漫，但這個故事盛傳兩千多年、一直爲千萬人的夢想，本身就說明這只是一種願景，在現實生活裏可望不可即。

《特洛伊》（Troy 2004）劇照。

斯蒂芬妮·庫茨（Stephanie Coontz）在《婚姻簡史：愛情怎樣征服了婚姻》一書中，就清楚地告訴我們：愛情歷來不是人類婚姻的前提，而是到現代才“征服”婚姻、成爲婚姻的核心。

她談道：不管是古希臘、古羅馬時期，還是中世紀歐洲，由於婚姻都用於政治聯姻或物質功利，因此婚姻和愛情歷來都是兩碼事，並被認爲彼此不兼容；對於歐洲貴族，婚外情纔是愛情的境界，找紅顏知己或者浪蕩妓女成爲時髦；對於中下層人士，這個界限更是清晰，歐洲農民甚至編出詩歌，諷刺挖苦婚姻中的愛情，認爲婚姻中有愛情十分荒誕、異怪。筆者從雅典衛城博物館（Acropolis Museum）看到，古希臘人的婚姻是這樣的：

婚姻是遠古雅典最基本的社會制度之一，它的主要目的是確保合法地繁衍後代，因此不以新郎、新娘間存在情感關係爲前提。女孩通常在比較小的時候就嫁給比她年長的男人，而且婚事都由雙方長輩包辦。婚後，新娘住在丈夫家。婚禮在新娘家裏舉行，時間通常在結婚月，也就是一月中到二月中的月圓日子。婚禮持續三天，正式婚禮儀式之後一天結束。（引自雅典衛城博物館展品介紹）

在古代印度，結婚前就愛上對方被看成“破壞性的”（disruptive）、“反社會的”（anti-social）行爲，認爲“相愛”不是婚姻的正當理由。在1975年一項印度大學生婚姻觀問卷調查中，32%的大學生“堅決反對”把愛情作爲婚姻的基礎，只有18%的大學生“強烈贊成”以愛情爲基礎的婚姻。庫茨還談道：在中國傳統中，只有在媒婆協調下雙方父母像談生意一樣談好條件後，快到婚禮時雙方纔見面相識，愛情當然不可能是婚姻的前提；結婚後，如果夫妻過度親熱相愛，那會被看成是對家族利益的威脅，長輩（尤其婆婆）會出面阻擋；即使丈夫愛妻子，只要妻子沒盡到對父母和其他長輩的孝敬責任，族人也會施壓丈夫休妻，將她趕回孃家。即使在今天的中國，個別婆婆看到兒子對媳婦過於愛戀，也可能會跟媳婦過不去，處處設置障礙、製造麻煩。

《唐伯虎點秋香》（1993）劇照。

那麼，爲什麼各個傳統社會的婚姻這麼排斥“愛情”？我們會看到，各社會推演出的婚姻習俗和行爲規範，都是爲了加強人際跨期交換的可靠度，提升人類規避風險的能力。

人類早早看準了男女間生理上的相互吸引與需要，以其爲基礎發明、發展出婚姻與家庭，實現《夫妻雙雙把家還》中所唱的那樣的分工合作與風險共擔。在現實中，願景是否得到了有效實現？愛情會強化還是阻礙婚姻的避險功能？

選對象：爲了避險而發展出的策略

就婚姻的“寒窯雖破能抵風雨”的避險功能，我們可以看幾個具體實例。由於婚姻使兩方在收入上合二爲一，因此最爲理想的狀態是男女雙方的未來收入100%負相關，也就是說，男高時女低，男低時女高；而如果雙方收入高度正相關，那麼由婚姻帶來的組合對雙方的避險價值不高。雙方收入的相關係數越低（越負），婚姻的避險效果會越好。這就是爲什麼夫妻最好不就業於同一行業，尤其不要在同一公司，而是在互補性強的不同行業工作。

當然，婚姻帶來的避險效果也可體現在親家之間，聯姻後兩家會有跨期利益交換，因此如果兩親家各自的未來收入是負相關的，經常此消彼長，聯姻就使雙方更好地應對未來的不測風雲。

《廁所英雄》（Toilet - Ek Prem Katha 2017）劇照。

1989年，馬克·羅森茨魏希與奧德·斯塔克（Oded Stark）在一項研究中，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印度農村的父母通常將女兒外嫁很遠，尤其是收入低、產出波動又大的農村家庭，更傾向於讓女兒外嫁到遠方。此外，他們還發現，在自然災害發生時，有女兒外嫁遠方的家庭受影響較小。這些現象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顯然不是爲了提高生產率。

一般認爲，在低收入國家，從鄉村遷入城市是爲了提高收入。然而，根據1981年印度人口普查數據，從鄉村移居城市的淨人口僅佔總人口的2.2%，而鄉村之間的遷移則佔總人口的30%。其中，80%永久遷居的女性是因爲婚姻搬離家鄉，婚姻遷居是人口流動最主要的模式。馬來西亞也有類似的情況：遷居的女性中，69%是因爲結婚，只有13%的男性在結婚時遷居他鄉。

另一方面，收入風險的空間性是農業生產的重要特徵，意思是一地發生災害，另一地未必同時遭遇同樣的災害。羅森茨魏希和斯塔克計算得出，在印度農村，兩村莊間的距離每增加100公里，兩地降雨量的相關性就降低0.073（下降18%），收入相關性降低0.083（下降49%），工資相關性降低0.038（下降7%），距離對村莊間經濟狀況相關度的影響顯而易見。這給農民跨地區分散風險提供了機會。問題是，在存在契約風險、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情況下，人們怎麼實現跨區分散風險呢？由誰跟誰進行這種跨期交換呢？傳統社會沒有正規保險公司或其他金融機構，所以必須尋找其他方式。

答案在於聯姻，通過把女兒嫁到遠方村莊建立跨期互助關係，尤其是那些本來有親族關係的村莊。這樣做的優勢之一是，利用親族關係，最小化跨期交換的建立成本和執行成本，特別是信息成本；優勢之二是，能實現多樣化互利，張三家的女兒嫁到李四家，一方面女兒今後會給孃家送一些財物和收入，另一方面在發生意外時，張家和李家會進行互助，幫助彼此平滑消費波動；優勢之三是，張家和李家所在的村莊間距離越遠，聯姻帶來的消費保險效果越好。婚姻可以提升風險應對力。

《他和她的故事》（Ki & Ka 2016）劇照。

羅森茨魏希和斯塔克收集了1975—1984年間三個印度村莊的數據，這些村莊的農業產出風險很高，產出的跨期波動相當明顯，收入不穩定是農民一直面對的挑戰。從家庭構成看，108戶人家中只有8位家長來自外地（在外地出生），然而94%的已婚女性非本村出生，49%的家庭裏的已婚婦女超過2個，其中只有2戶的媳婦來自同一村落。這說明外嫁女兒、娶外地媳婦是村莊社會的普遍傳統。樣本中，婆家村莊與媳婦出生地間的平均距離爲30公里，其中最遠的距離爲47.7公里，收入的空間相關性受距離的影響程度大約爲63.8%，這表明跨區婚姻能幫助降低風險。

他們的計量結果證明：每多1個外嫁女兒，收入下降對食物消費的影響會削弱15%；每多1個外嫁女兒，接受其婆家轉移財富的概率增加75%，而每多1個媳婦，接受她孃家轉移財富的概率增加46%；相較而言，在跨區婚配中，女方家庭比男方家庭能獲得更多的避險收益；已婚女兒與孃家村莊的距離每增加1個標準差（60公里），收入波動對食物消費的影響會減少6%。因此，遠距離婚姻對降低消費風險有顯著的貢獻。

不過，這一作用集中在相對貧困的家庭，而富有家庭子女的婚姻距離就近得多，哪個父母不想常常看到自己的子女呢？這兩位教授發現，家庭財富每高1個標準差，收入風險對食物消費的影響就減少12%，多餘財富帶來的抵禦風險能力是把女兒遠嫁60公里所帶來的保險效果的兩倍。富家女兒當然就不必遠嫁。

《炙熱》（Parched 2015）劇照。

此外，在產出風險比較低的村裏，規避風險的必要性就少些，外嫁女兒的距離就更近；而如果有多個女兒，父母一般會把她們往不同方向遠嫁，這樣做似乎與傳統直覺相反，因爲如果把她們嫁到同一村莊，那會減少交易成本，也會減少信息不對稱程度，但那樣不利於最大化風險應對力。這進一步證明，在現代金融出現之前，避險動機在婚姻安排中的權重很高，愛情也就成了不可求的奢侈品。於是，婚姻由雙方長輩包辦、子女無戀愛自由，就不足爲奇了，因爲只有這樣才能確保家族各成員的利益不被犧牲。在避險利益面前，愛情的地位當然很低。

我們一般認爲，“嫁富”是女兒婚姻的首要目標，高攀是提升社會地位的捷徑。這也是爲什麼婚姻市場充滿逆向選擇問題，因爲富家長輩會擔心別家子女對自家兒女感興趣，就是源於他們由於貧窮而“攀富”的動機；而且即使財富背景不對等的婚姻發生了，這種懷疑也會使婚姻關係極不穩定、難以持續。羅森茨魏希和斯塔克在分析了382戶婚姻的情況後，發現婚姻雙方的家庭財富顯著正相關，這說明財富“門當戶對”度高，“攀富”傾向不突出。

這與兩位教授的數學模型推論十分一致：當避險是婚姻在生子以外的首要目的時，雙方家庭最好在財富等基本稟賦上般配（門當戶對），否則在未來，一旦富有的一方出現收入挑戰時（災害或其他風險事件），貧窮的親家可能無法給予幫助，無法兌現跨期交換。更何況貧窮的一方可能頻繁出現消費危機，經常需要親家幫助，使交換嚴重不對等、難以爲繼。印度農村婚姻在財富稟賦上“門當戶對”，而在收入風險上通過拉開兩家的物理距離來降低相關度（最大化彼此風險特徵的差異度），這些都印證了避險的確是婚姻的重要驅動力，也是實際效果所在。

“門當戶對”的策略也並不可持續

中國是否跟印度有別？在中國的婚姻傳統中，“門當戶對”無疑重要，避險需要也往往是婚姻背後的驅動力（正如《夫妻雙雙把家還》中所唱的）。隨着近代交通和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兩個不同趨勢出現。

《馬大帥》第一部（2003）劇照。

首先，新山以康村的通婚圈爲研究對象，70分析了20世紀以來山東農村的變化。根據康村戶口資料及新山的調查，相對於改革開放前，康村的婚嫁距離急劇縮短、通婚區域也快速內卷，通婚村數減少，婚入與婚出在地域上出現較大的不對稱性。主要原因是，經濟發展後，風險出現的頻率下降，人們的收入水平與風險應對力都上升，靠跨區婚姻達到避險的必要性下降，於是通婚圈半徑縮小。這也印證了基於印度數據的結論：在收入水平低並缺乏其他避險工具時，人們會通過遠嫁女兒來規避收入風險；反過來，這種遠嫁需求就逐漸降低，讓婚姻得以解放。

《甜蜜蜜》（1996）劇照。

其次，也有相反的趨勢，就是改革開放後，區域間財富差距拉大，於是長距離的跨區婚姻可以帶來“攀富”和城市戶口價值。比如，江蘇省71%的女性婚姻移民（嫁入），分別來自四川（29%）、貴州（16%）、安徽（13%）和雲南（13%）等省份，這些婚姻一般不是“門當戶對”的匹配婚姻。由此可見，以避險爲目的的正常婚姻傾向於“門當戶對”，而其他婚姻則不一定。

既然婚姻的避險功能已經顯著，爲什麼還會在未來改變呢？當然，一方面這種安排以犧牲年輕人的自由戀愛權爲前提，使婚姻離愛情遙遠。

另一方面，羅森茨魏希在1993年的後續研究中，基於印度農村普查數據發現，一旦跨區婚姻的保險效果太好，會帶來兩種負面影響：抑制正式借貸市場和新科技的發展。前者很容易理解，因爲如果村民都忙於利用婚姻和親情網絡解決跨期風險交換，而且這些還多少管用，就無暇顧及甚至不相信正式金融的避險作用了。後一種影響的通道在於：技術進步增強人口流動性，農戶不再被綁定於出生地，這就削弱了跨區婚姻所帶來的空間保險作用，同時技術進步使家庭財富增長，直接降低了收入風險對消費的影響，減少了對婚姻保險功能的依賴。

羅森茨魏希發現：農戶對婚姻等傳統避險方式的依賴程度越高，其對先進技術的排斥程度就越強，因爲他們擔心新科技的廣泛採納會降低傳統避險方式的可靠度。如果其他農戶都因新科技而降低對跨區婚配的需求，則農戶自身在婚姻市場上的選擇空間也會縮小。因此，他們選擇拒絕新科技、堅守舊文化，連移民美國的印度人及其後裔還堅持包辦婚姻。

避險婚姻與愛情婚姻，誰更穩？

從實際效果看，包辦婚姻（避險婚姻）與自由戀愛婚姻的結果不同。如果是父母幫子女安排對象，會優先考慮自己的養老需求（避險需求）和其他族人的利益；而如果子女自己擇偶，會在意自己是否喜歡、是否相愛。

1991年，三位學者對中國7個省6334對夫妻的情況做了系統問卷調查，分析後發現，相比自由戀愛結婚的男性，娶父母包辦的妻子帶來以下差異：妻子更順從聽話、生更多小孩、有男孩的概率更高、更認同丈夫的孝敬父母責任，但代價是婚姻更不和諧、妻子收入低或者不外出工作。

而自由戀愛婚姻中，夫妻和諧度高、感情一般更好。張作霖子女的故事就能佐證這一點，他是北洋政府時期的名將，有過6個妻妾、14個子女，其中6個是女兒。張作霖規定子女婚事都由他包辦，就這樣，年長的五個女兒的婚姻都由他安排，每個都成了他擴大政治影響力的工具，造成二女兒和四女兒的悲劇，而由於最小的六女兒在張作霖1928年離世時才4歲，沒來得及由父親包辦婚姻，後來能自行結婚，她成爲6姐妹中生活最完美的一個。

張作霖的六個女兒。

這些研究結論解釋了爲什麼各社會在古代都盛行包辦婚姻，由長輩包辦能確保後輩的婚姻以長輩和其他親戚的利益爲優先，避免後輩把一檔婚姻浪費在不一定對親族利益有用的愛情上。

那麼，跟功利婚姻比，愛情是否有益於強化婚姻的保險作用呢？前面談到，就避險而言，最好的匹配是婚姻雙方的未來收入完全負相關，一方高時另一方低，反之亦然，即所謂的“異性相吸”。但就愛情而言，雙方的出生與成長背景越相似，可能越利於文化與價值觀上的志同道合，即所謂的“物以類聚”。

格雷戈裏·赫斯（Gregory Hess）在他的理論模型中，研究了避險和愛情對婚姻的交互作用，結論是：如果男女雙方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很低、避險需求不大，那麼愛情會主導婚姻決策，而且婚後是否能持續，也取決於他們的愛情能否長久；可是，如果一方未來收入風險高、避險需要大，那麼不管愛情本身能持久還是曇花一現，避險需求會佔上風並主導婚姻的未來，也就是說，即使雙方當初因愛情結婚，只要雙方的收入波動高度正相關（比如，在同一公司或同一行業工作），這個婚姻會因爲缺乏避險價值而難以維持。只有在財富已經很多、未來收入風平浪靜的背景下，愛情才能主導婚姻。

赫斯也分析了1978—1994年間美國1200對婚姻的面板數據，發現在實際中，美國人的愛情一般是曇花一現，僅僅靠愛情建立的婚姻難以持久，所以婚姻命運長短的決定因素在於兩人的結合是否帶來避險價值：雙方收入波動的相關度越高（或者兩方收入波動率水平相差越大），婚姻的避險價值越低，兩人會更早離婚。這完美地驗證了西方諺言所說的“患難見真情”（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彼此有避險需求的婚姻纔會持續。

可是，赫斯也發現，雙方收入水平本身的差別並不影響婚姻的持久性。也就是說，丈夫與妻子的收入差距大不會造成離婚，兩人的收入是否風險互補纔是關鍵。普通人因爲收入風險高，需要利用婚姻達到互保互助，不能奢望追求愛情婚姻，反而更能白頭到老。

《婚姻故事》（Marriage Story 2019）劇照。

早在1981年，科特利科夫（Kotlikoff）跟合作者推出一個婚姻理論：正因爲每人都面臨未來風險（包括失業等），一旦遭遇打擊，會同時經歷物質和情感方面的衝擊，所以患難之時，在物質和精神上都需扶助。然而，如果直接到市場上購買情感保險和收入保險，會面對兩個挑戰。

首先，諸如“情感保險”這樣的“產品”，到目前還沒有便捷且多樣化的交易市場，這種市場有待開發，由於“情感”難以標準化或量化，因此也不便於交易、交割；其次，就收入保險而言，儘管市場上已有年金保險品等可供選擇，可是由於嚴重的逆向選擇及道德風險問題，這些保險市場還無法充分發展，要麼定價太高，要麼不夠個性化。相比之下，戀愛是雙方充分接觸、瞭解的過程，甚至可以婚前同居幾年，這些使結婚時彼此在信息和信心上都很充分，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不多，因此在物質和情感維度上的相互保險效果更優。

在他們的理論中，自由戀愛過程的長度和深度很重要，幫助降低信息不對稱、強化信任，愛情是降低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的手段。實際上，根據兩位作者的模型估算，婚姻常常比市場發揮更加靠譜的保險作用。

婚姻的避險功能：一個現代案例

當然，我們也可以在實踐中尋找一些場景，其中因爲某些變化而大大影響婚姻的保險價值，然後我們檢驗這一變化前後人們的婚姻決策是否受到顯著影響，藉此反映保險價值對婚姻決策的影響度。

《婚姻生活》（Scener ur ett ktenskap 1973）劇照。

瑞典1989年的“未亡人保險”改革法案，就提供了這樣一個場景。改革之前，瑞典政府給喪偶的個體提供終身保險。儘管具體支付方案很麻煩，但大體上政府會保障生還的一方，讓他/她可終生領取不低於之前家庭年收入一半的現金；然而，改革之後的新政要求，對於1989年1月1日或者之後結婚的夫妻，如果發生喪偶，政府只一次性發放一筆保障金，金額是喪偶年收入的40%。也就是說，1989年的改革顯著降低了婚姻的保險價值。

緊接着，當地人的婚姻決策發生劇烈變化：1988年底，也就是改革正式生效前的最後一個季度，登記結婚的伴侶數比之前激增了17倍多。從長期數據看，當時的年輕人普遍因爲改革而提前結婚：但1989年伊始，結婚率長期處於低谷，新結婚對數只是之前的一半左右。直到1995年同性婚姻合法化前，結婚率再沒回到之前的水平。此外，那場“結婚潮”也的確草率：1988年第四季度締結的婚姻，之後離婚的比例明顯高於早先。5年內，這部分婚姻的離婚率比其他時期高出約2.5%；10年內，超額離婚率是5%。

改革前後瑞典每季度新結婚夫妻數量。長虛線爲新政策生效日（1989年1月1日），“1989Q4”表示1989年第四季度（其他類同）。

顯然，保險利益使許多瑞典青年降低了對伴侶契合度的要求，證明利益在婚姻決策中的分量不輕。瑞典是最發達國家之一，國家福利豐厚，保險行業也十分完善。如果連瑞典青年都如此在意婚姻的保險價值，其他國家應該更在意。

這場改革也改變了年輕人擇偶的標準。不妨以受教育年數作爲技能的度量指標。那麼改革之後，高技能男性與低技能女性結婚的概率驟然下降；換言之，在婚姻市場上，男女在改革後都更傾向於和技能水平相當的對象匹配。原因在於，之前由於國家承擔了相當部分的保險職能，找對象時不必以避險效果作爲考量，可以重點尋找其他維度上的默契；然而，隨着國家保險職能的削弱，人們不得不重新依賴婚姻實現經濟保障，期待配偶填補一些經濟空白。於是，技能相當的男女間相互吸引力增強，互相婚配的概率增加。瑞典改革的經歷深刻解釋了風險保障在婚姻決策中的分量，也爲我們理解人類婚姻起源提供了一個現代案例。

《花都綺夢》（Kvinnodrm 1955）劇照。

婚姻：被人類選中的避險方式

基於血親解決跨期互助問題，這很好理解，因爲血親是生物性的，終生不變。可是，姻緣關係屬後天人爲，是基於海誓山盟的跨期承諾，也是人類虛構的“故事”，而且在智人的演變歷史中，婚姻這個“故事”出現得很晚。既然如此，爲什麼人們願意把這麼多避險需要、跨期合作寄託在這個“故事”上，不相信其他人際跨期承諾呢？畢竟即使到今天，在各民族的存在中，血親和姻親仍然是社會關係中最重要的兩個組建維度。當然，激素、性關係、生育子女是男女婚姻區別於其他契約關係的地方，這些生理因素可能足以使婚姻承諾持續長久。

《甜蜜蜜》（1996）劇照。

實際上，智人到很晚才發明婚姻，具體形式和內涵則經歷了多個變遷階段。但是，從起源到後來的演變，婚姻歷來不是愛情的結晶，而是爲了更好地實現男女在勞動中分工合作，爲了給人際風險交換提供必要的信任基礎。這是姻緣網絡的價值所在，也是各社會的包辦婚姻傳統背後的邏輯。

在缺乏金融市場和其他保障體系的社會里，婚姻不只是當事人個人的事，同時也跟許多其他人的利益息息相關。從中國到印度、非洲、歐洲等地，人們將多項避險需要附加於婚姻之中，使婚姻無限負重，以至於到現代美國因婚姻而得的權利多達1000餘種。對於如此負重的人際關係，人類當然不會輕淡爲之，而是推出了各類儀式、各種迷信、各項載體，比如“三從四德”、“七出三不出”、貞節倫理，甚至貞節牌坊等，其目的都是強化婚姻這種跨期承諾的可靠性，降低違約（離婚）風險，讓人們對未來放心。

正因爲傳統婚姻從一開始就不是愛情的結晶，所以只要跨期利益交換的需求還在，人們就不能說“我們沒有感情了，所以離婚”，因此過去的離婚率極低。婚姻的演化提升了人類的風險應對力，同時也馴化了男性的暴力衝動（妻子和爲人父都幫助緩和了男人的攻擊衝動），兩種渠道都帶來社會暴力的下降。當然，婚姻只是成家的手段，目的還是在於建立家庭，進而組構宗族。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注：封面圖片來自《武林外傳》（2006）劇照。

原文/陳志武

摘編/羅東

導語部分校對/李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