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澳大利亞將舉行3年一次的全民大選。澳大利亞大選方式是“選政黨不選政客”,將投票選出衆議院所有151個席位和參議院76個席位中的40席。在衆議院選舉中獲得過半席位即76席以上的政黨或政黨聯盟,將成爲澳大利亞執政黨,執政黨領袖自動成爲澳大利亞總理。

本屆大選角逐在支持率最高的兩個黨派之間展開,現任總理莫里森所在的聯盟黨和阿爾巴尼斯所在的工黨。如果聯盟黨勝出,莫里森將爲自己謀得又一個總理任期。但近期民調結果顯示,聯盟黨支持率落後於工黨10-14個百分點,莫里森連任前景並不樂觀;已在野10年的工黨可能重新走向澳大利亞政治舞臺的中心。

爲挽回頹勢、爭取更多民意支持,莫里森再次使出“反華”撒手鐧。早些時候,他設法儘可能推遲選舉日期,爲他和聯盟黨爭取更多表演時間。他變本加厲地渲染“中國威脅”,曾指責中國“操縱澳大利亞選舉”,還試圖給工黨貼上“親華”標籤。工黨方面也不甘示弱,頻頻展現對華強硬姿態。

原本只是澳大利亞內政的競選“政治秀”中,“中國因素”卻頻頻被兩黨政客提及並渲染。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東南亞和大洋洲研究所副研究員郭春梅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表示,在民粹主義沉渣泛起的背景下,澳大利亞外交事務已經被泛安全化;澳政客試圖通過抹黑中國轉移國內矛盾、攻擊對手,卻無視本國發展才是獲得民心的關鍵。

中國“躺槍”被澳政客頻頻提及

從宣佈大選日期之日起,莫里森政府就把“經濟不確定性”和“安全威脅”作爲競選主要議題。在這場以國家安全爲名的“恐慌運動”中,莫里森警告民衆,“改寫世界秩序的新獨裁勢力”已顯露苗頭,對“現有自由秩序”構成嚴重威脅。聯盟黨指責“外國勢力”干涉和操縱澳大利亞選舉,將矛頭直指中國。以澳防長達頓爲首的政客聲稱“中國可以將導彈發射到澳大利亞本土”,並大肆渲染“與中國開戰”的可能性。在澳大利亞生活多年的華裔,被扣上了“間諜”疑罪的帽子。

中國與所羅門羣島不久前簽署《中所安全合作協議》,在某些澳大利亞政客口中成爲中國干涉其選舉的“證據”。澳內政部長凱倫·安德魯斯稱,中國選在澳大利亞選舉前公佈中所協議是別有用心,目的是引起澳大利亞民衆對現政府的不滿,破壞聯盟黨的連任機會。她在接受澳洲媒體採訪時說:“北京肯定非常清楚,我們正在進行聯邦選舉。爲什麼中所協議恰好在聯邦選舉期間曝光?爲什麼非要選在這個時候?”

將中國“塑造”成“最大威脅”的同時,莫里森政府和聯盟黨也藉此向對手“潑污水”,攻擊工黨領袖阿爾巴尼斯與中國走得太近、對華態度軟弱,無法維護澳大利亞的“國家安全利益”。今年2月,莫里森甚至公開抨擊阿爾巴尼斯是“中國政府挑選的代理人”。就在莫里森發表這番言論不久,阿爾巴尼斯3年前在中澳商會上的一段講話視頻被翻了出來,在這段視頻中,阿爾巴尼斯用中文發表演講,呼籲澳大利亞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

“莫里森的這些言行,說明他已經是孤注一擲,急於抓住任何救命稻草。”悉尼大學歷史學教授詹姆斯·柯倫對《紐約時報》表示,莫里森的“反華急先鋒”姿態雖然經常得到美國的點名表揚,卻並沒有爲他在國內撈到多少政治資本。在對華問題上,莫里森已經“毫無謹慎或理性的剋制”,走上了“新冷戰鬥士”的不歸路。

工黨領袖阿爾巴尼斯也利用中所安全協議“反將一軍”,指責莫里森政府怠慢了太平洋島國,將所羅門羣島推向中國,這是二戰以來澳大利亞在太平洋地區“最大的外交失敗”。

“外交事務成爲大選主要議題,在澳大利亞歷史上是極其罕見的。兩大政黨都陷入了一種不理智的狀態,即讓‘中國問題’成爲主要議題,取代了原有的競選敘事。”《外交學人》指出,作爲澳大利亞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管控好與中國的雙邊關係應該是選舉議題之一,但是,澳大利亞與其最大貿易伙伴之間卻沒有政府層面的接觸,任由“中國問題”演變爲“誰更有資格保護國家安全”的黨爭議題。

郭春梅也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表示:“澳大利亞外交機構已經被‘安全議題’架空,對外交往被安全化,安全機構掌握了外交話語權。”外交事務本該歸外交部門負責,但在如今的澳大利亞,哪怕是最基礎的對外交往,也由安全部門說了算。安全部門的心態普遍偏保守而非開放合作,因此,澳大利亞在對外交往中更多地表現出保守色彩。

炒作“中國威脅”不如反求諸己

在這場攻守大戰中,澳執政黨和在野黨的對華調門越來越高,生怕自己姿態不夠強硬被對方比下去。然而一個基本問題是,對雙方的政治前景而言,“反華牌”真的有用嗎?

近日,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對3500多名澳民衆進行了一次民意調查,結果發現,民衆在2022年聯邦選舉中最關心的議題,是降低生活成本和完善養老體系,選擇這兩個選項的民衆高達60%以上。其次是提振國家經濟(54.4%)、降低醫療保健成本(53.5%)和應對氣候變化(52.8%),然後纔是防止恐怖襲擊、遏制犯罪等安全問題。至於所謂“中國威脅”,並不在民衆普遍關心的範圍內。

郭春梅指出,從民調結果看,澳選民關注的還是與自身利益相關的問題,比如生活成本高、看病難等。像國家安全、“中國威脅”這些問題,老百姓並沒有那麼在意,只是被政客或媒體炒作、放大了而已。以防長達頓爲代表的澳大利亞保守勢力,則通過頻繁炒作“中國威脅”謀取政治私利。

“反華牌”並不能給澳大選的任何一方加分,也不足以讓莫里森挽回失去的民心。回顧2019年的上一屆大選,工黨在民意調查中的支持率領先於聯盟黨,但由於民衆當時更不願意看到工黨領袖比爾·肖滕上臺,所以在大選之日紛紛倒戈,把選票投向了聯盟黨。但在本屆大選中,莫里森已經不是當年民衆心目中的那個莫里森了。

從私德到政績,澳政界和民間對莫里森的批評都不絕於耳。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期間,莫里森政府因抗疫不力而廣受批評。2019年至2020年,一場曠日持久的山火讓澳洲大片森林化爲焦土,無數野生動物葬身火海,莫里森卻在山火嚴重時前往夏威夷度假,這讓澳大利亞人出離憤怒。2021年,一名女性指控一名澳大利亞官員強姦了她,莫里森無動於衷的態度再次引發衆怒,讓他獲得了“厭女症”罵名。就連莫里森的同僚也說,他是個“僞君子”“騙子”和“沒有道德原則的惡棍”。

外交方面,莫里森的表現也一塌糊塗。2021年,澳大利亞單方面撕毀與法國的常規潛艇交易,轉而與美國和英國簽署AUKUS協議,法國總統馬克龍怒斥莫里森是個“騙子”。在對華政策方面,澳反對黨不止一次批評說,正是莫里森讓澳中關係“惡化到了不必要的地步”。2021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6次會議期間,莫里森因在氣候變化問題上行動遲緩而成爲衆矢之的。

中澳關係未來如何

在與莫里森的兩次公開辯論中,阿爾巴尼斯都佔了上風。在許多選民看來,阿爾巴尼斯在對待中下階級和應對氣候變化政策上優於莫里森。

1996年,阿爾巴尼斯當選國會議員。2007年工黨領袖陸克文當選總理後,阿爾巴尼斯擔任基礎設施和交通部長。2013年阿爾巴尼斯成爲副總理,但僅僅10周之後,工黨在選舉中落敗,阿爾巴尼斯隨之下臺。此後,阿爾巴尼斯的政治生涯幾經起伏,直到59歲時當選工黨黨首。

爲避免丟失中右選民的支持,阿爾巴尼斯收起了“左翼”鋒芒,爲自己精心營造“中間派”形象。他提出“進行安全改革”“復興而不革命”等口號,承諾在應對氣候變化、降低生活成本、提高最低工資等方面作出“微小而重大”的改變。他曾抨擊澳政府“讓移民船掉頭”的政策,在競選期間又改口支持該政策。他曾表示與中國打交道時將採用更謹慎、更一致的態度,在競選期間卻一改往日措辭,指稱中國是“對澳大利亞未來的安全威脅”。

對於阿爾巴尼斯的這些前後矛盾的態度,郭春梅說:“他畢竟是個政客。”因爲聯盟黨把“對華軟弱”當成對付工黨的一張“牌”,工黨似乎必須表現出對華強硬姿態,以避免被貼上“親華”標籤,刻意與中國保持距離。儘管如此,阿爾巴尼斯的競選策略與莫里森仍有諸多區別,最明顯的區別之一是,他希望爭取120萬名澳大利亞華裔的支持。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中澳關係持續惡化,華人在澳大利亞社會的處境愈發艱難。

對於工黨在民調結果中顯示出的優勢,郭春梅認爲,就常識而言,民調是民衆投票意願的反映,所以大概率反映了民衆對聯盟黨的不滿和對工黨的支持。但從上屆選舉的投票結果看,民衆對政黨的支持並不等同於對政黨領袖的支持。目前莫里森的個人支持率仍然略高於阿爾巴尼斯,所以還不能確定大選結果與民調不符的小概率事件會不會發生。

無論下一屆政府是聯盟黨還是工黨執政,中澳關係短期內發生根本轉變都有難度。“談中澳關係繞不開美澳同盟,而美澳同盟是澳大利亞兩黨的共識,是澳大利亞的外交傳統和防務基石。現在中美關係處於結構性矛盾中,所以任何政黨上臺,都難以在短期內扭轉澳政府的對華基本態度。”郭春梅說。

不過,對於工黨倘若上臺中澳關係是否有迴轉餘地的問題,郭春梅持“謹慎樂觀”態度。她說,當前中澳之間的任何交流合作通道都被堵死了,即便是教育合作、訪學之類的民間交流,也被澳方貼上了“安全化”的標籤。郭春梅認爲:“如果工黨上臺,起碼在民間外交和社會往來方面,會給中澳關係帶來一些回暖可能。中澳建交半個世紀以來,經歷過很多風雨,有過起起伏伏。只要不徹底關上合作大門,中澳關係回暖仍有希望。”    

本報北京5月18日電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胡文利

2022年05月19日 09 版

責任編輯:朱學森 SN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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