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輪疫情及封控措施之下，身處金融要素集聚的國際金融中心，上海金融機構的業務運行受到了多大的影響？復工復產之後，金融機構又有哪些打算？

5月上旬，第一財經聯合上海金融科技產業聯盟，面向上海金融機構發放《上海金融機構抗疫值守和復工復產專題調研問卷》（下稱“調研問卷”），調研上海各類金融機構在抗疫值守和復工復產方面的實際情況，通過74家金融機構的問卷回答，勾勒出疫情對上海金融機構的影響呈現出的分化態勢，以及復工復產後，爲應對未來類似突發事件，金融機構計劃採取的各種調整措施。

疫情影響分化

調研問卷顯示，在此輪上海的疫情及相應的封控措施下，對上海金融機構所造成的影響程度有所分化。

在調研問卷中“本輪上海疫情對貴單位業務系統運行的影響情況”這一問題，74家受訪金融機構中有41家選擇了“影響有限，大部分業務通過線上方式正常開展”，佔比超過了半數（55.41%）；另有4家金融機構選擇了“影響較小，各項業務整體增速正常或更佳”這一選項。

業內人士認爲，這部分受到疫情影響較小的金融機構中有些在2020年疫情時已進行了較爲完備的業務線上化轉型，因此在面對此輪疫情封控時已有相應預案及相對較爲充分的準備。

“早在兩年前新冠疫情暴發時，爲防範因爲疫情而不得不封閉隔離的情況，我們公司各業務部門就已進行了業務全流程的梳理，準備了業務遠程運作預案，基本實現所有交易運營業務均能線上遠程支持。”上海一家保險機構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上海此次疫情封控期間，公司保險業務、投資業務均平穩進行。

另一家資管公司負責人則表示這次啓用了備用職場，安排投資團隊以及相應的風控、IT、後勤保障團隊值守在公司，並且安排值守員工入住同一園區的人才公寓，儘可能保障員工生活需求和舒適度。

但由於業務模式、線上化程度等方面的不同，還是有相當部分在滬金融機構認爲，疫情對其業務系統運行存在較大影響，選擇“影響非常大，絕大部分業務處於停滯狀態”、“影響相當大，許多業務無法正常開展，業務規模下降”、“影響顯著，許多業務遭遇了限制和阻礙，業務增速下降”的金融機構分別爲3家、10家及16家，合計達到29家，在74家受訪金融機構中佔比約爲四成。

一家選擇“影響非常大”的保險代理公司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其主要從事工程貨運卡車的保險中介業務，由於風險非標化，很難進行線上出單，業務幾乎停滯；同時，在財務結算方面，由於還無法申請增值稅電子專票，因此也無法與保險公司、客戶進行資金結算。另外，工程貨運卡車行業的現金流在疫情期間也變得緊張，直接影響到了其保險業務。

儘管影響程度相異，但爲了保證客戶資金的安全以及業務的穩定性和持續性，大多數上海金融機構都安排了人員進行值守。從調研問卷結果來看，截至5月20日，74家金融機構中有50家機構的疫情值守時間已持續30天（含）-60天，佔比達到67.57%；也有12家金融機構的值守人員在機構內值守已達60天及以上，佔比爲16.22%。

而各金融機構在疫情期間的值守人員規模則因機構業務及規模差異而有所不同。總體而言，考慮到對員工生活的影響及防疫安全，各金融機構在保證業務穩定進行的前提下，都儘量做到值守人員的規模最小化。因此，從佔比上來說，值守人員規模少於10人的機構最多，達32.43%（24家）；其次則爲10人（含）-30人，佔比爲27.03%（20家）；而在調研的74家在滬金融機構中，值守人員達到200人及以上的爲8家，其中4家爲商業銀行、2家爲證券公司、2家爲金融要素市場。

調研問卷顯示，針對這部分疫情期間的值守員工，各家金融機構均採取了各項措施保障員工在值守期間的生活需求。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心理健康問題普遍受到了受訪金融機構的重視。在74家上海金融機構中，有65家金融機構提供了精神保障措施，對值守員工進行心理疏導和情感交流，在所有的保障措施中選擇比例最高。

復工復產後，金融機構將爲未來做好準備

日前，上海第一批金融機構復工“白名單”出爐，涵蓋864家金融機構，金融業正式進入復工復產階段。

“這次復工復產後，我第一件事就是要召集各部門開會，覆盤一下這次疫情封控期間的‘得’與‘失’，並且更重要的是，要吸取這次的經驗，對業務流程、線上化程度、辦公室功能完善等各個方面進行梳理並做出相應調整優化，以免未來再發生類似的突發事件，再次變得‘手忙腳亂’。”上述資管公司負責人表示。

事實上，調研問卷結果顯示，在復工復產之後，幾乎所有受訪金融機構都將採取調整和改進措施，以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各種“黑天鵝”事件。其中，“提高核心業務系統可靠性，保障關鍵功能不間斷”是金融機構選擇最多的措施，一共有68家金融機構選擇；“重要崗位人員實行A-B崗，保障團隊工作持續性”（66家）以及“增強遠程辦公協同演練，以應對員工長期居家情況”（63家）分列二、三位。也有部分金融機構選擇對職場進行調整，其中，30家金融機構選擇“對現有職場進行適當改造，以應對抗疫值守各項需求”，17家金融機構選擇“在浦東、浦西分別設置備用職場，以應對極端封控情況”。僅有1家金融機構選擇“以上措施均無”。

“我覺得我們之前設置浦東、浦西職場的決定還是很對的，此次兩邊分別調配人員還是有一定的空間的。”上述資管公司負責人表示。

不過，在此次調研中，針對更具體的職場調整或增設問題，更多的金融機構（54家）表示“暫無調整和增設計劃”，佔比達到67.5%。金融業人士分析稱，金融業分支機構的開設往往需要監管機構進行審批，同時其職場一般對選址、規模等要求也比較高。由於成本、公司規劃、流程等問題，可能金融機構短時間內調整或增設職場並不太容易。而在有職場調整或增設計劃的金融機構中，18家計劃在浦東或浦西增設辦公職場或後援中心，有6家金融機構計劃在上海之外的其他省市增設辦公職場或後援中心。

而對於辦公職場的多中心佈局，多數受訪金融機構則認爲，在日常工作時，辦公職場的佈局應有利於單位各項業務的高效開展，各職場之間應有便捷的通勤出行條件（62家）；以及辦公職場的佈局應適應機構前、中、後臺業務特點，在辦公品質和成本支出之間做好平衡（50家）。而在疫情期間，辦公職場的配套設施應能提供值守人員的基本工作、生活條件，解決員工的後顧之憂；以及辦公職場的選址應能夠應對“分區管控”的硬性要求、保障核心業務持續平穩運行兩大因素，則有最多金融機構選擇，分別達到59家及54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