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能源雜誌 範珊珊 武魏楠

俄烏衝突的爆發讓“保障能源安全”超越“能源轉型”成爲了世界各國共同關注的焦點，中國亦不例外。在新的國際能源供需形勢驅動下，從去年下半年至今，我國連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強調能源安全。而能源消費以煤爲主是我國當前的基本國情，2021年煤炭消費量佔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56%，毫無疑問，在中國提能源安全繞不開煤炭。

5月23日，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要保能源安全，落實地方煤炭產量責任，調整煤礦核增產能政策。再開工一批能源項目。而也就是此次召開會議的12天前，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要確保能源正常供應，決不允許出現拉閘限電。要優化政策、強化協調，安全有序釋放先進煤炭產能。

而在一個月之前的4月20日，國務院常務會則強調煤炭作爲主體能源的作用，提出要優化煤炭生產、項目建設等覈准政策，落實地方穩產保供責任，充分釋放先進產能。2022年將新增煤炭產能3億噸。

中央層面如此頻繁強調能源安全，尤其是煤炭的保供作用，近幾年來極爲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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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落實煤炭“保供穩價”，從國家到地方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截至5月23日，國家發改委對於煤炭價格調控監管政策已發7篇解讀，包括煤炭企業不得通過關聯方大幅度提高煤炭價格、定義動力煤爲銷售給發電供熱企業或熱值低於6000千卡的煤炭、煤炭企業不得通過提高流通費用等方式變相大幅度提高煤價、煤炭中長期合同不得捆綁銷售現貨變相超出價格合理區間、各環節煤價均應在合理區間內等。

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孟瑋17日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發改委再次聚焦保供穩價，強調以煤炭爲“錨”做好能源保供穩價工作；密切監測煤炭市場價格變化，對超過合理區間的進行提醒約談。

4月29日，國家發改委會同國務院國資委、國家能源局就煤炭中長期合同簽訂履約召開會議，要求煤炭生產企業嚴格按照不低於年度煤炭產量80%簽訂中長期合同，嚴格落實煤炭中長期交易價格政策要求，壓實地方責任，推動應急保障合同補簽到位。

關於新增煤炭產能3億噸的來源，國家發改委3月18日在《關於成立工作專班推動煤炭增產增供有關工作的通知》（下稱《通知》）中，要求主要產煤省區和中央企業全力挖潛擴能增供，年內釋放煤炭產能3億噸以上，其中1.5億噸來自新投產煤礦，另外1.5億噸增量則通過產能核增、停產煤礦復產等方式實現。

長久以來，煤炭一直是我國能源供給的“主力軍”。在新能源快速發展的當下，煤電依然貢獻了約六成的發電量。我國能源資源稟賦的特點是“富煤貧油少氣”，石油、天然氣資源有限，對外依存度相對較高，資源稟賦決定了煤炭在能源體系中的主體作用。

在國家發改委和國家能源局聯合發佈《“十四五”現代能源體系規劃》中，明確提出進一步保障煤炭供需穩定和能源安全，提升煤炭儲備能力，增強中國煤炭自主供給能力，在碳達峯碳中和總體要求下，煤炭行業將加速向綠色生產、綠色消費轉型升級。值得思考的是，在“雙碳“目標下，如何能在“控制總量”的同時“兜住底線”，保持一定規模的煤炭生產和消費？這是否會影響能源轉型、實現“雙碳“目標的進程？

新週期

煤炭主體能源地位重提是否意味着煤炭又進入了新一輪的“黃金週期”？

衆所周知，從2002-2011年，是煤炭行業快速發展的黃金十年，在“電找煤”那段時期，與電力企業連年虧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煤炭企業賺得盆滿鉢滿。“市場煤、計劃電”的矛盾在彼時極爲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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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2年下半年開始，煤電行業產業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伴隨着經濟增速放緩、衆多小型煤礦的無序擴張導致產能過剩以及低價進口煤的衝擊，煤價延續下跌，煤炭企業生產經營困難，虧損面不斷擴大。大部分煤炭企業的煤炭銷售價格已逼近生產成本線，全行業九成以上企業虧損，部分煤炭企業停產。

也就是2012年下半年到2016年，市場供過於求，產能嚴重過剩，煤炭行業遭遇了黃金十年後的“寒冬”。據當時的數據，2015年6月，環渤海動力煤價格指數報收418元/噸，而在2011年10月，同樣熱值的動力煤價格爲853元/噸。

2016年，政府開始出手化解煤炭過剩產能，在煤炭領域推出供給側改革。2016年2月，國務院印發《關於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明確從2016年起，用3至5年的時間，煤炭行業再退出產能5億噸左右、減量重組5億噸左右，並提出相應配套支持政策。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紮實推進去產能，讓煤炭行業逐步走出困境。

同年11月份，在國家政策的力推下，大型企業開始更多地簽訂煤炭長協合同。與以往不同的是，2016年開始的中長期合同有了明確的定價機制，確定5500大卡動力煤的基礎價爲535元/噸，在這個基礎上參照市場的變化做相應的調整，還增加了一些履約監管和違約責任的相關內容。

在有關部門一系列針對煤炭行業保供應、穩價格的措施之下，煤價開始回穩，進入一個相對平穩發展時期。從2016年到2021年的5年間，煤炭行業的兼併重組加快，行業集中度進一步提高，煤炭生產向資源富集地區集中，大型現代化煤礦成爲煤炭生產主體。

據CCTD中國煤炭網數據，今年2月下旬以來，全國煤炭日產量持續保持在1200萬噸以上，陝西、內蒙古、山西日產保持在900萬噸以上，晉陝蒙三省的產量佔據了中國煤炭產量的75%以上，比2021年的佔比72%水平更高。除了新疆外，大部分新增產能均位於晉陝蒙三省，而上述三省的煤炭企業也成爲受益者。

除了產地集中外，煤炭企業的市場份額也走向集中。據煤炭工業協會數據，2021年，全國共有15家煤企產量在5000萬噸以上，合計產量爲24.6億噸，佔全國原煤產量的60.5%。其中，國家能源集團、中煤集團等6家煤炭企業2021年產量過億，合計18.5億噸，佔全國原煤產量的45%，前十家原煤產量佔比超過53%。2018年，原煤產量前十大企業合計市場份額爲42.35%，在短短三年內前十家企業的原煤產量佔比提高10%。

再從規模以上煤炭企業數量看，2011年，全國規模以上煤炭企業的數量爲7700家，2021年規模以上煤炭企業的數量爲4343家，在十年時間內煤炭企業的數量已經下降了超過40%。

集中度再次提高的煤炭行業卻在去年遭遇了新的挑戰。雖然從2014年到2016年，中國煤炭消費連續三年下降，從2017年到2020年則處於漲幅很低的平臺期。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後，動盪不安的能源市場中，煤炭資源再次成爲全世界的爭奪焦點，市場發生了出人意料的逆轉。

供需失衡

去年上半年，煤電供應的穩定格局被激增的電力需求打破。受疫情、極端天氣、能源綠色轉型等因素影響，進口煤供應增量有限且高熱值煤源緊缺，水電發電量不理想，全球經濟復甦以及國內需求好於預期，導致煤炭供應緊張，煤價飆升。

2021年9月5500千卡的電煤價格飆升至1079元/噸，是2020年同期的1.9倍（2020年9月25日價格爲563元/噸），國內煤價的持續走高造成火電企業發電成本驟增，火電企業面臨着“發電即虧損”的窘境，導致了全國電力供應緊張的問題。入夏以後，中國多個省份出現電力供應緊張局面，尤其以廣東、浙江、江蘇、湖南和雲南等省，甚至一度被迫拉閘限電。

然而，2021年，中國依然成爲煤炭使用量增幅最大的國家。根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 2021年中國的煤炭消費量增長了4.6%，也是十年來最強勁的增長率。從主要耗煤行業來看，去年全國火電發電量同比增長8.9%，成爲拉動煤炭消費增長的主要動力。事實上，中國早在2013年就已經達到了煤炭消費的峯值。當年煤炭消費總量達到42.4億噸，並在2014至2016年實現了連續三年下降，雖然後續消費有所回升，但始終未回到2013年的水平，總體下降趨勢沒有改變。

如今，煤電矛盾再次成爲了全社會焦點。從供給端，國務院做出緊急調整，增加煤炭供給。2021年7月底，內蒙古38處因用地手續不全而停產的露天煤礦已收到用地批覆，正全部復產，涉及產能6670萬噸/年。8月初，內蒙古、山西、陝西、寧夏、新疆等5省區讓15座聯合試運轉到期處於停產狀態的煤礦延期一年，增產增供，涉及產能4350萬噸/年。

在煤價大幅上漲的背景下，2021年煤炭行業賺得盆滿鉢滿。2021年全國規模以上煤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7023.1億元，同比增長212.7%。4343家規模以上煤炭企業營業收入32896.6億元，同比增長58.3%。

因而，爲了避免“拉閘限電”再次上演，圍繞保供穩價，去年以來國家出臺一系列政策。保證能源安全成爲了首要任務，煤炭的兜底保障作用被多次提到。

特別是進入2022年，俄烏衝突的爆發，國際能源供應形勢更加嚴峻複雜，石油、天然氣價格不斷攀升並屢創新高，全球油氣供需的緊張以及價格的上漲，使得全球能源消費向煤炭傾斜。“去年歐洲的天然氣電力短缺讓歐洲、美國都開始全球大量的使用煤炭，歐洲去年燃煤發電量都是兩位數的增長。今年以來歐洲又是大肆地在全球搶購煤炭，進口量也是兩位數的快速增長。”信達證券研發中心總經理助理、能源開採首席分析師左前明分析道。

據中國煤炭經濟研究會發布的1-2月煤炭經濟形勢分析，今年以來，煤炭主要出口國的產量以及出口量均出現不同程度下滑。年初，印尼政府更是發佈禁止煤炭出口的禁令，澳大利亞、南非動力煤出口繼續收緊，再加上東北亞地區需求繼續增加，澳大利亞和南非煤價延續上升趨勢。

受到內外能源供應形勢的影響，煤炭成爲了保證我國能源安全的不二選擇。國家能源局局長章建華在日前公開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在供給側，立足以煤爲主的基本國情，發揮煤炭煤電對新能源發展的支撐調節和兜底保障作用。”

根據中國煤炭工業協會判斷，2030年以前，我國煤炭消費將進入總量峯值平臺期，並轉入總量回落的歷史變革期。預計“十四五”時期，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重將持續下降，煤炭消費量將在40億噸至42億噸之間，煤炭市場總量、需求結構基本穩定。

也就是說，至少在未來十年內，煤炭消費一直還會處於高位，而從長遠來看，要實現“雙碳”目標，降低煤炭消費總量及消費過程中的碳排放強度是必然趨勢，如何能擔負好能源保供和綠色轉型雙重任務是擺在整個行業面前的一大挑戰。

“雙碳”VS煤炭

5月30日，能源資訊機構標普普氏報道披露，爲應對國內用煤缺口，全球最大的煤炭生產商之一——國有印度煤炭公司將自2015年以後首度重啓動力煤進口。在歐洲因俄烏衝突尋找俄羅斯以外替代煤源情況下，印度加大海外煤炭採購力度將加劇國際煤炭貿易的緊張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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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情況並非孤立。俄烏衝突之後，歐洲很快對俄羅斯採取了多輪制裁，4月7日，歐盟決定對俄羅斯實施新一輪制裁，內容包括對俄羅斯煤炭實行禁運。但這並不意味着歐洲就不再需要煤炭資源。反而因爲天然氣進口的減少，以德國爲代表的的部分國家甚至還要恢復一批燃煤發電廠以保證電力的供給。這就要求歐洲從全球範圍內採購更多的煤炭。

歐洲的煤炭買家開始從澳大利亞、印尼等煤炭出口國購買煤炭。供需失衡和物流成本的增加，煤價一路攀升衝擊歷史高點，5月20日，紐卡斯爾動力煤現貨價達到436.07美元/噸（約2921元/噸），令人歎爲觀止。

煤炭在全球範圍內的反彈並不是俄烏衝突的直接結果，只是在此之後被放大了。根據國際能源署（IEA）數據顯示，2021年，全球碳排放量和煤炭使用量均反彈，分別同比上升了6%和9%。

在能源安全受到威脅的時候，全球各國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能源安全，而把“減碳”放在了相對次要的位置上。“中國也不會例外，只有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之下才有可能去碳轉型的問題。現在強調能源安全，更多的是因爲之前幾年我們在去產能、減碳等方面做的事情，有些過猶不及了。”一位國家級智庫研究人員告訴《能源》雜誌記者。

在2015年之前，持有“煤炭消費量進入下降週期”觀點的人不在少數，其中也包括大量的煤炭行業內人士。對於煤炭消費達峯的恐懼，以及能源轉型的壓力，讓煤炭企業擴大生產投資的慾望被大幅度壓制了。

在強有力地執行去產能政策後，煤炭的供需失衡開始逐步修正。但在2020年，隨着中國提出“2030年碳達峯、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運動式減碳”席捲而來，給煤炭供給又打上了沉重的一拳。到了2021年，就是我們熟知的能源供給和安全危機。

看起來無論是中國還是全球範圍內，“雙碳”和煤炭（亦或是其他化石能源）都是在目前情況下不可調和的“矛盾”：也即強調雙碳，能源安全會出問題；需要能源安全的時候，煤炭等化石能源兜底，製造更多的碳排放。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一種波動的平衡。“從時間維度來看，煤炭的這一波即便算是某種意義的復興，也只可能是短期行爲。”上述研究人員說。

“不管怎麼說，目前煤炭在中國的能源消費中都佔據了超過一半的份額。如果能夠把煤炭的清潔高效低碳利用做好，讓煤炭消費更高效、更綠色、更低碳，實際上是最大的減碳，也更符合我國國情。”左前明說，“從近期的政策來看也是這樣的，煤炭供給保障安全是相對偏短期政策，中央更長遠的打算是加強煤炭的清潔高效利用。在這一方面去年以來也有相關財政等支持。”

過去我們經歷了煤炭市場的週期性變化，未來我們可能要面臨着雙碳目標帶來的能源市場週期性變化。這不再僅僅只是價格、供需的影響，而是市場與政策的雙重作用。“煤炭的市場化程度很高，但同時也是受到政府強管制的市場。在雙碳目標的執行上，政府更是會始終保持強有力的調控手段。”上述智庫研究員說，“行政減碳的力度可能會大於市場減碳，現在因爲保供而維持了煤炭生產的山西、內蒙等省份在未來還是會承受較大的減碳壓力。”

目前來看，這種波動太過於激烈而且對經濟和社會發展都造成了很多負面的影響。無論是我們在去年遭遇的拉閘限電，還是歐美國家面臨的能源價格暴漲、供給不穩定，都是政府與社會不願意在減碳過程中看到的。這冥冥之中似乎又是“能源不可能三角”在發揮着作用。

尋找平衡點

在本輪能源危機之前，歐洲被視爲能源轉型的優等生，很大程度上是因爲它們在“價格、安全、環保”三個不可能三角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根據歐洲之前的能源轉型計劃，天然氣將會是能源轉型過程中從高碳轉向零碳的重要過渡。

但是現在歐洲敗給了能源安全供給的問題，這對於中國來說意味着天然氣的過渡作用也必須建立在安全穩定的基礎之上。但是考慮到目前國內天然氣對外依存度突破50%可能只是時間問題，“依賴”天然氣實現能源轉型過渡並不是一個大概率的可選項。

正如前文所述，“減碳”與“減煤”並不是畫等號的。只要能保證煤炭消耗之後的排放沒有二氧化碳，那麼即便是100%煤炭消費也是可以實現碳中和目標的。

這當然只是一種極端的假設，實際情況是煤炭的清潔高效利用是煤炭給中國能源安全兜底的底線。2022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強調了“要立足以煤爲主的基本國情，抓好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納能力，推動煤炭和新能源優化組合。”清潔高效利用的煤炭，地位並不比新能源更低。

中國的能源結構基本面有一個共識：煤炭在未來10年左右都會是最高比例的單一能源。如果能夠對於主體能源煤炭實現更“低碳”的運用，那麼即便是煤炭消費量的增加也並不一定帶來碳排放的同等規模增加。甚至客觀地來看，有可能實現減碳的目的。

當然，物質不滅是宇宙恆定的定律。煤炭再增清潔利用也會有碳元素的排放。CCUS技術高昂的成本註定了煤炭消費量必須要逐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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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誰來代替煤炭呢？

在中國面對“能源不可能三角”難題中，煤炭佔據了“低廉”和“安全”兩點。想要找到一個完全複製煤炭作用的能源類型在目前來看（甚至更長的時間維度下）都是一個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務。那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放棄低廉和安全中的一個。在經歷了2021年之後，低廉幾乎是100%會被放棄的一個選項。

這不算是一個意外的結果。在2021年發改委1439號文發佈之後，全社會對於電價上漲的預期就已經拉滿。而且這還是在煤電依舊是主力電源情況下的上漲。假設技術條件不變，那麼隨着煤炭的退出，電力系統成本的進一步上升，電價有可能會更進一步。

這當然不是我們願意看到的結果。但是目前來看，可再生能源發電成本的大規模下降也只是在發電環節相對於化石能源有了競爭力，可是從整個電力系統的角度來看，可再生能源的大規模接入還是提高了發電成本。

歐洲用大規模的氣電來平衡低碳與價格。即便是不考慮歐洲目前的困境，我們也沒有使用大規模氣電的條件。其他的諸如抽水蓄能、電化學儲能儘管有了商業價值，但對於電力系統成本降低沒有太多的幫助。至於氫能，短期內更不在考慮範圍內。

以目前的技術條件這可能是一個無法解決的死局。但技術的進步永遠是那麼不可預測。就像風電光伏在20年前基本只是科幻小說和電影中才會大規模存在。至少我們現在有了更多的選擇和可能的技術路線。

擺脫煤炭毫無疑問是一個長期命題。在過去的20年裏，我們用高碳、低廉支撐了經濟的飛速發展。未來經濟依然要發展，但我們卻不能夠再擁有高碳。找到一個“價格、安全、環保”的平衡點，我們需要等待技術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