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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上是對手,反盜版方面也可以是隊友。

撰文 | 佘宗明

來源:數字力場

華爲,陳春花,噹噹,張一鳴……這四個名字“同框”,意味着什麼?

答案是,熱度,流量,話題性——這裏面哪個名字拎出來,都不乏關注度。

而將其串在一起的,是一個“蹭”字。

華爲和陳春花,原本是大戲主角。劇情梗概是:

華爲方面聲明:跟陳春花沒有任何關係。

Ps:聲明背景是,網上出現了上萬篇渲染任正非與陳春花交集的標題黨、浮誇風網文,文中將陳春花稱作“華爲軍師”“華爲海軍司令”。

陳春花聲明:那些文章並非自己所寫;華爲僅爲其學術研究案例之一。

到底是誰蹭了誰……在華爲與陳春花的先後切割之後,這問題引發了喫瓜羣衆的揣測。

本來這是個荒誕劇,結果蹲在瓜田的當當網嫌事不夠大,順勢拋了個瓜出來,一下子將觀衆注意力轉到了別的地方——

噹噹網在微博上發了封公開信,喊話字節跳動及其創始人張一鳴。

這封信說是隔空喊話,實則“硬氣”斥責:它將吹捧陳春花的神文,歸結於盜版書商與個別自媒體爲了利益目的的炒作,隨後指責字節跳動縱容盜版書商,爲其牟利提供溫牀。

互聯網公司之間出現利益糾葛後,負責人互懟或官微互斥,這類景象不時有之。

但一家互聯網公司向另一家互聯網公司致公開信,信中多是斥責,就連將信函例行問候語“你們好!”也改成了“你們不好!”,這頗爲罕見,也難免引發外界遐想。

打着反盜版名義的當當,將自身置於了道義制高點,它的斥責之態,也容易在正義旗號的加持下收穫共情。

但如果把這封信置於複雜的背景框與長時性的座標軸中,由表及裏地看,又會發現事件更多的面相。

01  

盜版即作惡。正如洗稿是對原創權益的劫奪那樣,盜版是對文化創作成果的盜竊,絕不可被容許。

但盜版黑產利益鏈根深蒂固,並不容易根除。

早些年,很多人都追過一堆熟悉又陌生的“武俠大師”,如“全庸”“金庸名”“古尤”“古龍巨”……全是李鬼冒充李逵。它連着的,就是盜版利益鏈。

近幾年,國家層面對盜版亂象的整治不斷強化:

從2007年9月國家版權局反盜版舉報中心正式成立,到發佈全國打擊侵權盜版十大案件的機制化;從多次開展“雙打”、“劍網”等專項行動,到明確實行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都在織牢織密反盜版治理網絡。

2019年4月,因爲《鄭淵潔經典童話皮皮魯外傳》等涉嫌盜版圖書67萬餘冊,童話大王鄭淵潔還給北京市文化執法總隊送了幅錦旗。

在此之前,他曾跟盜版“量子糾纏”,他自稱:寫作40多年,有30年在疲於奔命保護知識產權。

反盜版機制的完善、動作的頻密,無疑給鄭淵潔等版權權利人撐了腰。

也得看到,盜版黑產跟專項治理、日常執法的隱性角力一直都在,打擊盜版沒有完成時只有進行時。

02  

就此次事件而言,雖然噹噹網蹭熱度的姿勢頗顯尷尬——“明明是兩個人的電影,它卻偏要加戲成主角”,但能將打擊盜版的議題帶入公衆視線,並非什麼壞事。

喚起打擊盜版的共識是好事,問題是,它選擇了喫相挺受爭議的一種方式:借反盜版名義,來了一出“踩人抬己”的拉踩戲。

聯想到郭德綱的那句“同行是冤家”,又聯繫起圖書電商格局的變化,噹噹藉機發難,究竟是臨時起意還是醞釀多時,頗可玩味——可以看到,在炮轟對象、方式和時間點上,它都挺“講究”。

對象上,它原本似乎可將反盜版箭頭對準各個平臺,畢竟,任何大型平臺都沒法杜絕盜版。可它爲什麼最終瞄準了頭條抖音?

原因興許在於,頭條抖音切入了其腹地——短視頻+直播+文字超鏈,對其傳統貨架電商的賣書模式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衝擊。

《抖音電商圖書行業發展數據報告》報告顯示,在興趣電商帶動下,每天通過抖音電商售出的圖書已超過45萬本。2021年,平臺內圖書出版企業號數量持續增長,到年底已接近1萬,同比增長134%。

興趣電商拉動了增量盤子,也撬動了存量蛋糕的再分配。如果說,京東、淘寶、拼多多圖書品類業務的成熟,讓噹噹成了輸家,那抖音、快手圖書業務拼圖的補全,讓噹噹又輸了一次。

要知道,就在十幾年前,噹噹網還曾壟斷圖書電商大半壁江山——李國慶曾透露,噹噹網當時還有底氣憑着優勢地位,用“二選一”逼出版社網上獨家供貨。

可如今,頭條抖音更廣泛的覆蓋與更高效的觸達,在降維打擊中蠶食了屬於噹噹在圖書電商市場的既有份額。

方式上,要反盜版,本來可以“把朋友搞得多多的”,集結衆力將槍口一致對準盜版黑產,可它選擇了最具輿情衝擊力的發公開信炮轟方式。

訴諸破壞性的“手撕”而非建設性的“探討”,以解決問題之名製造出新問題來在所難免。

時間點上,今年1月,噹噹開啓了21年來史上最大的一次組織架構調整,意在向內容發力,爲文化轉型鋪路。

但這半年來,最搶風頭的是東方甄選。東方甄選成了抖音圖書賽道發力的抓手,就在剛過去的6月,其單月圖書銷量高達266萬單。更早之前,無論是“噹噹事變之慶渝年”大男主李國慶,還是主持人王芳、劉媛媛,都在圖書帶貨方面趟出了路子。

業務衝突與形勢變化,無疑給觀察此次噹噹發難的深層意圖提供了多維切口。

03  

從圖書電商競爭關係看,噹噹將矛頭對準頭條抖音,似乎是找對了標靶。

但從反盜版的角度講,噹噹將矛頭對準頭條抖音,顯然是立錯了靶子。

有兩個情況不容忽視:

1,近些年來,在知識產權保護強化的大背景下,大型平臺針對盜版的治理動作頻仍。典型的如:

淘寶:十多年前曾聯合數十家出版社共同治理盜版,共同簽訂反盜版聯盟圖書版權保護合作備忘錄;去年推出基於區塊鏈網絡的反盜版系統。

京東:着力加強源頭控制,開戶前對供應商進行嚴格的審覈,要求開戶供應商有出版資質及出版許可證;與出版供應商建立溝通機制,一經發現盜版,馬上查處;建立自查與督查機制。

抖音:2021年上線知識產權保護平臺,爲各版權方開通線上維權專屬通道,全年受理侵權投訴超1萬次,刪除侵權鏈接超4.8萬條;2022年1月,與京版十五社反盜版聯盟簽訂圖書正版保護合作備忘錄,在品牌合作、維權綠色通道、主動防控、線下專案打擊等方面展開深入合作,聯合推出“防僞dou知道好書正新知”欄目;還會基於自身主動防控系統,對平臺圖書商品進行專項抽檢……

噹噹:發佈“拒絕盜版書,堅決主張正版維權”和成立反盜版聯盟的倡議;形成了公司多部門交叉審覈機制、信譽評估體系、平臺保證金模式和大數據監控等措施。

這兩年,各類平臺協助警方搗毀盜版窩點的新聞屢見報端。

對平臺來說,在“避風港原則”下的平臺中立責任向“紅旗法則”下的主體責任轉換的語境中,在跟正版出版商的合作效益遠高過姑息盜版之收益的情況下,在盜版黑產最終會造成平臺、出版社、消費者多方共損結局的現實裏,它們縱容盜版的利益動機只會越來越弱。

稍微有點長線視角與長遠眼光,都知道不能以犧牲平臺信用和聲譽爲代價,去爲惡作倀。

2,治理盜版是個長期工程,平臺與黑產從業者的貓鼠遊戲不會結束,盜版也不可能從大型平臺上徹底消失。

將盜版清零,是人們內心所向。但因越來越分散化、隱蔽化,盜版行爲儼然成了頑疾式存在,沒哪個圖書電商平臺敢說能將盜版亂象“一鍵清除”。

高喊打擊盜版的當當,僅近幾個月就被曝出數起售賣盜版書的投訴。也因如此,反盜版箭頭只對外不對內,難免給人“還施彼身”以口實:你這樣罔顧自身燈下黑,確定不是縱容盜版?

這不是否定當當的反盜版行動效果,只是說,在盜版黑產套路深深之下,平臺打擊盜版之路註定道阻且長,平臺要做的就是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基礎上再高一尺,朝着更高效的治理更進一步。

就算沒法清零,也要能消盡消。

04  

盜版治理越不易,越需要形成“執法者+平臺+權利人+消費者”多方協同的共治式反盜版格局。

在此框架下,平臺與平臺也該形成“反盜版共同體”,以反盜版爲契合點相向而行、形成合力。

特別是當下,網絡已成爲國內圖書銷售主渠道,不少盜版黑產會跨平臺引流、多平臺流竄。

這就需要,身處反盜版統一戰線的平臺們摒棄門戶之見,將箭頭一致對準盜版黑產,切忌將零和式商業競爭關係帶入到反盜版治理中來。

針對有些不法分子的流竄,平臺們不妨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共享體系,共享盜版線索與治理資源。

比如,交流反盜版實踐經驗,實現盜版治理技術與模式的取長補短;共享黑名單,讓不法分子“一處盜版,處處受阻”。

無論如何,盜版纔是平臺的共同敵人,對一個着力於打擊盜版的平臺來說,站在對立面的,不應該是另一個打擊盜版的平臺,而是盜版黑產。

就此次事件而言,噹噹將自身和其他平臺人爲對立,分置在敵我兩側,只能是製造反盜版同一陣線的內訌內耗,於行業無用、於社會無益。

既然是以反盜版之名,那就該將注意力資源引向對反盜版本身的關注,而不是盜版以外的“恩怨”。

某種程度上,友商的“友”,對應的也該是在公共利益面前多些良性合作,少些惡性競爭。

05  

說到底,治理盜版,各個平臺都責無旁貸——這裏的“責”,不是要相互指責,而是要共同擔責。

對盜版的零容忍,該是平臺協力共治的共振點。

猶記得,若干年前,作家韓寒在作品集《像少年啦飛馳》的序言裏寫道:

《三重門》以後有很多盜版和僞本,包括《三重門外》《三重門續》《生命力》等等。大家盜版我的書我沒多大意見,只是希望可以尊重原著,盜出水準,不要出現跳頁漏頁,不要把別人的東西搬過來說是我寫的。

這說的是當年的情形。從吐槽退回到無力吐槽的妥協姿態,不啻爲遭遇盜版後無力感的迂迴表達。

打擊盜版,就是要“讓無力者有力”,讓侵權者不敢橫行。

毋庸置疑,隨着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深度、廣度的提升,盜版問題已大爲改善。

但治理盜版需要治理死磕,需要久久爲功。

而要將反盜版更好地進行到底,內嵌要求就是——

要更多地齊心協力,而不是相煎太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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