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知產刑民交叉爭議問題增多 需加快建構協同保護格局

21世紀經濟報道 見習記者 鄭雪 北京報道

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新，刑事保護是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要一環。9月24日，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學院、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理論研究基地、最高人民檢察院知識產權檢察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版權貿易基地主辦的2022知識產權刑事保護論壇在京舉行。政企產學研專家齊聚一堂，聚焦知識產權刑事保護重點問題，探討知識產權刑事保護新路徑。

網絡侵權成爲重要侵權方式

2021年3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施行，對涉及侵犯知識產權各種犯罪行爲的規定予以修改，從嚴打擊。法律層面的變動帶來了知識產權犯罪方面的新變動，尤其涉及刑事案件。

最高人民檢察院知識產權檢察辦公室主任劉太宗介紹了當前知識產權犯罪案件呈現五個特點。

一是打擊力度不斷加大。2018年到2021年，全國檢察機關起訴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人數逐年上升。二是商標權仍然是犯罪行爲主要侵犯對象，約佔知識產權犯罪總人數的近九成。三是高技術領域案件增多，商業祕密案件大幅上升。四是網絡侵權成爲重要侵權方式，手段不斷翻新，辦案難度增大。五是團伙化、鏈條化特徵明顯，共同犯罪約佔近七成，呈現人貨分離、貨標分離、加工存儲分離等特點。

中國人民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副院長郭禾教授表示，目前知識產權侵權案件增長迅速。“有必要對此給予特別關注。國家已經建立了技術類知識產權民事和行政案件的特別審理機制。隨着計算機、網絡、數據等技術方面的知識產權侵犯案件的逐漸增加，知識產權刑事保護也應給予特別關注。”

同樣來自最高法的數據顯示，2015年至2021年，全國法院一審審結的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總體呈上升態勢。 

明確法律適用界限

創新已經成爲引領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知識產權保護對於發展尤爲重要。

最高人民檢察院知識產權檢察辦公室主任劉太宗表示，檢察機關不斷加強知識產權專業化建設。最高人民檢察院組建知識產權檢察辦公室，各省也在積極跟進，通過整合刑事、民事、行政檢察職能，加強綜合司法保護。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四檢察部副主任劉麗娜對北京市人民檢察機關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做的一些工作做了介紹。通過引入技術調查官機制、建立特邀檢察官助理制度、健全公開聽證制度等，由專業人員輔助、參與案件辦理；同時爲落實好檢察爲民辦實事，回應羣衆法治需求，北京市檢察院與市政務服務管理局建立“檢察+熱線”合作機制，從海量羣衆來電中深挖檢察辦案線索，釋放檢察監督效能。

我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形成了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並行發展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體制機制。

“《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綱要（2021-2035年）》提出加大刑事打擊力度，修改完善知識產權相關司法解釋。需要構建科學合理的入罪標準，明確各個罪名之間法律適用標準。”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法官許常海說道。

同時他也表示，知識產權刑事案件管轄佈局會更合理，知識產權“三合一”審判機制體制改革優勢將進一步凸顯。實施知識產權“三合一”的地區，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將在中級人民法院轄區內由相應的基層人民法院管轄。

側重公平誠信的競爭秩序建立

《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綱要（2021—2035年）》要求健全統一領導、銜接順暢、快速高效的協同保護格局。具體到知識產權領域，侵權行爲的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在各類標準上均存有差異。

“以商標爲例，只有未經許可，在同一種商品或服務上使用與註冊商標相同的商標的行爲，才考慮納入知識產權刑事打擊範疇”，劉麗娜介紹。刑法和民法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範圍、構成要件、證明標準等方面的規定，均存在差異。

二者如何實現有效銜接，與會專家給出了自己的觀點。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院長劉豔紅圍繞著作權犯罪、商標權犯罪、商業祕密犯罪三個角度闡釋了刑民銜接問題。在她看來，刑法重視公共利益的保護，如果一個案件涉及對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的侵犯，則需要有一個綜合的考量，尤其是法理的考量。

清華大學法學院知識產權法研究中心研究員洪燕對商業祕密刑民交叉做了思考，從構成要件、法律承擔、管轄比較、訴訟流程四個方面出發，對刑民銜接做了具體闡釋。洪燕借用清華大學刑法學專家周光權教授的說法“前置法和刑法是煙與火的關係”，認爲商業祕密犯罪裏面的‘火’，應主要側重公平誠信的競爭秩序建立，刑事犯罪打擊的重點應主要針對惡性竊密行爲。

實踐中知識產權的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誰先誰後？

許常海表示，刑事案件審查要以權利本身爲重點，認定知識產權權利構成、歸屬和範圍，需要運用民事審判的思維和民事法律的規則。劉麗娜則表示實踐中會首先考慮是否構成民事侵權。

具體到行業，騰訊集團法律部專家法律顧問李丹以視頻侵權及版權保護爲主題，提供了來自業界的實踐案例。在她看來，短視頻平臺已經成爲侵權盜版最嚴重場景之一。同時她也表示，加大高判賠和適用懲罰性賠償力度是遏制侵權的有效手段，司法實踐中各地法院越來越多通過司法裁判或出臺審理指南等方式，對著作權領域懲罰性賠償進行積極適用，這對視頻版權保護有着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