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宇

研究日本經濟衰退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這方面的國內外著作頗多。其中，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的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出版的《大衰退：宏觀經濟學的聖盃》（2008）一書，針對1990年至2005年的日本大衰退進行了詳細考察，從分析日本企業在經濟衰退之後如何修復受損的資產負債表入手，創造性提出了資產負債表衰退的重要論斷，爲解釋日本經濟長期陷入衰退的問題提供了獨特視角。無獨有偶，日本學者兼媒體人池田信夫在出版的《失去的二十年：日本經濟長期停滯的真正原因》（2012）一書中，從日本的現狀、歷史、經濟學角度出發探討了日本經濟衰退的內因，通過一些基本事實證據和經典案例分析，不僅顛覆了過去部分研究的錯誤認知或誤區，而且將日本經濟長期停滯的問題放置到日本的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等領域，從多視角進行考察。可見，日本國內的學者對本國經濟長期陷入衰退的研究興趣濃厚。由於日本經濟金融發展的經驗歷史頗爲典型，作爲後發國家，中國對日本經濟衰退的研究也表現出了較強的興趣，如王洛林等編著的《日本金融考察報告》（2001）和蔡林海等編著的《前車之鑑：日本的經濟泡沫與“失去的十年”》（2007）等，二十年來持續的研究也表明了研究日本經濟的重要性。

最近一段時期，有關日本經濟金融的研究在持續增多，一方面是由於日本長達三十多年的經濟金融發展歷史和實踐具有典型意義，無論是資產負債表的衰退還是日本房地產泡沫，以及衆所周知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財政赤字貨幣化等，日本都有比較充分的實踐；另一方面是基於日本從作爲後發國家成長爲發達國家的歷史進程中，既有後發國家工業化的普遍共性，包括出口貿易導向，也有作爲後發國家實現追趕的超越的經驗，但最終卻走向了長期的衰退。如何理解日本經濟的內在邏輯和外部衝擊是一個值得持續跟蹤研究的重要課題。日本央行第30任行長 （2008-2013）白川方明作爲知名經濟學家，不僅擁有豐富的貨幣政策管理和實踐經驗，在日本央行工作近四十年，而且長期跟蹤研究日本經濟，在相繼出版了《泡沫經濟與貨幣政策：日本的經驗與教訓》（2001）和《現代貨幣政策：理論與實踐》（2008）後，他的《動盪時代：白川方明親歷日本經濟繁榮與衰退的39年》一書的中譯本在今年問世，這本書從一位日本央行親歷者的角度分析了日本經濟繁榮與衰退的39年，從全球視野反思了日本經濟和貨幣政策。作者身份的特殊因而使得本書具有很強的啓發性。

從國際經驗看，美國央行負責人回顧經濟和金融或貨幣政策的著作較多。如有力抗擊1970年代至1980年代“滯脹”危機的前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就出版了《時運變遷》，很詳細記錄了通脹危機和美聯儲抗擊通脹的政策經驗證據，其中也反思了國際貨幣體系和全球經濟的一些重要問題。美聯儲前主席本·伯南克也出版了專著《行動的勇氣》一書，記錄和闡釋了大蕭條以來最糟糕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翔實地披露了決策過程的細節並梳理了作者對金融政策和工具的思考與反思。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出版的《國際金融危機：觀察、分析與應對》（2012）對2008年發生的全球經濟金融危機的原因以及中央銀行應對危機的政策、效能和角色轉變等進行了理論研究，並就中央銀行政策轉變和危機救助模式進行了前瞻性研究，提出了具有影響力的觀點。閱讀貨幣政策主要制定者著作，一方面可以較爲準確地理解中央銀行應對危機的政策理論、政策工具選擇以及具體的操作路徑，能夠掌握到第一手資料，另一方面可以比較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價值取向，從貨幣政策主要負責人的理論思考發掘有關全球經濟金融危機和貨幣政策導向。《動盪時代》這本書的主要內容，結構上以作者的中央銀行職業生涯爲時間線，包括日本銀行職業生涯的形成期和行長時代，而作者的職業生涯恰是日本經濟從繁榮走向衰退的完整週期，因此在本書的前兩部分涉及到日本經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20世紀80年代的泡沫經濟崩潰與金融危機、2008年全球經濟金融危機和2012年的歐債危機等對日本經濟的影響，對應的是日本實施的零利率以及全面寬鬆貨幣政策。從四十餘年的全球經濟金融變遷中，日本經濟金融被迫承受了負面溢出衝擊，日本經濟結構本身的外向型特徵和融入全球金融市場的複雜性，決定了日本中央銀行的政策選擇頗爲艱難。從許多的研究中也可發現，日本經濟從繁榮到調整再到長期停滯，受到全球經濟金融的影響頗深。當然，由於日本經濟金融的獨特性，導致中央銀行的政策轉變難免會出現失誤甚至失敗。

本書第一部分第一章，作者自述了自己職業生涯的39年經歷。如作者本人所說，39年的學習和職業生涯中形成了以銀行業務爲出發點的思維方式，並體會到了全球關係網絡的重要性，這也成爲了作者後來位居日本中央銀行理事和行長的工作指南。白川方明工作時間最長的部門是貨幣政策計劃局以及負責金融市場體系的金融市場局，同時在研究部門和調查統計部門都有工作經歷，這些經歷共同培育了作者的宏觀視野和嚴謹的治學態度，具體總結有四點：一是基於經濟理論思考問題的重要性；二是通過與實務工作者交流獲得啓發的重要性；三是根據中央銀行具體業務制定政策的重要性；四是中央銀行之間加強國際交流的重要性。從這四點可以窺見作者的研究思路。後記部分，白川方明再次強調了政策制定和實踐的關聯性。每一個事件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幾乎相同的事件在許多國家發生過，既有共性因素，也有着微妙的差異，必須從理論視角去理解各個事件的內在機制。

由於本書的內容十分龐雜，因而在閱讀本書時應有兩方面的知識儲備：一是對日本的宏觀經濟判斷應有基本的事實證據和數據資料支撐，如本書在分析二十世紀80年代的泡沫經濟時所指出的，要綜合分析泡沫生成和膨脹機制，不僅要說明爲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而且有必要解釋爲什麼監控泡沫膨脹的機制沒有發揮作用。本書給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解釋，即對於修訂貨幣政策具體措施來說，最至關重要的是改革的行爲邏輯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社會的理解或支持。不難看出，日本中央銀行政策爲應對泡沫經濟所制定的政策未必是理論層面的效用最大化，而是現實權衡比較的結果。作者認爲，泡沫經濟與貨幣政策的關係問題仍充滿爭議，或者說未能達成理論共識。二是日本貨幣政策的進程與全球經濟網絡具有密切的關係，這是由日本經濟結構和全球化的影響力所決定的。在評價頗受國內部分研究者非議的“廣場協議”和“盧浮宮協議”時，作者認爲當時貨幣政策部門意識到了這兩個協議的負面影響，但作爲政治決策卻並不難理解，反映了貨幣政策並非解決經濟金融問題的唯一要素，正如應對危機時的貨幣政策也並不是萬能的。可以說，作者早期已經意識到了貨幣政策的侷限性，但限於歷史條件和政策工具的約束，尚難以超越歷史環境的制約。

從作者白川方明的職業生涯的視角來回溯日本過去39年的經濟與貨幣政策具有獨特意義，一方面是基於他在擔任日本中央銀行負責人的任期曾遭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2010年歐債危機、2011年日本東京大地震以及福島核事故。在一系列內外部衝擊下，導致本已低迷的日本經濟雪上加霜，國內需求萎縮、投資信心受挫、通縮壓力上升等構成了當時日本央行貨幣政策的嚴峻挑戰，作爲貨幣政策部門負責人期間，可謂作者職業生涯最艱難的時期，頗有挑戰性；另一方面是日本在經過二十多年的危機創傷後很難修復，一部分問題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的階段，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也受到了質疑，比起貨幣政策所關注的經濟增長和通脹問題，金融穩定性也愈發重要，而貨幣政策本身的短期調節作用難以取代長期政策的功能。應對經濟金融危機除了依靠短期貨幣政策工具，還應在加強金融監管、推動制度改革等方面作出部署，積極發揮財政政策的特殊作用，共同應對經濟下行、需求不足等問題。不難看出，作爲日本中央銀行負責人，作者對貨幣政策的認知帶有較強的反思精神，不過在人們的刻板印象裏這種反思大多數時候只是日本人的一種行事作風。《動盪時代》雖然主要回顧的是作者親歷的重大歷史事件以及職業生涯的不同時期的認知，但卻在許多層面帶有很濃厚的理論風範，主要體現爲三點：一是作者糾正了過去一直以來一些研究日本經濟經驗教訓的慣常誤區，本書在分析泡沫經濟以及日本經濟衰退的問題時更多從歷史長視角去剖析前因後果；二是過去一些研究專注於日本國內經濟和社會對其金融體制、貨幣政策帶來的影響，卻忽視了全球化語境，作者在書中就零利率政策、日元升值和“廣場協議”等焦點問題分析了國際背景，包括美國對日本貨幣政策的施壓、國際貨幣體系的結構性原因等；三是一些研究批評日本的財政赤字貨幣化以及日本中央銀行大手筆購買日本國債等政策，作者認爲日本央行增加的貨幣並未進入國內市場，而且主要由日本金融體系作爲內部債務擔保來被企業用於海外投資，因而在日本國內物價和資產價格並沒有像歐元區或美國市場出現通脹上升或資產價格異常波動的情境。

目前的日本經濟和金融現狀引起了許多研究者的關注，特別是國內的研究者對日本獨特的財政與貨幣政策、經濟和產業結構等具有濃厚興趣，有關日元、日債、泡沫經濟等議題的討論甚囂塵上，反映了日本經驗教訓的長期性和典型性。作爲親歷了日本39年經濟和金融發展進程的學者型官員，白川方明指出了日本在過去實施的經濟、貨幣和財政政策的缺陷或者問題，同時表達了對中央銀行職能優化以及貨幣政策改革的期許。回過頭來看，2008年全球經濟金融危機的爆發不僅預示着傳統的貨幣政策理論和政策工具在失去效力，而且這些政策和工具在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危機中再次放大，並演變爲不斷上升的“滯脹”風險，歐洲中央銀行和美聯儲在超大規模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後迴歸正常化的難度越來越大，如何抗擊持續的高通脹並防止經濟大規模長期衰退成爲歐美中央銀行的最大挑戰。反觀日本，由於經濟復甦緩慢、國內需求不振，尚未能出現通脹大幅上升的預期和趨勢，這也似乎印證了作者對通脹目標制這一貨幣政策框架的反思，即使最初看來很合適的規則，也不可避免地會逐漸失去其有效性。

再觀察現實的世界，就可以從本書的學理與經驗層面獲得更多的啓發，從三個層面體現其重要性：其一，現代經濟增長過度倚重貨幣政策，通過貨幣政策手段、工具和組合等短期行爲來解決諸如全要素生產率下降、人口老齡化以及地緣政治和供給不足產生的通脹等問題，將很難再發揮作用。由於經濟和社會是複雜的適應性系統，即使最初看來很合適的規則，也不可避免地會逐漸失去其有效性。其二，刺激經濟政策反映了日本貨幣政策的“迷途”，即在超寬鬆貨幣政策上越走越遠，時至今日仍依賴於超寬鬆政策，嚴重依賴海外資源和海外市場的日本經濟很難避免外部的巨大沖擊，全球疫情持續、地緣政治局勢惡化等外部環境導致日本經濟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問題集中爆發，刺激政策卻收效甚微；其三，日本長期存在的經濟和金融問題在越來越多的發達經濟體得到了驗證，歐美國家普遍存在的“日本化”趨勢，主要表現爲“低增長、低利率、高債務、高槓杆”，通過債務維持和寬鬆貨幣供應支撐的經濟註定具有脆弱性，實質上也反映了歐美經濟的衰落正在加速且不可逆轉的大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