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北青深一度

記者/李一鳴

新《職業教育法》已在我國實施半年

“現在的學生水平太差了。”這是唐茉進入高職工作後，前輩對她講的最多的一句話。

高職，全稱爲“高等職業技術院校”，也就是所謂的“大專”。據2021年全國教育事業統計數據顯示，無論從院校數、招生人數還是在校生人數來看，高職院校以及高職生，都佔據着全國高等教育系統的半壁江山。但提到“大學生”，人們似乎只會想到另一半。

然而隨着今年上半年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出臺，“職校生”的概念再次被拉到聚光燈下。以往的刻板印象並不容易扭轉——家長覺得讓孩子讀職校是進了“差生收容站”，而分流到職業教育的學生，也往往被貼上“差生”的標籤。

這或許並不只是家長和學生們的偏見，在高職任教的老師也存在這樣的錯覺。成就感並不隨着政策與資源的傾斜而增加，講臺之上，他們要傳授知識，講臺之下，他們被政策、績效、職稱、表格等緊緊裹挾，他們是連接學生、社會與職業教育的卯榫，同時也是在考覈體系中疲於應付的螺絲釘。

成就感

“現在的學生水平太差了。”這是唐茉聽到的最多的話。從教17年，從教師做到院系領導，這種抱怨她聽了17年——儘管她從來都反感這種說法。

2005年3月，唐茉第一次走進上海一所高職院校的教師辦公室。彼時她的身份是實習教師，幾個月後，她留了下來。“我們這工作實際上是有點慈善性質的。”一名老師說。“收容”那些差生，這是很多同事眼中一所職校的社會功能——“有個地方管着他們”。

當時唐茉並不理解這句話的含義。她選擇高職院校的工作理由很簡單——她想在上海做老師，但以碩士生的身份進入普通本科比較困難，而正好這裏錄用了她。

自由。這是她做學生時對高校的印象——自由選課、和教授們自由交談、多樣的課餘生活……但當她第一次踏入教育系統的“後臺”，她意識到同爲高等教育，職校和普本的差別。剛上課不到10分鐘，一位老師就氣呼呼地推開辦公室門，一屁股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叫學生氣回來的。

“我們這些學生是很差的”、“給我們這些學生上課是很不好上的”……唐茉一點點理解到這些關於職校的刻板印象。實習時她旁聽了其他老師的課，的確，每堂課上，學生的聲音比老師的還大。

但唐茉沒想過“我的學生是差的”，實習時，她還有種“莫名的自信”。她覺得“如果我來上課，應該不會上得這麼糟”。

2005年8月末，新生入學，最後一項是學生找各自的班主任簽到。唐茉還記得，幾乎每位家長走到她面前時，臉上都帶着疑惑的表情。“（他們）可能覺得我太小了，根本就不像是有經驗、能管好學生的老師。”她說。甚至有家長直接脫口而出：‘你這麼小？’”

當晚，她在教室裏組織第一場班會。在她的設想中，大家第一次見面，老師又在講話，“是不是好歹安靜一下？”但場面全非如此，“整棟樓裏所有的新班級，班會開得最失敗的就是我。38名學生，除了一兩個以外，根本不聽我的。”上班第一週，唐茉每天都在哭。

唐茉認爲，這種落差來源於她與學生在經歷和背景上的差異。她自己本科和碩士都讀經濟學，她信奉市場是最優的制度，而競爭會讓最優秀的人脫穎而出。而臺下的孩子，無疑是在這12年以分數爲評判方式的競爭中，被“篩選剩下”的人。

但她相信，只要努力，人人都能實現自己的價值，無論對於這些處在“低起點”的學生，還是這個“誤入差生堆”的自己。“金牌教師”是她爲自己定下的目標，爲了拉近和班上這38名學生的距離，她總會找學生一對一談話，還給自己班的學生布置了週記的任務，就一條要求，“愛寫啥寫啥”。

每次收上來學生的週記，她都會寫好評語返還回去。有人會寫一件社會上發生的，讓自己感到憤怒的事；有人寫寢室裏的矛盾；還有人寫自己同時談的四個男朋友……花名冊裏的名字，變成一個個有生活的人。

學生們給她取了個外號叫“唐僧”。“你太囉嗦啦！”“只要被你叫過去，我們就知道最後都會被你說服。”慢慢地，有學生主動給她發消息，聊自己高考失敗只能上高職，心裏這關很難過；每逢年節，也會有不少學生給她打電話問候。成就感在那段時間迅速爆棚，那個學期末，不管是四六級，還是證書的通過率，還是考試成績，她帶的班級都名列前茅。

每年都舉辦的職業院校技能大賽

競賽

兩年後，“唐僧”送走了她的第一屆學生。學生們還製作了一個視頻，記錄下兩年來39個人的集體記憶，全年級沒有任何一個班，班主任和學生的距離這樣近。

但在接下來的十幾年裏，唐茉卻覺得，她的榮譽越來越多，職級越來越高，但和學生們的距離卻越來越遠。

大環境正悄然轉變，自1999年起，教育部出臺《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啓動高等教育擴招計劃，並明確“招生計劃的增量將主要用於地方發展高等職業教育”，幾年間，教育部印發多項文件，明確了高職教育與高職院校的管理規範。政策導向讓高職院校不斷擴張，高等職業院校的數量在22年內由474所增長至1486所。

截至2021年，高等職業教育招生556.72萬人，佔普通高等教育本專科招生總數的55.60%、佔中高職招生總數的45.90%；高等職業教育在校生1603.03萬人，佔本專科在校生總數的45.85%、佔中高職在校生總數的48.42%。

但高等職業教育的建設規劃，很大程度上是對本科教育建設的模仿。教育研究者、浙江財經大學教授賀武華曾在論文中指出，2006年11月由教育部、財政部啓動的 “國家示範性高等職業院校建設計劃”與“211工程”存在一定的同形效仿關係。

該計劃從全國1000多所高等職業院校中，選擇辦學定位準確、產學結合緊密、改革成績突出、制度環境良好、輻射能力強的100所高等職業院校，分年度進行重點支持。這也是中央財政對高等職業院校的第一次集中的專項投入。2019年，教育部與財政部又提出了“雙高”計劃，即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院校和專業建設計劃，這也與普通高校的“雙一流”建設類似。

一系列政策帶來利益驅動，牽引和框定着高職院校和教師們的行爲。對於學校來說，取得重點項目、被劃爲重點校、被列入示範校，是院校的成績，也意味着更多的資金和資源。

而這些政策導向，最終作用在包括唐茉所任教的學校在內的每一座學校、每一位教師身上。

想要得到政策扶持，院校主體需要在“錦標賽”中取得勝利；而對於高職老師來說，他們有職業技能大賽、“萬人名師”評比、國家級教育教學團隊評比……在這些賽事中勝出，既會給教師們帶來利益，也能在學校的“成績簿”上添上一筆。

唐茉自稱趕上了一波“大躍進”。從2010到2014年，她先後在全國職業院校技能大賽中獲得金獎，還拿到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也發表數篇論文。這些成績讓她從基層教師一步步成爲學校的中層管理者，同時，學校也在此期間評上了示範校、試點校，獲得了更多政策支持。

那段日子基本都是在“寫材料”中度過的。它們在分走唐茉的精力——要搞“國賽”、評精品課，就要選拔出一批尖子生去補課培訓；而想要評上獎，就得去寫總結匯報材料；自己要評職稱，則要發論文，還必須要發關於國際貿易的專業性文章。她和其他老師交流過，“我們把課上好，然後申請課題，發一些和教育教學相關的研究成果不好嗎？”老師們一句話回過來：“這種教育教學的文章，評職稱沒分量，發多少篇都只能算一篇的量。”

各省市教育部門對職業教育持續加大投入

會教學不如會寫材料

“忙，但也不知道在忙什麼。”唐茉常會聽到其他老師這樣抱怨。每個老師被各種考評、績效、評獎、論文所纏繞，大家的目標都是積累更多“可以被寫進材料裏”的成績。

來自廣西省南寧市一所高職院校的老師楊思琪則詳細講述了自己所在單位的考評體制。正高、副高、講師、助教，教師的四個層級，每級分三檔，總共十二個等級。

每級教師都有三年度的考覈指標，如完成一項省部級科研課題立項，完成幾個教改課題等。如果完成不了，相應比例的崗位工資就會被扣掉，而如果三年考覈期過後指標沒有完成，職稱就會下降一個檔次。“哪怕你已經是教授了，如果指標達不到，你只能拿講師的工資。”

每個人的工作都需要寫進一份份報告和表格裏，然後再把個人的成績填入學校的、主管部門的“更大的表格”中。

回顧走上講臺的最初兩年，唐茉覺得，“只要我不認爲學生差，這些學生最終都會開花。”——那批學生的確出路不差，有人成爲企業的管理層人員，有人考下日語N1去做了翻譯，有人在外貿銷售領域越做越大，也有家境一般的學生靠自己的努力在陌生的城市買了房。

那是和唐茉最親近的一批孩子。這樣的情形在後來再沒出現過。她沒法把那麼多精力放在課堂和學生身上。唐茉常聽到同事們這樣的話——“教得再好有什麼用呢？”那些講臺上的工作總是最難以被量化的，往往會被排到末尾。

2019年4月19日，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會長、教育部原副部長魯昕在華東師大舉行的中國教育發展論壇上透露：根據《關於實施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學校和專業建設計劃的意見》，這項高職版的“雙一流”由教育部“領投”，帶動各部委“跟投”，計劃總投入達650億元，是“雙一流”建設317億投入的兩倍多。

數據顯示，“雙高”計劃的院校列表中，80%以上的院校，其財政撥款都佔總經費預算的50%以上，這表現出高職院校對財政撥款的高度依賴。在這種依賴下，學校更偏向於將各種評定指標作爲辦學的指揮棒。

相比於評獎評優，教學顯然就屬於那種“看不見的工作”。唐茉告訴記者，對於老師來說，與其把每個班教好，不如在每個班選一兩個學生參加比賽，拿個國賽金獎，“就什麼都有了”。唐茉的領導還有句“名言”：“做工作有個標準，就是一定要讓上級領導看見。看不見的（工作）你做了有什麼用，沒有人說你半句好。”

新進入職業教育賽道的年輕老師也漸漸被“同化”，大家都會做競爭性而非合作性的項目，只爲讓自己在評職稱上的排位更高一步。“還會有老師因爲學生不聽課而氣得離開教室嗎？沒人這麼傻了。”唐茉說。

“除了例會，還有教研會，除了上課，還要開班主任會，如果有學生有問題，你還要去找學生談話，然後學生交什麼材料，你還要去填寫這些材料。”浙江義烏的一位高職教師把自己形容爲“陀螺”。在持續不斷的旋轉中，對教學的專注與熱情，也漸漸消散掉了。

“後高三時代”的“保姆”

高職的輔導員則面臨着另一重困境——大多數時間，輔導員和學生們在表格中認識彼此。

在高職院校，輔導員是教職工中最基層、卻又相當重要的角色。他們要維護整個體系的穩定運轉。“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盯自習、查寢、和情緒出現問題的學生談話、辦活動，這些都是輔導員的工作，有些輔導員會把自己稱作“保姆”。

輔導員張豔超把高職的氣氛形容爲“後高三時代”：每天7點15準時上早自習，上課嚴格考勤，上課時手機要放到課堂前面。

實際上，張豔超並不那麼認同這些硬性的規章制度，“人還是嚮往自由的嘛，誰都不想被這樣的制度所約束。”但她認爲，給學生們“立規矩”一定程度上“有助於他們不良行爲的改善”。她要同時管理四個班級總共200人，每個班都會有至少四五個調皮學生，如果沒有硬性管理制度，根本管不過來。

喬安也發現，三分之一的學生“多少有點心理問題”。有學生手腕上有傷，有學生在中職遭遇過校園霸凌，有些人家庭關係不幸福。但張豔超和喬安都覺得，僅僅通過輔導員的介入，很難對這些孩子起到什麼幫助。喬安曾帶過一個整個班從中職院校直接升上來的“貫通班”，她發現，整個班級的生態早已成型。如果她直接管教那些“欺負人”的同學，造成的結果很可能是更嚴重的霸凌。

在輔導員眼裏，這些“心理有問題”的孩子們，被定位爲“不穩定因素”。張豔超告訴記者，這樣看待學生實屬無奈之舉，依靠一個人的精力，她難以照顧到每一位學生。 

而學校對輔導員們的考覈則執行“負面清單”制度。哪個班的學生遲到和曠課現象嚴重，學生引起了對學校形象不利的輿情，班級出現打架鬥毆現象……則都是輔導員管理不力的“證據”，它們都會直接影響輔導員的績效。學期末，學校會對每個輔導員的工作成果按照績效打分排名。

輔導員們都在“熬”，只有讓學校看到輔導員“具備做學生工作的能力”，纔有進一步轉崗晉升的可能。他們的目標都是最終能轉到教師崗，不再需要24小時待命——雖然要進入另一場競賽，但至少工作的成績可以被顯現出來。

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進行實踐

偏差

“職校的目標，還是把學生培養爲具有專業技術的人才嗎？”唐茉常常懷疑這一點。學校經常會宣傳那些升本、考研、出國的同學們的事蹟，邀請他們回學校開講座。但對於那些選擇對口專業直接就業的學生，唐茉認爲更應該追蹤他們的成長軌跡，而不是僅僅鼓勵學生走上“學歷提升”的單一路徑。

現在，學校主抓英語四級、計算機二級這類的考試成績。只有考下這些證書，學生才具備升本的資格。每年英語四級成績出來之後，學校教務處都會進行各個學院的排名。對於民辦校的老師們來說，如果在這類指標中長期排名靠後，就面臨着合同到期後不被續簽的風險。

喬安就是高職院校老師們都喜歡的那類“好學生”，她一路“升級打怪”，先升本，再出國讀研，最後又回到母校任輔導員，成爲了唐茉的同事。她覺得社會是需要專科生的，但專科生卻總在歧視鏈的最底端。她在國外遇到過同樣從高職讀上來的同學，很多人的簡歷上並不會寫自己曾就讀於大專，而是直接用本科生和研究生學歷將專科經歷覆蓋過去。

在唐茉和喬安所在的國貿系，學生所面臨的環境和產業結構有着緊密的聯繫。在本世紀初的十幾年裏，中國擁有着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些企業需要大量物流專員來完成跟單、報關之類的工作。但現在，在產業升級的要求下，企業與市場需要更高專業性的技術型人才；另一方面，學生們也不想從事這種初級、重複性強、沒有上升空間的崗位了。

還有些就業崗位在消失。以前，國貿系學生的一大就業方向是報關員，完成物流過程中在海關與商檢局的層層審批。但2014年開始，國務院開始推動通關一體化，海關與商檢局合併，建設電子口岸，簡化和統一單證格式與數據標準。這就讓報關行業江河日下。高級崗位的需求依然存在，但這種需要在大量時間操練中成長的人才，“別說職業院校，連本科院校都培養不出來。”唐茉說。

而今，國貿系的學生們大多數的就業方向還是微小型的民營初創企業。喬安發現，不少學生們都陷入了“擺爛”“躺平”的狀態裏。“他們覺得自己的人生就這樣了，在學校裏只要每門課合格，就可以順利離開學校進入社會。但他們不知道進入社會之後要面臨什麼，他們甚至不知道能否利用這兩三年的時間改變自己。”

唐茉感受到，老師們上課“走過場”的現象也越來越嚴重。在國貿系，一些實踐課程需要依託實操軟件。但許多老師只是把學生們帶到機房，讓學生們自學，學生偶爾有疑問，老師才指點一下。有些學生向唐茉反饋稱，很多實訓課都是學生自學軟件，老師只是“兜來兜去”。但在學期末上報材料中，這卻成了“理實一體化、產教融合”的課程代表。

現在，高職的教師入職的學歷標準也越來越高，碩士是入門門檻，還有博士，以及不少“海歸人才”。然而不得不承認的是，高職院校錄取的學生，都是在高考的分數評價體系下處在較低階層的孩子。既然傳統的教育教學體系上應用到他們身上是失敗的，如果進入高職院校，還用傳統的方式來教育他們，課堂效果肯定有限。

“讓一羣學霸來教他們，怎麼能理解他們呢？”唐茉時常反思，教育經歷上的重大差異，導致學生與教師之間有着巨大的鴻溝。“老師不能老是用一種權威視角、上帝視角來教育。”唐茉覺得，現在職業教育系統給老師提供的培訓，教的都是技術性的東西，“但面對學生時，你知道他們爲什麼會變成這樣嗎？”

業內預計中國職業教育市場規模將持續擴大（圖表來源於中國職業教育行業報告）

教育的本質

回顧剛剛走上講臺的目標——“做金牌教師”，唐茉發現，的確，無論從職稱、資歷還是成績來看，她都稱得上是學院裏的“金牌”。但她越來越覺得，自己對於工作價值的認定，和學校對自己價值的認定有着嚴重的偏差。

她明白，“金牌”並非由講課水平決定，而是由那些被擺在學校官網裏的一條條獲獎經歷與榮譽稱號決定，這個“金牌”來自於那些“指標性的成績”，而非來自學生們的“口碑”。

2019年，唐茉開始接觸“批判教育學”，這讓她開始思考和學習“教育的本質”——是不是自己的方向錯了？

剛開始，她學得很痛苦。“書上寫，學生書讀得不好，不是學生的問題，可能是社會的問題。”唐茉花了很久去理解這件事。以前她一直覺得，學生之所以“滑落”到高職唸書，是因爲之前不努力或沒有找到正確的學習方法。她一直鼓勵學生們要不斷進步，去成爲更強大的人。“越強的人才越自由”，這是她的一貫觀念，她從沒想過，是不是這套評判學生的標準有問題。

真正打開她那個“理解”開關的是一場監考。那是一場“三校生”（正在接受中等職業教育的學生）考試，考場裏坐滿了報考她們學校的中職生。

每次監考，她都會“霸氣”地去宣讀考場紀律。這是種習慣。“不霸氣，你怎麼鎮得住這些學生呢？”她說。 這次也是。馬上就開考了，她準備迎接這沉默的兩小時。一名學生突然來到講臺前，舉起答題卡問：“老師，請問這裏也要填嗎？”

開口答覆考生得那一刻，她突然頓住了。學生那種戰戰兢兢的語氣刺痛了她。

“對，要填在這個地方。”她的語氣柔軟了下來。

“批判教育學帶給我最大的財富，並不是讓我學到了什麼具體的知識，而是逼迫我反思。”唐茉說。在接下來的兩小時中，唐茉也在心裏“做題”——她在琢磨眼前的學生們，“她有沒有可能以前被老師欺負過、嘲諷過、責罵過，所以自尊心就沒那麼強？”

考場裏，有學生在發呆，有學生把橡皮做成骰子丟出一個個答案。“他們都是不擅長考試的人，可他們爲什麼纔會這樣呢？是什麼原因導致他們這樣呢？”

唐茉覺得，比起職級晉升，那場考試纔是她職業生涯的真正轉折。她想要得到學生們的信任，爲此必須從學生的視角去思考問題。

做到行政管理的崗位後，總會有一些“老師們解決不了”的“問題學生”被帶到她面前。有些是“不服管”的孩子，有些是有抑鬱傾向的孩子。她開始傾聽他們的過往，有些人在過去的教育經歷中屢受打擊，有些則缺乏關愛，或曾遭受過暴力和忽視。

最初那種“爲人師表”的感覺正在一點點找回來。她發現只有走進孩子們的內心，才能真正解決問題。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找唐茉傾訴，“我覺得至少你是在認真聽我說話。”有學生會哭着說，“我想要的只是尊重，怎麼就這麼難呢？”

每當這時，唐茉總會想起那場考試中，來講臺前問問題的那位女生——“她爲什麼會戰戰兢兢，那麼膽小怯懦呢？而我，一個教師，在她眼裏又是怎樣的存在呢？”唐茉問自己，“在現有的教育系統中，我又該怎麼去尋找自己——一個教師原本的身份定位。”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唐茉、張豔超、喬安、楊思琪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