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優秀的中國原創推理小說層出不窮，推理影視、推理遊戲等也大受歡迎，這些作品題材廣泛、流派各異，在百花齊放的姿態下質量也越來越高，很多作品的質量已不亞於鄰國日本這個推理文化大國。

可就在幾年之前，作爲典型的舶來品，推理小說在中國的市場上經歷過一段水土不服的過程，作者和市場紛紛在“推理小說本土化”的道路上上下求索。其實，推理小說在國外也經歷了兩百年的發展，其間流派此起彼伏，審美一再更迭，本格推理——作爲最純正的推理小說流派——從第一次高峯（1920-1950年）到第二次高峯（1987年至今），進化到新本格時代，也是一路坎坷。

而中國讀者從認識“新本格推理”，到完成新本格在中國的原創，這個過程不過才十餘年。

再往前數，不僅是中國，全世界的本格推理小說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沉寂的，它們因爲不同的國情被演化成各異的主題。當我們從頭回顧偵探推理小說在中國的出現、接受與流行，會發現，早在晚清民國時期，偵探推理小說就出現了。

譯介-啓蒙時代

世界上第一篇推理小說是美國作家埃德加·愛倫·坡於1841年創作的《莫格街兇案》，坡把這種浪漫氣質和科學理性融合的新型故事發生的舞臺設置在了法國。坡沒有去過法國，對於這個歐洲的國度，美國人坡也是基於事實依據，認爲它是現代的，同時放諸想象，它也應該是浪漫的。

毫無疑問，這個策略是成功的，作爲文學天才，愛倫·坡敏銳地察覺到推理小說和城市的氣質關聯度極大。這一點，在某種層面上，甚至比他所開創的五種經典偵探推理小說套路還要影響深遠。

城市，爲故事限定了時間和空間，比如維多利亞晚期的英國，就適合出現阿加莎筆下的英倫鄉村或紳士雲集的富宅疑雲，比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洛杉磯，就適合出現雷蒙德·錢德勒筆下的暗夜騎士。再比如，傳統中國文學中的“公案小說”。

《包公案》《海公案》《施公案》《彭公案》《狄公案》……以這些清官破案爲主要故事的公案小說，構成了傳統中國最早的“名偵探形象”。不過這些故事雖然有破案的主角，也有真相大白的結局、懲惡揚善的主題，但破案的手法大多依靠“冤魂託夢”，當然其中也有一些諸如通過“手上沾油來確認罪犯”這樣的刑偵手段，不過佔比並不大，小說主題還是針對當時的受衆對於俠義精神的憧憬，以及普世情感的滿足。

中國的傳統公案小說和西方的偵探推理小說有着極其相似的外殼，但核心相去甚遠，無法自動演化成中國的推理小說。

西方的偵探小說真正進入中國讀者的視野，是在風雨飄搖的晚清。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列強洶湧而來，中國被迫開始了現代化進程。以康有爲、梁啓超等人爲代表的維新派認爲中國人民智未開，需以思想文化救之。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文化之新風，自然要看向當時流行的西方文學。

彼時，正值西方推理小說的第一次短篇黃金時代，以柯南·道爾《福爾摩斯探案集》爲首的一系列短篇推理小說正在西方世界盛行，中國的文人學者自然也沒有忽視這股小說潮流。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梁啓超《實務報》首次刊登了福爾摩斯探案故事的翻譯。譯者張坤德曾擔任過朝鮮的領事和翻譯，這篇譯名爲《英包探勘盜密約案》的短篇小說即福爾摩斯探案故事中的名篇《海軍協定》。

在當時的翻譯中，整個故事依然由文言文撰寫，夏洛克·福爾摩斯被譯作歇洛克·呵爾唔斯，而他的好朋友華生醫生，則被譯爲滑震。

這種與傳統公案故事、章回體小說完全不同的小說類型幾乎瞬間隨着《時務報》流傳開來，邏輯破案之奧妙猶如魔術，福爾摩斯和華生所經歷的種種奇案也首次向中國普通讀者展現了別開生面的異國風情。

隨後的時間裏，福爾摩斯探案的故事陸續由張坤德先生翻譯刊登在了《時務報》上，一時間，民間掀起了一股閱讀偵探小說的風潮，同時，翻譯西方偵探小說的潮流也席捲開來。

現代文藝理論家阿英在《晚清小說史》中寫道：“當時譯家，與偵探小說不發生關係的，到後來簡直可以說是沒有。如果當時翻譯小說有千種，翻譯偵探要佔五百部以上。”

短時間內如此大量的翻譯、尤其是推理小說的翻譯，在通俗小說史上可謂前無古人後亦難有來者，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爲當時國內最著名的一批文學家、翻譯家，如林紓、周作人、吳趼人等都在進行偵探小說翻譯工作， 另一方面，這些短篇推理小說的引進正和世界推理史中第一次黃金時代“短篇推理黃金時代”時間點幾乎完全吻合，不僅是中國讀者，西方的讀者也同步見證推理小說的魅力。

優秀的作品，加上優秀的翻譯，恰好促成了推理小說在中國的第一次高潮，而且從引進翻譯到形成潮流，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完成的。

不管在西方還是東方，這麼多優秀的推理作品中，“福爾摩斯系列”無疑是最閃耀的明星，1916年5月，嚴獨鶴、程小青、陳小蝶、天虛我生、劉半儂、周瘦鵑、陳霆銳、天侔、常覺、漁火等十餘位大師用淺文言文翻譯了《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上海中華書局刊，12冊）。全書收錄福爾摩斯探案44篇，其中包括了4部長篇，幾乎已經囊括福爾摩斯全系列。並且這個翻譯出版的進度和柯南·道爾的寫作進度是相當的，要知道，當時柯南·道爾自己都還沒有寫出《恐怖谷》和《新探案》中的故事。

1925年，大東書局出版《福爾摩斯新探案全集》，及時更新了柯南·道爾最新的九篇小說，1927年，程小青等又應世界書局之邀，把中華書局版《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全部用白話文重譯，並重新配上標點、插圖，形成十三冊共計54篇當時最全的福爾摩斯集。

值得一提的是，由清末小說家劉鶚創作的小說《老殘遊記》第十八回《白太守談笑釋奇冤 鐵先生風霜訪大案》中，有這樣一句對話：“你想，這種奇案，豈是尋常差人能辦的事。不得已，才請教你這個福爾摩斯呢。”

現在看來，《老殘遊記》中出現“福爾摩斯”簡直有點次元壁破裂，但當我們知道西方偵探小說在當時已經是十分流行，並且“福爾摩斯”在當時就已經成爲偵探代名詞後，就並不意外了。

從1896年中國人初識福爾摩斯，短短十幾年的時間內，偵探小說就通過譯介的方式，在中國萌芽，並且產生了第一次翻譯高峯。這十幾年內，除了柯南·道爾外，還有各色各樣偵探作家帶着風格迥異的偵探小說被引進，其中包括以奧希茲女男爵爲代表的“安樂椅神探”、以奧斯汀·弗里曼爲代表的“倒敘推理”、以莫里斯·勒布朗爲代表的“俠盜推理”。

其中，莫里斯·勒布朗筆下的俠盜偵探亞森·羅平也掀起了熱潮。西方的偵探形象代表的是理性、科學、邏輯，而中國內自古以來更加青睞的文學形象其實是感性的俠客，亞森·羅平恰好符合這一審美。

1912年，《小說時報》第15期刊登了楊一心翻譯的《福爾摩斯之勁敵》，此後，徐卓呆、周瘦鵑、屏周等人大量翻譯亞森·羅平系列小說。等到1925年，大東書局出版《福爾摩斯新探案全集》的同時，也出版了周瘦鵑、孫了紅等人翻譯的《亞森·羅平案全集》，當時各種偵探推理小說的翻譯皆散見於各種報刊雜誌，有“全集”這一尊享待遇的，除了福爾摩斯之外，就只有亞森·羅平了。

原創-黃金時代

翻譯的作品多了，當然就會出現原創。無獨有偶，和福爾摩斯、亞森·羅平雙雄對峙局面一樣，當時的原創推理小說，最具影響力的也是模仿這兩者風格的作品。

模仿福爾摩斯風格的作者是程小青，他是《福爾摩斯新探案全集》的譯者之一；模仿亞森·羅平風格的作者叫孫了紅，他是《亞森·羅平案全集》的譯者之一。

程小青，原名程青心，1893年出生於上海南市區的貧民窟。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在《時務報》上看到了福爾摩斯的故事，從此便迷上了偵探推理小說。1911年，上海《新聞報》副刊舉辦小說徵文大賽，程小青的處女作《燈光人影》便是在這個正文比賽上脫穎而出，一經面世就受到了讀者廣泛的好評。

《燈光人影》同時也是程小青筆下最著名的偵探角色霍桑的登場作，著名出版人範煙橋評價程小青的小說“模仿了柯南·道爾的寫法”，又塑造了“中國的福爾摩斯”，這一評價極爲精準地道出了程小青作品的核心風格。

模仿了柯南·道爾的寫法，是指程小青的小說敘述風格受到了福爾摩斯短篇的強烈影響，從案發到調查到結案，無一不是抽絲剝繭的科學刑偵流程。《福爾摩斯新探案全集》的另外一位譯者劉半農總結西方偵探推理小說的內容，無外乎索、剔、結三步，這三步在程小青的小說中有着完美的體現。首先是線索的鋪陳兼備了數量與公平，其次是“剔”的環節中，程小青也同樣採用了一些僞解答和誤導技巧——這恰恰是其他文學類型中罕見，獨屬於偵探推理小說的精髓。第三步“結”，案件的真相在霍桑口中娓娓道來，盤根錯節的線索被一一拆解，在邏輯上直達真相的盡頭。可以說，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在案件的構築層面幾乎已達到和柯南·道爾“以假亂真”的地步。小說的寫法也是借第一人稱“包朗”之口，記述霍桑的探案軼事，此傳統被愛倫·坡開創，經柯南·道爾發揚光大，在程小青的筆下成爲了他山之石。

光是做到以上種種，只能是優秀的模仿者，但程小青還是在此基礎上塑造出了“中國的福爾摩斯”，與福爾摩斯近乎冷酷、真相至上的“思考機器”形象相比，霍桑身上的人情味顯然要更重一點，遵循法律之外，他也會考慮道德因素。福爾摩斯爲人古怪，是一個好偵探，但絕不是一個讓人喜歡的“好朋友”，霍桑不一樣，他平易近人、富有同理心，且關心民間疾苦。如果說福爾摩斯苦惱的是“沒有大案、奇案來作爲消遣”，那麼霍桑每天苦惱的是整個社會有太多污穢，他應該如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可以看出，福爾摩斯這個經典偵探形象，程小青只將他作爲骨架，更重要的是他還有血有肉，他的血是謙卑的儒家文化，肉是仁愛的墨家精神。程小青能夠在當時國外偵探小說名篇每日引進、國內原創偵探小說奮起直追的“殘酷環境”中成爲公認的中國偵探小說第一人，就是因爲他的小說中兼備了中西方的特點。

相比程小青，中國版“亞森·羅平”的作者孫了紅的火熱則更加具備感性原因。亞森·羅平嚴格意義上來說並不是名偵探，相反，他還是偵探和警方需要嚴厲打擊的對象。如果說福爾摩斯式的名偵探是“法律的延長線”，那麼亞森·羅平則是“法律的平行線”，他不會以法理來作爲行事依據，只會憑藉自身好惡展開行動，但是他的三觀和底層人民的三觀是一致的，所以他的所作所爲也便成了行俠仗義。

類型文學研究者戰玉冰在《現代與正義》一書中提到：“從勒伯朗的小說原著和當時法國讀者的接受情況來看，亞森·羅平戲弄權貴、劫富濟貧、挑戰法律秩序與社會常規倫理的行爲顯然契合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貧富差距日益加劇，上流社會與底層民衆之間階級板結，社會矛盾激化的時代症候和民衆心理。而其被翻譯進入中國後，則又被進一步披上了一層“俠義”的外衣，同時被賦予了反抗資本家與神奸巨惡的“正義”擔當使命，與上海當時的華洋衝突、階層矛盾及其所引發的人們不滿心理相暗合。”

西方的新奇偵探小說，加上中國傳統的俠義小說，亞森·羅平的出現完美填補了這一中西融合的文學形象的需求。這也能解釋爲什麼除了孫了紅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的作者，如張碧梧、吳克洲、何樸齋、柳村任等人都進行過中國亞森·羅平故事的創作。

在衆多中國亞森·羅平的作品中，孫了紅的《俠盜魯平奇案》毫無疑問是成就最高的，和程小青一樣，他的創作不侷限於模仿和照搬，而是在作品中加入了自己的文風，有當時獨一無二的極強畫面感的描寫，魯平的形象相比亞森·羅平也更加符合中國人的氣質，他風流倜儻的外表下依然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此外，孫了紅的作品中也有強烈的家國情懷和憂民意識。

孫了紅在短時間內大量創作的同時，本人也因爲肺病纏身、家道中落、中年婚變等一系列原因陷於窘困境地，他的作品具有與衆不同的豐富氣質，或許和他本人的經歷也有關係。

大量的偵探小說翻譯和日漸高漲的原創熱情，也催生了一大批偵探專刊雜誌。雜誌是推理小說發展——尤其是短篇推理最重要的陣地。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系列就是在《海濱雜誌》連載。

1923年，一個推理史上舉足輕重的年份。是年，日本的《新青年》刊載了江戶川亂步的《兩分銅幣》，標誌着日本推理全面進入原創時代。同年，在世界書局的主持者沈知方先生的促成下，中國也發行了第一份偵探專刊雜誌——《偵探世界》。

《偵探世界》彙集了當時衆多的偵探小說作家，孫了紅就是從《偵探世界》出道的。然而，原創推理小說專刊的籌辦並不一帆風順，《偵探世界》在一年後宣佈停辦，不過原創推理小說的熱情已經抵擋不住，此後《大偵探》、《新偵探》、《藍皮書》、《紅皮書》等偵探雜誌陸續誕生。

這些偵探雜誌在歷史長河中只是滄海一粟，因爲時代原因，很多當年的雜誌也散落人海再也找尋不着，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只知道除了程小青、孫了紅之外，晚清民國還有一大批作家在寫偵探推理小說，但是具體的內容根本無緣得見。和西方推理小說黃金時代交相呼應的中國推理小說第一次輝煌，只能成爲歷史中的一個個模糊名字。

還好，獨立書評人、晚清民國類型文學研究者、編輯華斯比在2018年開始進行中國推理草創期私人文獻搶救計劃“民國推理拾遺”。

2021年，“民國推理拾遺叢書”已出版第一輯四本，2022年第二輯再出四本，通過華斯比的潛心蒐集、整理，這些沒有程小青、孫了紅有名但同樣精彩的推理小說首次結集成冊。

比如《中國偵探羅師福》，是中國第一本真正意義上原創推理小說，誕生於宣統元年（1909年），作者南風亭長身份成謎，但華斯比皓首窮經，居然在整理的過程中依稀拼湊出南風亭長的真身；比如《李飛探案集》，作者陸澹安不僅是文藝雜家，更是唯一受過專業法學訓練的民國偵探作家，李飛探案質量之高，也與霍桑、魯平齊名；比如《劉半農偵探小說集》，作者劉半農是中國新文化運動先驅，其本人亦是偵探小說迷，華斯比將這些爲數不多又散落各處的閒篇結集成冊，也是史上頭一遭。

新時代-百花齊放

偵探推理小誕生於西方，也首次盛行於西方，但它在全世界的發展趨勢是相似的。就在歐美推理進入黃金時代後，中國的推理小說也迎來了高峯，日本那邊的戰前推理同樣大師輩出。可是很快，戰爭來臨。

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後，原本追求浪漫、崇尚理想的本格推理逐漸式微，取而代之不同國情之下全新的偵探小說類型。

歐美是硬漢派，日本是社會派，同一時期，中國開始流行反特小說。從上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中國的本格推理幾乎銷聲匿跡，但是如王亞平《神聖的使命》《刑警隊長》、藍瑪“神探桑楚系列”、翼浦“警探雷鳴系列”等、彭祖貽《億萬美元遺案》等、曹正文《秋香別墅的陰影》《佛島迷蹤》、徐本夫《出山第一案》《第四者》、陳杰《海葬》《鬼影》等作品，加上海巖的中國特色刑偵劇、科幻大家葉永烈“金明系列”這些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不斷迭代，整個中國的偵探小說依然保留着文脈。

當然，和本格推理小說的樂趣不同的是，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以上這些小說主人公絕對正面典型，主題多爲反資本主義，但破案手段依然依靠現代科學的力量和理性邏輯思維。如果說松本清張的小說是日本的社會派，那麼這些反特、刑偵、公安文學，又何嘗不是獨屬於我們中國人那個時代的社會派呢？

1979年，中國迎來改革開放，羣衆出版社在這一年重新翻譯了《福爾摩斯探案全集》，之後這套書影響了無數80後；埃勒裏·奎因的《希臘棺材之謎》，松本清張的《點與線》也都在這個時期內出版，要知道，這是國內第一次出版日本推理小說。

同一年，影響力絲毫不亞於福爾摩斯的另一位推理小說大師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經典名作《尼羅河上的慘案》被譯林全文引進，瞬間引起轟動。早在晚清民國翻譯西方推理最鼎盛的時期，阿加莎的作品也曾被引進過，可惜當時的篇幅有限，阿加莎的魅力又只有在長篇小說中方能盡顯，所以這一次等於是中國讀者第一次真正意義上認識她。

這批以80後爲主的讀者在嶄新的時代用相似的方式重走了一遍程小青、孫了紅們的路，從翻譯到流行到模仿，再到思考中國偵探推理小說的道路。這一次，我們依然十分迅速。

1999年，偵探推理世界中文網成立，這是互聯網時代以來第一個中國的推理迷論壇。論壇，作爲互聯網時代的“刊物”，就像當初《時務報》《偵探世界》等刊物真正建立了推理愛好者和未來推理作家的根據地一樣，這個如今早已消失的論壇，在中國原創推理史中發揮的作用，遠比想象中要大。

2000年，推理之門網站成立，從此，推理網站進入黃金時代，在以推理之門爲首的數十個推理論壇上，每天都有最新的國外推理小說出版資訊，也經常有人發表自己青澀的習作供大家點評。正是在這一時期，島田莊司《占星術的殺人魔法》成爲了傳說中的夢幻之作。

2004年，珠海出版社引進綾辻行人“館系列”，中國讀者第一次見識到新本格的奇妙之處。

2006年，新星出版社成立“午夜文庫”，專注偵探推理小說出版，如今，午夜文庫已經成爲推理圈內最具影響力的招牌。

2006年，推理雜誌發行，這本面向青少年、大學生的雜誌主要刊載中國原創的短篇推理小說，本來寫完後只能發表在論壇上的作品終於有機會被印成鉛字，中國作者們原本就如地火般灼熱的創作欲被點燃，爭相投稿。結果，這本原來計劃只出十期的雜誌，因爲實在太過火爆，遂改爲月刊，更名爲《歲月·推理》。《歲月·推理》的成功也讓市場上出現瞭如《最推理》《推理志》《推理大師》《懸疑志》《懸疑世界》《漫客懸疑》等一系列推理雜誌，中國原創推理的創作，又一次伴隨着推理雜誌的黃金時代來到了頂點。

□陸燁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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