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尖，憂鬱的博士生

　　讀博後，章寧一直期待着某個“神蹟”出現的時刻，某個被靈感砸中的頓悟瞬間。就像凱庫勒悟出苯分子環狀結構的那個夢：在夢裏，他看到旋轉的碳原子長鏈像蛇一樣盤繞，銜住自己的尾巴旋轉不停，被電擊般猛然醒來後，凱庫勒寫出了苯的第一個環狀式。

對周啓來說，讀博的四年是一場看不到終點的孤身跋涉。做出原創性學術成果，頂着“不發表就出局”的壓力，在密不透風的時間表內，周啓艱難呼吸。直到博士二年級，在失去睡眠多日後，她望着13樓宿舍的窗戶，萌生了一躍而下的念頭。

現在，跨過疾痛的河流，周啓從支離破碎的黑暗中抽取出曾經歷的抑鬱體驗：失眠，理解力和注意力衰退，身體上持續不斷的病痛，連報銷單上的數字都算不清楚，思考的邏輯變成一截截漂浮的線頭，無法寫作。

周啓的抑鬱並不是個例。《自然》雜誌2019年的一項調查顯示，40%的中國博士生表示他們曾因讀博期間的抑鬱和焦慮尋求過幫助。困於抑鬱情緒的博士生們，有的被學業失敗的恐懼和危機折磨，有的遭遇着學術生涯的種種風險，有的在持續被否定後產生對自己的負面認知。他們承受着不同程度的抑鬱體驗，也在學術外揹負着生命歷程的命題。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講師程猛在讀博期間也曾有過抑鬱體驗。關注到博士生羣體廣泛面對的抑鬱問題後，程猛把目光聚焦於身處象牙塔尖、受抑鬱困擾的博士生羣體，完成了《象牙塔尖的憂鬱——博士生抑鬱體驗的敘事研究》。

程猛認爲博士生抑鬱問題背後隱藏着複雜的結構性和制度性問題。投身學術、位於學歷教育“塔尖”的博士生們，被困於象牙塔這一社會場景所規定的框架和系統中。他們在不確定性中前行，獨自摸索着錨定人生方向，也接受着不可逃避的拷問：爲何要做學術？所做的研究究竟有沒有意義？真切地追逐過，努力過後，怎樣面對失敗和一無所獲？

這些問題尋常，普遍，是纏繞每個人需窮盡一生回應的謎題。不同的是，在三年至五年堅固的博士學習年限裏，博士生被告知要“限時作答”。

對31歲的周啓來說，黑雲壓城般的抑鬱，是從博士一年級下半學期那個失眠的夏天開始的。在南方一所985高校的博士宿舍樓內，從13樓的陽臺向窗外看，校園東面和北面的兩座山在遠望中模糊成團團綠色，清晰飄蕩進耳朵的，是鑿山碎石的噪音。衝擊性的當當聲在清晨7點準時震響，周啓知道，自己又是一夜未眠。

伴隨着長期失眠的，是專注力和理解力的喪失。她失去了以往高效率學習和工作的能力，想繼續寫論文時打開電腦，卻只能在電腦前枯坐一整天，一個字也寫不出來。就連報銷單上數字的加減都變得不可控制，周啓發現，她算不清數字了。

心理和精神上的緊張也帶來了軀體化的症狀，周啓頭髮上出現了大片斑禿，從前光滑的臉上長滿了痘痘，因內分泌紊亂，月經也開始失調，她開始頻繁地往醫院跑，看婦科，皮膚科，生活失去了平衡的跡象。

崩壞的那一刻發生在2019年7月。一整個7月，周啓被無法完成、又不得不完成的重負所壓，開始懲罰性地逼迫自己學習。白天，她籌備公派出國申請，爲拓寬研究視野報班學習日語。晚上回到宿舍後，開始通宵寫論文，一直寫到太陽昇起，鳥啼聲在窗外復活，才上牀睡覺。短暫淺眠3、4個小時後，上午11點，她繼續出門學習。

連續通宵十晚後，第十一個晚上的凌晨一點，周啓猝然感到呼吸困難，眩暈無力，明明是炎熱的七月，皮膚上卻冷汗淋漓，汗水甚至濡溼了衣服。正值學校放暑假，深夜的校園寂靜冷清，四下無人，覺知到身體的溫度和能量在快速流失，周啓撥打了120急救熱線。接線的大叔在電話那頭告訴她急救費用高，救護車不能進入大學校園，需要她自己走到校門口。像陷入泥潭般，周啓躺在宿舍的牀上，手指和腳趾發麻，動彈不得。“姑娘睡一覺吧，睡一覺就好了。”電話那頭的聲音說。

“極端無助恐懼的情況下，我只能選擇相信他。那時候我在內心祈禱，如果能讓我挺過這晚，我一定要改變這樣的生活方式，不會再消耗自己的身體和心靈了。”周啓哭泣着失去知覺，直到睜開眼睛，她看到一道清晨的光亮從窗簾縫隙流瀉。

瀕死的體驗後，周啓意識到自己的抑鬱，開始努力自救。今年28歲，在北方某985高校就讀博士四年級的章寧，更早地覺察到自己的抑鬱，並尋求了心理醫生的幫助。

博士二年級時，章寧覺得自己陷入了醒不來的夢境。後腦如同終日壓着一塊大石，身體被昏昏沉沉的疲憊感捆縛。爲了驅趕腦中的混沌，專注學習和工作，她喝咖啡，一罐80克的咖啡一週便可以喝完。

情緒也變得跌宕和敏感。平日裏性格溫和的章寧變得具有攻擊性，“氣憤，瘋狂揣測，與所有人爭辯。就像吐着蛇信子的蛇。”有時舍友的一句話會惹得章寧憤怒哭泣，而後又悔恨自責。研究不順利時，走在校園的路上，她會突然崩潰，開始號啕大哭。緩解壓力的方式是暴飲暴食，一個月內，章寧增重了10斤。

知曉自己的身心狀態都無力支撐學業後，2020年7月，章寧去醫院尋求幫助，被診斷爲中度抑鬱。

章寧在讀博期間很少外出，散步時也總在思考。一天散步時章寧看到被燈光照亮的電線，她說就像靈光一閃的具象化。受訪者供圖

2019年，完成研究生規定課程後，經濟學相關專業的章寧因成績優秀被擇優選拔爲博士研究生。讀博的大部分時間，章寧嚴格遵守着自己的時間表。她每天7點半起牀，8點半開始在圖書館學習，去食堂喫完午飯後，繼續學習。晚上10點30分，圖書館閉館的音樂聲響起，在燈光熄滅前，她走出圖書館，回到宿舍洗漱睡覺。

“雖然枯燥，但也習慣了。”章寧說。作爲博士生，生活的枯燥是被困圍於校園，往返圖書館和宿舍兩點一線的軌跡。工作的枯燥，則從章寧完成論文所需的幾個數字中可見端倪。

896，根據研究方向參考了896篇文獻。其中英文居多，大約有600篇。博士二年級的一整年，章寧陸續閱讀了600篇相關文獻，一篇較短的文章十幾頁，長的則有30、40頁，重要的需要精讀的文獻會花費三個小時，有些會閱讀很多遍。閱讀文獻是寫論文必須攀登的一座高塔，章寧說，研究者需要完成一種“窮盡”：文獻綜述需要窮盡關於所做選題的所有頂刊，才能確定邊界貢獻。

10.1GB，爲研究整理的數據在電腦裏佔用的大小是10.1GB。一篇論文的成立要求嚴謹的創新，任何已有的類似的研究都會削弱文章的價值。有些論文依靠方法的創新、理論的創新。對章寧來說，上述兩點是可遇不可求的，她能做的是積累數據、構築“笨拙的護城河”。有些個性化的數據雖然公開，但數據量以萬爲單位、且並未被數據公司整理，章寧會設定關鍵詞、利用軟件進行爬取。爲了構建一組關鍵變量，章寧下載了6萬份上市公司的公開報告，用一個月的時間反覆調整關鍵詞、摘取關鍵信息、進行人工校對，但最終並沒有發現有價值的結論。

儲存數據的文件夾裏，章寧備註着“重要！”兩個字。10.1GB大小的數據是片廣袤無垠的電子田野，她辛勤耕耘，在經歷了鬆土、播種、施肥等過程，花費了一年的時間後，原野顆粒無收。博士一年級的尾巴，因爲數據不完整無法支撐實證研究，章寧只能放棄先前的研究方向。“科研是否順利很大程度看運氣。很多選題做到一半，它對應的現實問題消失了、研究價值被削弱了，或者是被其他團隊研究了、不再具有創新性，或者是找不到突破口，做不下去了。順利是一種天時地利。”章寧總結。

博士三年級，章寧不得不再次面對另一片陌生的荒原。“不知道路在哪裏，不知道怎麼前進，眼睜睜地看着自己在失去一些東西。”回憶時，章寧語氣緩慢，似乎仍處於那片茫然裏。

學歷教育的前半程，章寧以一種遊刃有餘的姿態輕鬆度過。章寧出生於晉南的一所小城，從小是“別人家的孩子”。就讀於全市最好的初中時，她便經常考全校第一，中考後進入市重點高中的實驗班。通過高考，她考進北方一所985大學的金融系，本科畢業後，進入排名更靠前的大學攻讀碩士。2019年，章寧碩博連讀開始博士生的學術生涯。

以往的順利給章寧編織了一場幻夢：她是被選擇做學術的人，是可以延續優秀穿過學術門廊的人。章寧的學習生涯反覆踐行着成功者的敘事，直到讀博後開始學術研究，她第一次，也一次又一次地，在研究中承受着確定的失敗。

“讀博的困難，好像一開始就被我低估了”，章寧形容，研究生和博士的差別，就像是從課外興趣班到謀生的職業。碩士期間，能寫出邏輯通順、符合規範的論文就已經達到優秀標準，“但這種正向的反饋，就像新手第一次就做出及格作品會被誇獎一樣。讀博後，這個及格線在瘋狂上升。”不同於碩士時跟着導師和同門師姐師兄寫論文，博士意味着由學習階段進入學術階段，必須具備做出原創性學術成果的研究能力。碩士時期尚有導師在方向和細節上進行指引，讀博後，章寧依然時常對研究問題充滿困惑，導師似乎可以指出方向，但不再全知全能。“就好像導師指了一個方向，我去撒網，但能不能捕得到魚、多會兒能捕到魚，我們都不知道”。同時，導師也成爲了她需要爭取認可和說服的對象。

選擇讀博的人幾乎都與章寧有相似順遂的“優等生”學習生涯。從初中到大學，周啓在各個重點學校學習，2015年，在南方一所211高校政治學院結束本科後，周啓被保送碩士，2018年7月，周啓考入南方985高校攻讀政治學博士。

與需要看大量文獻，與數據打交道的章寧不同，人文研究需要看書，從書中才能學習完整、系統的觀點。不足10平米的二人間博士宿舍內，屬於周啓的區域到處都是書。三層書架上，“站立”的書未填滿的空間被平放的書塞滿。桌面上的書和讀書筆記圍成半包圍的形狀，佔據桌面一大半空間。書桌旁凳子的一側，兩排書高高摞起。“爲了避免圈定議題偏狹，但凡與研究相關的，我都會讀一讀，儘可能追求比較全面。”周啓說。除了躺在牀上的時間，幾乎所有清醒的時刻，周啓蜷縮在書與書的“圍城”中，閱讀，寫作，思考。

周啓勤勉而投入，堅信努力會帶來回報。讀博，對周啓來說是信條失效的四年。“好像陷入了虛無和隨機的機會性命運當中，它無法通過我的努力去把控。我開始懷疑努力的價值。”

博士一年級的尾聲，由於研究方向進展不順利，周啓轉變了研究思路，轉爲政治和歷史交叉性學科研究。這不是導師擅長的領域，意味着是一條更難走且孤單的道路，是隻能自己推演又反覆推翻自己的“看不到終點”的路。

有些事不再可以通過努力做到。周啓詢問政治系導師意見，也請教歷史系的導師，來學校講座的那些“大佬”們，在會後她追上他們詢問他們的看法。所有的權威都不看好她的研究，也無法給予指導，能建議的只是讓周啓自己探索。“是不是對的題目，這樣做是不是合理的？”面對學科的壁壘，承受着不同學科老師的不解和批評，周啓陷入了自我懷疑。

與周啓和章寧相似，在讀博時期有過抑鬱體驗的人並不在少數。《自然》雜誌2019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對690名中國博士生的調查中，4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曾因讀博期間的抑鬱和焦慮尋求過幫助，其他國家則爲36%。

由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科研團隊編寫的報告《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顯示，在被調查的博士生中，有一定程度抑鬱表現的有36.6%，抑鬱高風險羣體佔到了12.9%。

20世紀末，我國高等學校實施的擴張政策推動了博士生招生規模的快速擴展。據《2021年教育事業統計數據主要結果》，在讀博士生人數從1999年的5.4萬人，增加到2021年突破50萬人次。

博士申請趨於白熱化，博士生羣體學術科研壓力也日漸增大，博士生的抑鬱問題開始從“個人困擾”上升爲“社會議題”。儘管如此，公衆對博士生抑鬱的瞭解大多來自他們因抑鬱選擇結束生命的新聞報道，也習慣將博士生抑鬱的原因歸結爲“想不開”、“壓力大”，甚至是自私、懦弱、不孝等道德指責。在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講師程猛看來，“這類粗糙、靜態的理解難以幫助我們理解受抑鬱困擾的博士生究竟經歷過什麼，也簡化了抑鬱問題的社會根源，忽略了疾痛與主體之間的互動過程。”

程猛也曾有過抑鬱的體驗：早醒，凌晨3、4點醒來後便再難入睡。沒有胃口，體重下降。2017年，在博士畢業後的兩三週，程猛感覺自己“就像跑完馬拉松後，已經倒在地上了，但還要爬起來繼續跑。”基於這段經歷，程猛找來與抑鬱相關的文獻，試圖爲自己找一個答案。後來，他開始慢慢關注到博士生羣體廣泛面對的抑鬱問題。2018年，程猛嘗試開始自己的研究，他把目光聚焦於身處象牙塔尖、受抑鬱困擾的博士生羣體，完成了《象牙塔尖的憂鬱——博士生抑鬱體驗的敘事研究》。

談到抑鬱的原因時，博士生們常把自己的抑鬱歸因於自身的人格特質。章寧自省：“可能是我思想極端，不能接受失敗。”周啓則認爲“讀博是和性格缺陷和解的過程，於我而言，那個性格缺陷是完美主義”。不同於將博士抑鬱問題歸因於內部人格特質，或“科研工作複雜”“畢業要求過高”等淺層外部因素，程猛認爲，博士生抑鬱不只是個體體驗，還是一種社會體驗，背後隱藏着複雜的結構性和制度性問題。

在當下，“不發表就出局”（publish or perish）已成爲科研界默認的潛規則。程猛引用一位博士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所說，“一個沒有文章的博士，就像沒有子嗣的妃子。”研究裏，程猛寫道：伴隨着近些年追求績效的新公共管理理念及審計文化的盛行，博士生的發表成了高等學校科研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博士生成果發表的硬性規定依然是每一位博士生的“緊箍咒”。

有研究表明，博士生論文發表數量要求與期刊承載量之間存在巨大矛盾，學術論文刊發難的現實情況以及延期畢業現象的泛濫，導致發表資格論文要求的可行性較低。而論文的創作和發表，又充滿着種種風險和不確定性。

博士二年級時，章寧寫出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論文，在給導師彙報論文時，她連着彙報了三次，肉眼可見地，導師的笑容褪去，神情變得嚴肅，“不行，你沒有找到創新點”。在場的除了本專業的同門還有其他專業的人，站在講臺上面對着人羣，章寧如芒在背，努力忍着已經在眼眶裏打轉的眼淚。

論文投稿後，進入匿名評審階段。“沒有創新”，“質量很差”，“沒有意義，與已有的研究相比沒有差別。”評審的意見比導師更言辭激勵，以毋庸置疑的確定給章寧判處了失敗。章寧覺察到自己手指止不住地顫抖，被無法回答評審人的擔憂和恐懼所籠罩。

從確定研究選題，到理論推導提出假設，數據收集和整理，實證分析……章寧的論文寫作用了1年。論文投稿，外審，拿到意見後修改，再次發給評審人，若順利接收則發刊，若被拒稿則需要再投其他期刊。在較好的期刊，一套流程所需的時長大多超過1年。稿子投遞出去後是漫長的等待，“就像對着虛空打拳一樣，長時間得不到任何反饋。得到的反饋也都是負反饋，從沒有得到過正向的激勵。”章寧說。

在章寧所在大學的學院，博士論文發表要求是，需以第一作者身份發表2篇以上CSSCI期刊論文（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簡稱CSSCI）。直到現在，博士四年級在讀的章寧仍沒有達到畢業標準。章寧坦言，“沒辦法接受，很強的挫敗感，非常焦慮。”

沒有合乎規定的發表就不能按時畢業，也很大程度上預示着無法在競爭激烈的求職環境中尋找到一方安身立命之所。“想清楚研究問題需要時間，畢業年限卻是限時的，畢業時間又會影響到評職稱，找工作，評教職，申請基金，這些都是有年齡的坎的。”章寧無奈地說。相比延畢，最讓章寧感到恐懼的是就業，“寫兩篇CSSCI達到畢業要求不難，難的是讓這段經歷真正轉化爲就業的競爭力，無論這個就業是去學術界還是去業界。”章寧補充。

在博士生董皓嶽所在的南方某“雙一流”高校，四年是“標準”的畢業時間。第一年修滿9門課程學分，通過學科綜合考試後，博士二年級上學期開題，若未通過，第三年上學期第二次開題，然後是論文寫作，發論文，預答辯，盲審，答辯等一系列工作。董皓嶽就讀的新聞學院，學生需以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的身份發表1篇以上CSSCI期刊論文，同時也要有一次國際會議的發表才能按時畢業。

正在讀博士二年級的董皓嶽，目前仍沒有確定自己的研究方向，選題是否成立，能否順利開題都無法預測。而同一個學術領域的同學，有的已經通過了開題，有的甚至在很好的期刊發表了論文。似乎在讀博生涯的第一個關卡，董皓嶽便已落後於他人。爲了將自己納入這張緊湊的時間表，他制定並遵循着同樣嚴苛的時間表，9點起牀已經是“睡懶覺”，在精神狀態好時每天保證8個小時的學習時間，“基本就泡在閱讀文獻和寫東西里”。

與他人交往時，董皓嶽豁達開朗，甚至他自己也認爲自己能處理好一切難題，直到反覆夢見相同的夢境，他才意識到自己陷入了抑鬱的情緒。

2022年9月以來，董皓嶽幾乎所有夢境都關於“導師，學校，教室”。縈繞夢境的是來自導師的拷問“論文寫出來了嗎？”每當夢到這句話，他會突然醒來，隨後心緊張得無法繼續入睡，躺在牀上，腦袋裏思考着關於選題的細節，塞滿了對未來的憂慮。一看時間，原來自己只睡了兩個小時。

除了學術本身的創新壓力和來自同輩羣體的比較和競爭壓力，讓26歲的董皓嶽焦慮的還有生活的壓力。博士生每個學年要交1萬元的學費，每個月的補貼只有1500元，加上年底補貼，每年補貼共約3萬元，爲了維持開銷，董皓嶽在校外兼職做家教。自己仍是象牙塔內存款只有千元的“窮學生”，校園外，已經就業的同齡朋友基本都有了3年以上的工作經驗，也逐漸邁入結婚生子的人生新階段。董皓嶽記得今年七夕時刷朋友圈，看到高中同學分享了自己和愛人在餐廳的約會照。點擊定位，他看到餐廳的人均消費高達4000元。

“那一瞬間有被戳到的感覺。對我來說，人均300已經是一頓特別奢侈的飯了。”董皓嶽說。

章寧也有類似這樣“被同齡人落下”的感覺。章寧身邊，即使是讀完碩士的朋友也有了三年的工作經驗，當大家在討論“結婚”“買房”“賺錢”等話題時，章寧往往沉默。進入金融行業的同學有的年薪達到30萬，不從事金融的經過幾年工作跳槽，也不乏年薪達到20萬，甚至50萬的人。“如果我不讀博，未嘗不會和他們一樣。讀博付出的主要是機會成本。”章寧說。她每年收到的來自學校的補貼只有3萬元，“我覺得自己好像是穿童裝的成年人，沒有與年齡匹配的生存能力。父母生病等問題，我不敢想象，也無法承受。”

獨自前行的學術生涯，章寧同樣被讀博時鐘牢牢捆縛。她每天至少學習10個小時，很少外出，難得地和朋友去趟公園，她也隨身攜帶着電腦。北方的冬季寒冷，朔風凜冽，路邊行人裹得嚴實，行色匆匆。章寧和朋友走在馬路上，導師發來消息，她會在路邊坐下，打開電腦開始查找資料，給導師反饋。章寧形容，就像坐牢的感覺。“有一個隱形的東西一直盯着我，盯着我的產出，看着我的進度表。我不敢懈怠，浪費時間是可恥的。”

董皓嶽表達了相同的負罪感。不在狀態時，一天只能學習3、4個小時，每每這樣度過一天，晚上躺在牀上，他被負罪感重壓，腦子裏都是諸如“我的同學今天應該做了很多事”的念頭，而後，是註定的失眠。

在社交中，董皓嶽常告訴朋友，自己做好了5年畢業的準備。雖然說得雲淡風輕，但他內心知曉：“延期”畢業的後果不僅只是難以按時獲得學位，還意味着在延期的半年、甚至幾年之內喪失獲得潛在的機會，進而還可能影響找工作，甚至結婚生子等重大人生選擇。

“衝卡闖關式的讀博生涯，每一個關卡都充滿了不確定和風險。一旦在某個環節耽誤時間，機會成本可能會是難以承受的。在這樣的時間觀下，博士生只能接受成功，不能有任何閃失。爲了達到這一預期，正常的放鬆和享受生活就會被認爲是放低對自己的要求，是‘浪費’時間，甚至產生濃重的負罪感。長此以往，時間的嚴苛意味着心靈的嚴格，自我已被制度內隱着的一套道德規範完全佔據。”在研究論文中，程猛這樣寫道。

接受採訪時，受訪的三位博士生均提到了兩個詞。第一個詞是“幸運”。他們說，幸運在有個好導師，幸運在抑鬱尚可控，幸運的是自己沒有成爲新聞報道里因抑鬱而結束生命那個人。

第二個詞是“不想認輸”。最痛苦的時候，董皓嶽想過放棄學業，有時候看到心儀的工作單位在招聘，他也會萌生出去應聘的念頭。但動搖只是片刻，如果退學，只能拿到碩士學位，“退學的成本太高了”，他補充，“放棄是認輸的表現。我不想認輸。”

中途放棄，意味着過去幾年的讀博時間都將成爲“沉沒成本”。對博士生們來說，讀博是一條不允許退出和失敗的道路。章寧看來，讀博的四年是自己全身心追逐學術的四年，讀博順利不僅關乎家人的期待，自己的未來，同樣也是自我價值的全部支點。

程猛提到，多數高校和媒體宣傳仍以“某研究者克服困難，終攀科研高峯”爲主，在這樣的主流價值觀和單一的社會評價體系下，同學們在生活中很難看到其他可能的道路，遭遇學術研究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時，很容易責怪自己。“讀博需要一個既鼓勵勇攀科研高峯，也鼓勵多元價值的生態。如果我不想讀了怎麼辦？如果我沒辦法讀下來怎麼辦？如果我不讀了，是不是一樣可以在學術之外闖出自己的天地？這些夜深人靜擾動博士生內心的疑問，終歸需要自己找到一個答案。在這個過程中，來自高校、家庭和全社會的多方面支持是非常重要的。”程猛說。

確診抑鬱後，章寧開始定期接受心理諮詢。“不想輸的潛臺詞是有輸贏，這是誰制定的輸贏，輸贏的標準是什麼？”心理諮詢師的問題叩擊着章寧的心。聊天后，章寧猛然發覺，自己不是爲得到導師和父母的認可，不是爲了討好權威，“這個敵人，好像是我製造的一個敵人”。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奮鬥方式，我是用不認輸的信念做研究。”周啓說。沒有寫出一篇“完美的論文”便意味着失敗，曾經的她不想輸。現在，在國內C9聯盟高校任職博士後的周啓回望曾歷經的博士四年，她說，博士最難的地方在學術外，在於讀博揹負着生命歷程的命題。周啓語氣輕鬆，“努力後失敗也很正常。如果擁有不怕退學不怕延畢的勇氣，反而才能走出恐懼，到達畢業的終點。”

“瀕死”的體驗過後，2019年下半年，周啓徹底告別了晝夜顛倒地超時工作。她停了下來，不再逼迫自己向前。“那時每天的目標是如何不去死。”她說。時間變得不再奢侈，她練瑜伽，鍛鍊身體，走路，直到把自己走得筋疲力盡，揮霍掉一天的時間便是勝利的一天。

2019年下半年，周啓習慣在學校附近的道路上散步，直到身體在走路時熱起來。受訪者供圖

溼冷的冬天到來後，周啓每天從郊區的學校趕地鐵去市中心，再走路去老師的研究室，幫老師做一些最簡單的數據整理。校園外是寧靜少人的大路，有時落雪，視野裏白茫茫寬闊一片。感知力和專注力在走路中恢復，“我從抽象的思維世界，迴歸到具體的現實世界”。周啓看到雪團融融地堆在樹椏，自己的呼吸間是團團雪一樣的熱氣。她越走越暢快，在雪地裏大聲唱起了歌。周啓記得最無助那一夜自己身體的體溫，那種冷和涼讓她恐懼。她沒想到，經過一個冬天，她的身體終於在走路時熱了起來。

經過生活的停頓，周啓逐漸體會到，構成世間一切的不是紛雜的觀念和主義，不是嚴絲合縫的知識框架，而是通過觀察、實踐和感受，更真切具體地認知世界。這仍不是一個“研究者穿過困境勇攀科研高峯”的主流故事，2020年以後，順利的事情仍然沒有到來，周啓沒有通過日語考試，出國申請也因爲疫情而終止，與2019年相似，全力以赴的所有事情都沒有結果。

“最好的博士論文是一篇已經完成的論文。”導師這樣寬慰她。周啓開始重啓寫作，按自己所能，兩行兩行地寫。除了導師的理解，跨過孤立無援的河流，周啓和朋友結成“讀書小組”，也常和朋友們相約去玩劇本殺和戶外活動，從人際關係網絡中獲得支持。她形容自己的精力是一塊枯竭的電池，通過各種放鬆的方式，這塊電池有了低電量，能夠支撐着她繼續工作。

接受心理諮詢一年多的時間裏，章寧接受“即使失敗也沒關係”。配合藥物治療，她的思考力和理解力開始恢復，章寧說，就好像4年來她第一次學會思考。“做實證研究是洞悉規律的過程，如果人類是上帝用規律支配的提線木偶，當發現規律的那一刻，我感覺抬頭看到了某些東西。”

讀博後，章寧一直期待着某個“神蹟”出現的時刻，某個被靈感砸中的頓悟瞬間。就像凱庫勒悟出苯分子環狀結構的那個夢：在夢裏，他看到旋轉的碳原子長鏈像蛇一樣盤繞，銜住自己的尾巴旋轉不停，被電擊般猛然醒來後，凱庫勒寫出了苯的第一個環狀式。那個夢始終沒有到來，現實中以年爲計算單位的研究無法縮短爲一個瞬間，就像從毛衣的縫隙看到火光就靈感一現，終究只是《萬物理論》電影，而無法概括霍金日復一日的工作。

2022年10月，章寧走在去圖書館的路上。北方的秋雲冷樹冷，陽光卻很明媚。落葉像凝固的陽光滴落，她邊走邊想，邊走邊想，是一個寧靜的金色時刻，章寧腦袋裏的實證和熟知的理論開始串聯，看過的報道，文獻，和當下生活的聯繫也都一一展開。“它們工整地形成了一個閉環，向我迎面撲來，交匯到我這裏”。按時畢業，發頂刊，找好工作，或是頓悟的時刻，都不再是最重要的那件事。陽光穿過樹葉的空隙撒下，章寧知道，自己正被陽光圍繞。

（文中周啓、章寧、董皓嶽均爲化名）

新京報記者楊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