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难题，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在中国是最有希望、最有条件、最有可能能够解决人类文明发展中的这一难题，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述中国式现代化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我之所以引用这一段话，作为世界文明发展中的一个难题，中国是最有条件来解决这个难题的。这段话里，已经做了一个描述。这个描述的关键词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基本特征就是共同富裕。

从这一点来讲，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跟传统的现代化路径是根本不同的。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逻辑和传统的现代化也是不一样的。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世界上其他的现代化是基于物本逻辑的现代化，而我国的现代化是基于人本逻辑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阐述里始终是围绕人民来做文章的。所以，仅就这一段话里，人民就出现了好几次。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成为中国式，那就是它的底层逻辑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有区别的。

对共同富裕的问题，过往领导都有过阐述。毛泽东指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大家都有份。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都有份？都有份是一样的，还是有差别的。如果是一样的，那可能就是平均主义，如果是有差别的，那这个差别有多大，这个差别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条件下才是合理的，这就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难题。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小平同志的这句话讲到了共同富裕不是很快就能实现的，所以，这跟二十大报告里强调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的意思是一样的。共同富裕既然是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个难题，肯定不会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实现。作为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它有多长？按照中央文件的表述，基本实现共同富裕至少也要到本世纪中叶，这还说的是基本，真正要实现共同富裕恐怕还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也涉及到对共同富裕的理解。

所以，共同富裕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难题，在现在来讲还是一个愿景，这个愿景是世界的愿景，更是中国发展的愿景，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促进共同富裕始终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讲，共同富裕与以人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中国的现代化的底层逻辑是以人为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可以以共同富裕的进展来衡量，反过来说，共同富裕取得的进展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

促进共同富裕是当下的任务，当前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消费差距（包括公共消费差距，即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力差距都比较大，底线公平的保障性不足，妨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促进共同富裕也是当下的一个紧迫的任务。怎么来看待共同富裕在理论上或者实践中带给我们的挑战呢？既然它是一个难题，那就会既表现在理论上，也表现在实践当中。对这个问题，我们做过一些探索和研究，当然还是粗浅的、初步的。今天在这里，先从理论的角度谈一谈共同富裕面临的挑战。

1·富裕与共同如何融合？

共同富裕这个概念本身是由两个词组成的，一是富裕，富裕又要大家都有份，那就是共同。所以把共同富裕这个词拆开看，它背后就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富裕对应的是效率，怎么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让我们变得更富，共同就指的公平，大家怎样共享，避免出现两极分化。但是在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上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把共同富裕作为一个历史的愿景、长期的目标，把共同和富裕要组合在一起，要融合，但也要看到其背后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长期来被认为是一个不兼容的关系。现在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冲突论”，经济讲效率，社会讲公平，所以，讲效率会有损公平，讲公平有损效率，两者似乎不能兼容，会形成一个翘翘板效应。大家看到这种理论无论导向哪一边都会出现问题，所以后来就有了“兼顾论”。兼顾论是政府调节初次分配的结果，即政府去做再次分配，在初次分配上更多讲效率，这个观点一度很流行，就是让市场去讲效率，让政府来讲公平。让市场与政府结合来实现兼顾，但兼顾很难使政府的政策跳出“钟摆效应”的困境，可能会在一个时期注重效率，一个时期注重公平，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

冲突论也好，兼顾论也好，这两种观点都是着眼于物质层面，着眼于分蛋糕，如果跳出物的层面，超越分配的视角，着眼于人的发展的角度，就是从物本逻辑转向人本逻辑，效率和公平就可能实现融合。就会既能提高效率，又会促进公平，从而促进共同富裕。效率与公平融合了，共同富裕逻辑上也就成立了。

2·物的发展、人的发展与马太效应

这就涉及到对共同富裕进一步的理解，刚才所称共同富裕这个概念，它背后存在着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如果整合为一体来看，共同富裕究竟是基于物还是基于人来理解，这就涉及到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如果基于物来理解，是无法摆脱“存量-流量”分配循环中产生的“马太效应”，这也是平时我们说的市场经济内生出马太效应。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就是存量与流量的循环，存量就是财富、资产或财产，流量就是收入流量。财富是怎么来的，就是通过收入扣除消费之后的剩余转化而来的，而这些财富又通过财富的增值或者通过财富转化为资本进行投资，产生收入流量。这就是老百姓俗话说的“有钱的越有钱”。前面一个“钱”是指存量，后面一个“钱”是指流量，钱生钱，这就是存量和流量的循环。

金融在钱生钱的问题上能够产生巨大的作用，可以导致市场内生的“马太效应”放大。怎样遏制金融的“马太效应”，就取决于理论和体制创新。金融本身是嫌贫爱富的，你越有钱，就越借给你钱，你就有了更多发展的机会，能够赚到更多的钱；而你越是没钱，金融就不会搭理你，你就越没有发展和挣钱的机会。所以，金融这种嫌贫爱富的特点，是基于物本逻辑产生的。只要是基于物本逻辑，这种“马太效应”就无法避免。要降低和消除“马太效应”，就要转向人本逻辑，至少通过人本逻辑可以遏制这种“马太效应”，要完全消除也不太可能的。因为发展过程中收入也好，财富也好，总是会有差距。从这个角度来说，金融的创新涉及到一个底层逻辑的问题，就是从物本逻辑转向人本逻辑，这是中国金融学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平时我们看到的金融文献，流行的这些金融学的框架，基本上都是基于物质逻辑的。怎样让金融学转向人本逻辑，这不是单靠金融能够完成的，它需要社会整体的一种变化，尤其是需要对价值、信用及其衡量标准的新认识。

贫穷是能力的贫穷，所有人的能力提升就变得至关重要，要促进共同富裕就必须彰显人的主体性、创造性、文明性，这“三性”是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这也是人本逻辑的彰显。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特别强调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其实就是人本逻辑，就是要彰显人的主体性、创造性、文明性。

所谓主体性就是在人和物的关系上，人去支配物，而不是被物所支配。创造性，人跟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够创造工具，在现代社会就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在社会的意义上人就不仅仅是创造经济价值，还能创造社会价值，也就是公共价值。以物为载体的价值创造，就是生产出更多物质财富，而以人为载体的价值创造，则是人自身的发展，包括人的素质、技能、知识和创造性本身。文明性，这里指的是不同于传统的经济人的假设，就是自利，但人同时还是“社会人”，还有利他的一面。自利和利他都应当有，而且利他的这种成分，利他的人，利他的行为越来越多，这意味着人的文明性在提高，反映为社会的文明性在不断超越商业文明、物质文明。人的文明性是人类文明性的微观基础，是人的发展挣脱物质利益束缚的一个标识。从这个意义上，人本逻辑就是要围绕人的主体性、创造性、文明性来做文章，体现到制度安排和政策上，就是如何真正促进人自身的发展，见物更见人。

当前的金融实际上是以“资产信用”为基础的。所谓以资产信用为基础，就是以物的价值来度量信用高低，比如贷款是需要抵押的，抵押物标的物就是资产，它是有价值的。这种信用是基于一种资产产生的信用，也就是基于物的信用，有资产就给你贷款，没有资产就不给贷款，资产多可能贷款就多，资产少贷款就少。这就是现代金融的物本逻辑，以资产信用为基础。显然，现代金融的“主体信用”是缺失的，只有在产权的意义上才会关联到主体是谁，“无产者”是没有信用的。在过去的农耕社会，曾经有这种主体信用，比如人格担保。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相互之间借个东西，甚至借钱，债权债务没有正式协议，很多就是以人格担保。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给人借钱，如果让人打个欠条、借据，都觉得不好意思，被打借条的人也觉得不被人信任。但在现代市场社会，这种借贷关系中签协议是很正常的事情，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所以，这也反映出现代社会的主体信用实际上在渐渐消失，就像曾经存在的物种的消失，基于人自身的这种信用越来越弱化了。不难看出，现代金融的逻辑越来越转向相信物而不相信人，你有财富、财产或资产，我相信你，你没有东西口说无凭，不知道你将来有没有还钱的能力。这是基于现在的财产和现实的价值，按照劳动价值论，是基于过去的死劳动，至于一个人将来能够创造多少价值，未来的价值是没法作为信用到银行去进行抵押的。金融的这种物本逻辑导致金融只相信“过去”创造的财富价值，不相信“未来”创造的财富价值；只相信物的价值，不相信人的价值。这与越来越强调创造、创新驱动发展、知识经济的人本逻辑是不吻合的。金融不稳定的根源也在于此，因为过去沉淀凝结的价值并非固定不变，一旦有变，相互关联的资产负债表就会产生链式反应。

现在风投更多注重投人，不是投物。因为风投不是看抵押物的，而是看创新者创新的情结、创新的能力，是基于人做风险投资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金融体系中的主体信用其实也在逐渐发育，但是，整体来讲，这种基于主体信用的金融行为严重的不够，因为整个金融体系是以物的信用为基础，而人的信用实际上是被摆在很次要的地位。从这一点来讲，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就涉及到整个现行体制、政策体系的底层逻辑。我们现在的体制和政策，不由自主地在沿着物本逻辑展开，尽管我们说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但真正转到人本逻辑上来还有很大的难度，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3·结果公平、机会公平与分配预期

结果公平与机会公平涉及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分配预期”。现在谈预期谈得很多，比如预期转弱是当前的“三大压力”之一，但分配预期的概念很少提，甚至以前没有这个概念。我们讲机会公平还是讲结果公平，偏重于哪一边，实质是分配预期问题。怎么去引导分配预期？如果我们强调的是结果公平，则分配预期的重心毫无疑问就到了政府的身上。如果我们讲机会公平，则分配预期的重心就转到自身的努力上去了，这对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结果公平、机会公平都要讲，但是结果公平的内涵应定为在“底线公平”，即底线上的结果公平，而不是平均主义的结果公平，底线公平旨在防止两极分化。根据我国的实践概括出来的“七有原则”（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就此要防止两极分化，要为社会成员的基本消费保底。

按照“七有原则”实现“四基本”：基本营养、基本教育、基本健康、基本住房，从而保证每个人都获得基本的能力。在结果上依然要承认差距，政府的作用更多是在促进发展机会公平方面创造条件，使每个人的努力与其所得相匹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在促进机会公平的过程中，普惠金融的作用就非常重要。普惠金融就是要改变老百姓所说的“嫌贫爱富”的这一面，让金融爱富又不嫌贫，那就是要发展普惠金融。所以，普惠金融从底层逻辑来说，也是在超越物本逻辑，转向人本逻辑和主体信用，以促进所有人的发展机会更加公平。

促进共同富裕，当前面临的实践挑战也是巨大的。从我国来讲，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观察：

从生产力来看，我国不是富裕国家，依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任务非常重，我们变成富裕国家、变成中等发达国家还需要艰苦的努力。在发展过程中，现在我们又遇上了未富先老、未富快老、未富气变、全球大变局。现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这三变也是二十大报告里阐述的，这描述了当前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极端不确定性环境。这是极大的挑战。

从体制上看，我国依然是城乡二元体制。从社会层面看，我国依然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民社会”，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具体到我国的人口结构上分析，农民依然是大多数。从2021年看，农民身份（农业户籍）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53.3%。“农民社会”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超过半数的人是农民身份，这意味着当前我国社会的结构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一种结构。所以，我国的社会现状就可以简称为“农民社会”。我国处于“农民社会”，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仍未改变的现实，很显然，我国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就是怎样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减少农民的问题，如果农民都一直固化在农村，很多人还在种地，或者他的身份一直还是农民的社会身份，很难谈得上农民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现代化，也就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也是一个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过程，意味着以后农民身份除了是职业身份外，就应当不再存在了，只有职业上的区分，没有社会身份上的区别。这个问题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身份不一样，各方面的待遇就不一样，其所拥有的社会基本权利也不一样。所以，从整体上看，解决好农民问题是我国走向共同富裕的关键。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其潜力也在农民这个群体中。尤其是农民工群体，他们是最有希望、最有潜力、最有条件可以变成中等收入群体。农民工这个群体长期工作、生活在城市，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在外闯荡多年，要比长期待在农村的农民来说，他们变成中等收入群体的可能性要更大。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其前提是缩减农民这个群体。当然市民里也有一部分，但是从整体而言农民还是大多数，解决农民问题要从城乡二元结构入手。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隐含着三个二元结构：经济二元、社会二元和所有制二元，这三个二元结构是相互叠加嵌套在一起的，形成了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相互联系的三大挑战，只有通过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才能化解和应对。

1·市场经济体制二元

我国搞市场化改革，探索了14年，至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才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党的一个伟大的创造，通过“两权分离”，实现了国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以及通过放权分权，实现了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国外资本混合发展。但我国市场化的改革主要还是在城市，而农村的市场化是非常有限的。比如农村有商品市场，但土地市场、住房市场、抵押市场基本上不存在。农村的财产权不可交易，无法货币化、资本化。农村存量资源配置固化，所以，农村资源配置效率、使用效率都低。农村财产权不能随着国民经济增长而升值，农村不存在财产存量和收入流量的循环，农民难以享受资本市场的红利，农民基本在资本市场之外。我国市场体制的二元化，与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经济结构有实质性的区别。

从金融的角度来说，导致农村处于金融体系的边缘，与经济的金融化趋势是脱节的。经济的发展存在一个金融化的趋势，这种金融化的趋势并不等于金融行业占GDP比重越来越高，而是说金融的渗透性越来越强。金融化首先是货币化，比如农村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其货币化也就是把东西换成钱，过去也叫商品化。如果是自产自消费，没有货币化的交易，那就意味着农民的生产成果无法以货币来统一度量其价值，农民没有货币收入。农民的生产、生活就受到了限制，农村金融也就受到了限制。经济的金融化不仅仅体现在货币化方面，它体现在经济关系的金融化，各种经济关系越来越变成债权债务关系，股权股利关系，风险保险关系，这是一种金融关系。实体交易和金融交易越来越融合在一起。比如，融资租赁，买房子的预付款，商品交易中同时产生了金融交易，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经济的这种金融化趋势在不断的拓展，这进一步表现在财富或者财产结构上，金融资产的占比越来越高。无论从全球、从我国的发展来看都存在这个趋势。

在城市里，家庭金融资产的占比远远要高于农村，而农村居民拥有的资源，大多不能交易，也就没有市场价值，无法加入到经济金融化过程之中。整个经济、国民财富的金融化、资产的证券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通过金融化也就是资产化、证券化，才可能获得整个经济增长的红利，而农民与此是分离脱节的。这就使得农民很难与城市居民一样富起来，导致我国人口的多数无法通过市场、经济增长共享发展的红利。这是体制性的问题，它不是农民自身不努力的问题。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社会身份体制的二元。

2·社会身份体制二元：市民与农民

城乡社会体制从社会层面看，存在着身份的不同，市民与农民是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背后是两种身份，两种身份的背后是基本权利的不同。农民作为劳动力有外出打工的自由，但作为社会成员家庭要迁徙就有诸多的限制。在城里，农民工就业、创业、融资等方面难以享受同城平等待遇，农民工家庭在小孩上学、老人养老、保障房等方面，难以享受同城平等待遇，这些在城市中有过这种经历的农民工或者打工人，应当说有深刻体会。现在我国的城市化率尽管达到了64.7%，但这中间是包括了近3亿农民工的，这就意味着城市内部已经复制了城乡二元，城市里的市民，包括老市民和新市民，这个新市民就包括农民工。而农民工家庭是纳入了新市民群体，与老市民群体的基本权利却不平等。

这种社会身份限制了农民家庭的人力资本积累，限制了人力资本的使用，它的教育、流动都受限。教育、流动都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的途径，但是因为社会身份而受到限制。这样一来，农民本来在起点上就差了一截，能力普遍偏低，在社会身份上又受到这种限制，在参与市场竞争中很显然处于不利的地位，在社会分配结构中很容易被固化在低收入群体。农民的家庭就得一代出去打工、二代出去打工、三代还出去打工，他们的能力就长期处于这种低的状态，收入水平也处于这种一代一代都是低收入的家庭。这样有可能就导致多数人口，包括在城市的农民工这个群体，也包括待在农村的农民，可能都是长期处于低收入的这种状态，隐藏着社会群体、社会阶层固化的风险，这种纵向的流动性缺失毫无疑问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更谈不上促进共同富裕。所以，农民问题不仅仅是在市场化角度来看的市场体制二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农民的社会身份问题。

3·公有制二元：国有制与集体所有制

这是城乡二元结构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城市对应国有制，农村对应的是集体所有制，两种所有制是自新中国成立后慢慢形成的。

集体所有权的社会化、结构化受制于市场化、金融化的约束。比如，在股份公司里，股民的权利是清晰的，但是在集体所有制经济里，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的一员，他的财产权利在法律上是不清晰的。现在除了像耕地、林地、宅基地（权利）清晰以外，其他的都不清晰。因为除了这些承包的耕地、农用地、林地，还有占用的宅基地，这些从法律上已经是明确了属于农民的财产权利，但是集体经济里还有集体建设用地、其他集体财产，跟农民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现在都不清晰。有的地方在探索，农民变成股民，但在市场化都不完全的条件下，农民变股民有其形式，而流动却很艰难。这种股份化并不像股份公司发行股票，买了股票就变成了股东，就可以行使股东权利，也可以赚取差价，到一定时候把股票卖了。对农民来说没有这样的机制，也没有这样的市场。

现代社会所有制的内涵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从传统的以占有为中心，转向以使用为中心，所有权在退居幕后，使用权走向前台，这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基本趋势。在这个基本趋势中，金融其实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任何一种所有权的社会化、结构化都离不开金融，在这个趋势当中，毫无疑问我国的农村滞后于城市。所以，农村效率低于城市，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两种所有制怎么样去融合，其实与所有权的社会化、结构化紧密关联，这又离不开金融的支撑。

只有从理论上、体制上破除三个“二元”，才能缩小城乡差距，才能真正走向城乡一体化，促进共同富裕。只有让农民、农民财产权更充分“流动”，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才能让农民加入到现代化的行列。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最大愿望，其实是不想当农民，带着现有财产权利摆脱农民身份。如果是在农民“固化”在土地、在农村的条件下，无论财政也好，金融也好，其作用就会边际递减，甚至难以发挥作用。所以，城市化，人口的城市化，也就是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与此相逆的做法，都会导致隐匿的巨大风险，甚至导致现代化进程的中断。

过去通过市场化、工业化减少了种地的农民，但现在社会身份的农民、集体的农民依然很多，以后怎么进一步减少，这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一个核心问题。毫无疑问，这就需要提升他们的能力，破除体制的束缚。只有能力提升了，能力差距缩小了，有了更大的权利开放，也就是转向人本逻辑，这个问题才能真正解决。

只有实现以新型城市化为主导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重塑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区域结构，重塑社会分配结构才有前提和基础。有的是结果，有的是前提，有的是基础，有的是衍生的，这里面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由此而言，怎样从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入手，推动结构化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同时让金融体系纳入进来，从物本逻辑转向人本逻辑，促进共同富裕，就更有条件了。

时间关系，我就讲这些，讲错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贲圣林：当前的国际形势非常严峻复杂，全球经济面临多重风险挑战，就是抵御冲击的问题。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推动共同富裕的目标有怎样的意义？

刘尚希：当前面临的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这种情况下，怎样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涉及到内循环、外循环相互促进的问题。从十月份进出口数据来看，这个数据变负了，看到不确定性的风险越来越大，外需对我国增长的拉动作用在减弱，内需也很疲软，怎样让内需逐渐强大起来呢？这可以从短期、长期来看。

短期来看，一般是采用一些政策措施和手段来进行刺激。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怎样来刺激消费。消费作为内需的一个重要部分，现在还更需要从长期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仅仅满足于政策手段就不够了，这与共同富裕直接相关。从贫富差距的角度看，贫富差距越大，内需就会越弱，贫富差距越小，内需就会越强，这是一个理论上的逻辑。在现实生活中，如果贫富差距能够有所缩小，内需就会从长期来看逐渐变强。

当然，要缩小贫富差距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当前来看，更多的是在保底方面发挥作用，而不是把高的拉下来缩小差距，而是在低的方面做文章。比如受到疫情冲击，不少人失业了，个体工商户不能经营了，生活遇到了困难，怎样让这些受到冲击最大的群体的基本收入得到保障，从短期来看有助于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消费。这方面中央有不少的政策，比如“三保”，保基本公共服务，保地方运转，保基本工资。保基本公共服务就是要保证居民的基本生活，怎样兜牢底，保障底线公平。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底线公平、基本保障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比把高的拉低，缩小数据方面的差距更加重要。

贲圣林：您刚才特别强调，解决农民问题是解决共同富裕的一个关键问题，二十大报告中特别提出了，脱贫攻坚确实给伟大成就奠定了共同富裕的基础，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的衔接，推进高质量的乡村振兴的服务。金融系统可以怎样支持乡村振兴呢？

刘尚希：从金融的角度看，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也有大量的贷款、债券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实，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来讲，金融的作用就是让一些贫困地区，比如现在已经脱贫了，但是他们脱贫的基础还不稳固、比较脆弱的贫困地区，怎样让他们的资源变得能够可交易、可资产化、可资本化。农村有的地方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吃，之所以有这种现象，就是没有市场化、货币化和资本化。怎样把他们的资源，通过数字化，让它货币化，让不可交易的资源变得可交易，让原来可交易的资源能卖一个更好的价钱，比如原来脱贫攻坚地区的一些特色产业，它以前是没有品牌的，附加值就比较低，如果金融助力他们建立品牌，附加值就高了。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国外哪怕是同类的水果都是越来越吃香，而国内的水果反而很多卖不出去。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品牌，怎样让它形成一种商业品牌，金融在这中间可以发挥作用，当然还有提升它的品质，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些方面金融可以帮助和推进它的市场化、资本化。

比如刚才我说的农民变股民，不是股份公司的股民，而是集体经济把农村的资源盘活了，农村的这些资源的盘活离不开金融手段，只有盘活了才能把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民，一些地方有一些探索，这就需要金融来发挥作用。

当然还有对普惠金融，对做小生意的，他抵押的资产不够，怎样依靠他的主体信用，并且他确确实实在认真做事，不是骗人，而且有流水，这种小额风险贷给他风险并不大，怎样及时的给这样的人提供融资服务，这在当前数字金融的条件下可以更好的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方面有很好的探索。像浙江的网商银行，为长尾客户服务，他们有很好的实践经验，这可以扩展到更多的地方去，把数字金融的模式扩大，惠及更多的农村农民，尤其是收入不高的农民，这方面是大有作为的。

贲圣林：你如何看待国有资本、国有企业的潜在的效率障碍，效率挑战，国有经济在共同富裕中能否真正发挥有效的作用？

刘尚希：国有企业长期的管理模式是管人、管事、管资产，现在转向以管资本为主，其目标就是要提升它的资本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管资本就是国有资本怎样优化配置，怎样按照市场原则配置，实现宏观上的保值增值，对社会来讲才有潜在的好处。为什么是潜在的？国有企业的财富积累起来并不能简单的分到每个人的人头上，只能通过预算划转到社保基金，补助养老，或者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缴一部分，再用到公共支出中，才能全民共享。

从理论上讲，国有资本是全民所有，人人有份，但从法律上来讲不可能量化到每一个人，不可能每个人都能从国有企业分到一块红利，实际上做不到，至少现在没有这种操作机制。国有资本更重要的作用是要去稳定经济，避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稳定了增长，实际上就稳定了就业，间接地为大家的生计带来一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国有资本要更多的着眼于大局来考虑，不仅仅是为增值和利润考虑，应有它的社会属性在里面，这种社会属性不是简单表现在全民分红，而是为经济的稳定、为就业的稳定，为大家生计的稳定创造条件。国有资本作为国家的底层资产，是基础性的东西，应当也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当然现在国资和民资在混合发展，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是通过混改以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互补，这样可能使经济更加有活力，更加有创造力。从国际的角度来说，有助于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这是更加重要的。国有企业有它的优势，民营企业有民营企业的优势，为什么要混改就是优势互补，两者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理解可能更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