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是整個人類文明發展中的難題，至今爲止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完美的解決這個問題。在中國是最有希望、最有條件、最有可能能夠解決人類文明發展中的這一難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黨的二十大報告在闡述中國式現代化時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我們堅持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爲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着力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決防止兩極分化。”我之所以引用這一段話，作爲世界文明發展中的一個難題，中國是最有條件來解決這個難題的。這段話裏，已經做了一個描述。這個描述的關鍵詞就是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基本特徵就是共同富裕。

從這一點來講，中國式現代化的路徑跟傳統的現代化路徑是根本不同的。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邏輯和傳統的現代化也是不一樣的。這裏面最大的一個區別，就是世界上其他的現代化是基於物本邏輯的現代化，而我國的現代化是基於人本邏輯的現代化，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闡述裏始終是圍繞人民來做文章的。所以，僅就這一段話裏，人民就出現了好幾次。這就是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成爲中國式，那就是它的底層邏輯和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是有區別的。

對共同富裕的問題，過往領導都有過闡述。毛澤東指出：這個富，是共同的富，大家都有份。這裏的關鍵是如何理解都有份？都有份是一樣的，還是有差別的。如果是一樣的，那可能就是平均主義，如果是有差別的，那這個差別有多大，這個差別在什麼情況下，什麼條件下才是合理的，這就是我們當前面臨的難題。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所以，小平同志的這句話講到了共同富裕不是很快就能實現的，所以，這跟二十大報告裏強調共同富裕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的意思是一樣的。共同富裕既然是作爲人類文明發展中的一個難題，肯定不會是輕輕鬆鬆就能實現，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能實現。作爲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它有多長？按照中央文件的表述，基本實現共同富裕至少也要到本世紀中葉，這還說的是基本，真正要實現共同富裕恐怕還需要更長的時間，這也涉及到對共同富裕的理解。

所以，共同富裕作爲人類文明發展中的難題，在現在來講還是一個願景，這個願景是世界的願景，更是中國發展的願景，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基本特徵，促進共同富裕始終伴隨着中國的現代化。在這個意義上講，共同富裕與以人爲核心的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體兩面的關係。中國的現代化的底層邏輯是以人爲核心，是以人民爲中心的。從這一點來看，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可以以共同富裕的進展來衡量，反過來說，共同富裕取得的進展可以成爲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標誌。

促進共同富裕是當下的任務，當前城鄉、區域、羣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消費差距（包括公共消費差距，即提供的公共服務）、能力差距都比較大，底線公平的保障性不足，妨礙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構建。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促進共同富裕也是當下的一個緊迫的任務。怎麼來看待共同富裕在理論上或者實踐中帶給我們的挑戰呢？既然它是一個難題，那就會既表現在理論上，也表現在實踐當中。對這個問題，我們做過一些探索和研究，當然還是粗淺的、初步的。今天在這裏，先從理論的角度談一談共同富裕面臨的挑戰。

1·富裕與共同如何融合？

共同富裕這個概念本身是由兩個詞組成的，一是富裕，富裕又要大家都有份，那就是共同。所以把共同富裕這個詞拆開看，它背後就是效率與公平的關係。富裕對應的是效率，怎麼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讓我們變得更富，共同就指的公平，大家怎樣共享，避免出現兩極分化。但是在效率與公平的問題上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我們把共同富裕作爲一個歷史的願景、長期的目標，把共同和富裕要組合在一起，要融合，但也要看到其背後的效率與公平的關係問題，長期來被認爲是一個不兼容的關係。現在比較流行的看法是“衝突論”，經濟講效率，社會講公平，所以，講效率會有損公平，講公平有損效率，兩者似乎不能兼容，會形成一個翹翹板效應。大家看到這種理論無論導向哪一邊都會出現問題，所以後來就有了“兼顧論”。兼顧論是政府調節初次分配的結果，即政府去做再次分配，在初次分配上更多講效率，這個觀點一度很流行，就是讓市場去講效率，讓政府來講公平。讓市場與政府結合來實現兼顧，但兼顧很難使政府的政策跳出“鐘擺效應”的困境，可能會在一個時期注重效率，一個時期注重公平，像鐘擺一樣來回擺動。

衝突論也好，兼顧論也好，這兩種觀點都是着眼於物質層面，着眼於分蛋糕，如果跳出物的層面，超越分配的視角，着眼於人的發展的角度，就是從物本邏輯轉向人本邏輯，效率和公平就可能實現融合。就會既能提高效率，又會促進公平，從而促進共同富裕。效率與公平融合了，共同富裕邏輯上也就成立了。

2·物的發展、人的發展與馬太效應

這就涉及到對共同富裕進一步的理解，剛纔所稱共同富裕這個概念，它背後存在着效率和公平的問題，如果整合爲一體來看，共同富裕究竟是基於物還是基於人來理解，這就涉及到物的發展與人的發展的關係。如果基於物來理解，是無法擺脫“存量-流量”分配循環中產生的“馬太效應”，這也是平時我們說的市場經濟內生出馬太效應。市場經濟的“馬太效應”就是存量與流量的循環，存量就是財富、資產或財產，流量就是收入流量。財富是怎麼來的，就是通過收入扣除消費之後的剩餘轉化而來的，而這些財富又通過財富的增值或者通過財富轉化爲資本進行投資，產生收入流量。這就是老百姓俗話說的“有錢的越有錢”。前面一個“錢”是指存量，後面一個“錢”是指流量，錢生錢，這就是存量和流量的循環。

金融在錢生錢的問題上能夠產生巨大的作用，可以導致市場內生的“馬太效應”放大。怎樣遏制金融的“馬太效應”，就取決於理論和體制創新。金融本身是嫌貧愛富的，你越有錢，就越借給你錢，你就有了更多發展的機會，能夠賺到更多的錢；而你越是沒錢，金融就不會搭理你，你就越沒有發展和掙錢的機會。所以，金融這種嫌貧愛富的特點，是基於物本邏輯產生的。只要是基於物本邏輯，這種“馬太效應”就無法避免。要降低和消除“馬太效應”，就要轉向人本邏輯，至少通過人本邏輯可以遏制這種“馬太效應”，要完全消除也不太可能的。因爲發展過程中收入也好，財富也好，總是會有差距。從這個角度來說，金融的創新涉及到一個底層邏輯的問題，就是從物本邏輯轉向人本邏輯，這是中國金融學面臨的一個重大的挑戰。平時我們看到的金融文獻，流行的這些金融學的框架，基本上都是基於物質邏輯的。怎樣讓金融學轉向人本邏輯，這不是單靠金融能夠完成的，它需要社會整體的一種變化，尤其是需要對價值、信用及其衡量標準的新認識。

貧窮是能力的貧窮，所有人的能力提升就變得至關重要，要促進共同富裕就必須彰顯人的主體性、創造性、文明性，這“三性”是促進共同富裕過程中不可缺少的，這也是人本邏輯的彰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特別強調人民至上、以人民爲中心，發展依靠人民，發展爲了人民，其實就是人本邏輯，就是要彰顯人的主體性、創造性、文明性。

所謂主體性就是在人和物的關係上，人去支配物，而不是被物所支配。創造性，人跟動物最大的區別就是人能夠創造工具，在現代社會就能夠創造更多的價值，這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在社會的意義上人就不僅僅是創造經濟價值，還能創造社會價值，也就是公共價值。以物爲載體的價值創造，就是生產出更多物質財富，而以人爲載體的價值創造，則是人自身的發展，包括人的素質、技能、知識和創造性本身。文明性，這裏指的是不同於傳統的經濟人的假設，就是自利，但人同時還是“社會人”，還有利他的一面。自利和利他都應當有，而且利他的這種成分，利他的人，利他的行爲越來越多，這意味着人的文明性在提高，反映爲社會的文明性在不斷超越商業文明、物質文明。人的文明性是人類文明性的微觀基礎，是人的發展掙脫物質利益束縛的一個標識。從這個意義上，人本邏輯就是要圍繞人的主體性、創造性、文明性來做文章，體現到制度安排和政策上，就是如何真正促進人自身的發展，見物更見人。

當前的金融實際上是以“資產信用”爲基礎的。所謂以資產信用爲基礎，就是以物的價值來度量信用高低，比如貸款是需要抵押的，抵押物標的物就是資產，它是有價值的。這種信用是基於一種資產產生的信用，也就是基於物的信用，有資產就給你貸款，沒有資產就不給貸款，資產多可能貸款就多，資產少貸款就少。這就是現代金融的物本邏輯，以資產信用爲基礎。顯然，現代金融的“主體信用”是缺失的，只有在產權的意義上纔會關聯到主體是誰，“無產者”是沒有信用的。在過去的農耕社會，曾經有這種主體信用，比如人格擔保。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相互之間借個東西，甚至借錢，債權債務沒有正式協議，很多就是以人格擔保。在我小時候的印象中，給人借錢，如果讓人打個欠條、借據，都覺得不好意思，被打借條的人也覺得不被人信任。但在現代市場社會，這種借貸關係中籤協議是很正常的事情，有什麼不好意思的呢。所以，這也反映出現代社會的主體信用實際上在漸漸消失，就像曾經存在的物種的消失，基於人自身的這種信用越來越弱化了。不難看出，現代金融的邏輯越來越轉向相信物而不相信人，你有財富、財產或資產，我相信你，你沒有東西口說無憑，不知道你將來有沒有還錢的能力。這是基於現在的財產和現實的價值，按照勞動價值論，是基於過去的死勞動，至於一個人將來能夠創造多少價值，未來的價值是沒法作爲信用到銀行去進行抵押的。金融的這種物本邏輯導致金融只相信“過去”創造的財富價值，不相信“未來”創造的財富價值；只相信物的價值，不相信人的價值。這與越來越強調創造、創新驅動發展、知識經濟的人本邏輯是不吻合的。金融不穩定的根源也在於此，因爲過去沉澱凝結的價值並非固定不變，一旦有變，相互關聯的資產負債表就會產生鏈式反應。

現在風投更多注重投人，不是投物。因爲風投不是看抵押物的，而是看創新者創新的情結、創新的能力，是基於人做風險投資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金融體系中的主體信用其實也在逐漸發育，但是，整體來講，這種基於主體信用的金融行爲嚴重的不夠，因爲整個金融體系是以物的信用爲基礎，而人的信用實際上是被擺在很次要的地位。從這一點來講，物的發展和人的發展的關係就涉及到整個現行體制、政策體系的底層邏輯。我們現在的體制和政策，不由自主地在沿着物本邏輯展開，儘管我們說要以人民爲中心、人民至上，但真正轉到人本邏輯上來還有很大的難度，還有很遠的路要走。

3·結果公平、機會公平與分配預期

結果公平與機會公平涉及到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分配預期”。現在談預期談得很多，比如預期轉弱是當前的“三大壓力”之一，但分配預期的概念很少提，甚至以前沒有這個概念。我們講機會公平還是講結果公平，偏重於哪一邊，實質是分配預期問題。怎麼去引導分配預期？如果我們強調的是結果公平，則分配預期的重心毫無疑問就到了政府的身上。如果我們講機會公平，則分配預期的重心就轉到自身的努力上去了，這對經濟社會發展動力的影響是不一樣的。結果公平、機會公平都要講，但是結果公平的內涵應定爲在“底線公平”，即底線上的結果公平，而不是平均主義的結果公平，底線公平旨在防止兩極分化。根據我國的實踐概括出來的“七有原則”（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就此要防止兩極分化，要爲社會成員的基本消費保底。

按照“七有原則”實現“四基本”：基本營養、基本教育、基本健康、基本住房，從而保證每個人都獲得基本的能力。在結果上依然要承認差距，政府的作用更多是在促進發展機會公平方面創造條件，使每個人的努力與其所得相匹配，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起點公平和過程公平。在促進機會公平的過程中，普惠金融的作用就非常重要。普惠金融就是要改變老百姓所說的“嫌貧愛富”的這一面，讓金融愛富又不嫌貧，那就是要發展普惠金融。所以，普惠金融從底層邏輯來說，也是在超越物本邏輯，轉向人本邏輯和主體信用，以促進所有人的發展機會更加公平。

促進共同富裕，當前面臨的實踐挑戰也是巨大的。從我國來講，現在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初級階段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觀察：

從生產力來看，我國不是富裕國家，依然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發展任務非常重，我們變成富裕國家、變成中等發達國家還需要艱苦的努力。在發展過程中，現在我們又遇上了未富先老、未富快老、未富氣變、全球大變局。現在，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這三變也是二十大報告裏闡述的，這描述了當前中國在發展的過程中所遇到的極端不確定性環境。這是極大的挑戰。

從體制上看，我國依然是城鄉二元體制。從社會層面看，我國依然是以農民爲主體的“農民社會”，以人民爲中心、人民至上，具體到我國的人口結構上分析，農民依然是大多數。從2021年看，農民身份（農業戶籍）人口占到全國人口的53.3%。“農民社會”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超過半數的人是農民身份，這意味着當前我國社會的結構是以農民爲主體的一種結構。所以，我國的社會現狀就可以簡稱爲“農民社會”。我國處於“農民社會”，這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仍未改變的現實，很顯然，我國面臨的基本問題就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就是怎樣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減少農民的問題，如果農民都一直固化在農村，很多人還在種地，或者他的身份一直還是農民的社會身份，很難談得上農民的現代化。沒有農民的現代化，也就沒有農業、農村的現代化。

現代化的過程是一個結構變遷的過程，也是一個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過程，意味着以後農民身份除了是職業身份外，就應當不再存在了，只有職業上的區分，沒有社會身份上的區別。這個問題是我國現代化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因爲身份不一樣，各方面的待遇就不一樣，其所擁有的社會基本權利也不一樣。所以，從整體上看，解決好農民問題是我國走向共同富裕的關鍵。農民占人口的大多數，要擴大中等收入羣體，其潛力也在農民這個羣體中。尤其是農民工羣體，他們是最有希望、最有潛力、最有條件可以變成中等收入羣體。農民工這個羣體長期工作、生活在城市，積累了相當多的經驗，在外闖蕩多年，要比長期待在農村的農民來說，他們變成中等收入羣體的可能性要更大。要擴大中等收入羣體，其前提是縮減農民這個羣體。當然市民裏也有一部分，但是從整體而言農民還是大多數，解決農民問題要從城鄉二元結構入手。我國城鄉二元結構隱含着三個二元結構：經濟二元、社會二元和所有制二元，這三個二元結構是相互疊加嵌套在一起的，形成了我國現代化過程中相互聯繫的三大挑戰，只有通過結構性改革和體制機制創新才能化解和應對。

1·市場經濟體制二元

我國搞市場化改革，探索了14年，至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後，才正式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黨的一個偉大的創造，通過“兩權分離”，實現了國有制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以及通過放權分權，實現了民營經濟的不斷發展壯大，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國外資本混合發展。但我國市場化的改革主要還是在城市，而農村的市場化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農村有商品市場，但土地市場、住房市場、抵押市場基本上不存在。農村的財產權不可交易，無法貨幣化、資本化。農村存量資源配置固化，所以，農村資源配置效率、使用效率都低。農村財產權不能隨着國民經濟增長而升值，農村不存在財產存量和收入流量的循環，農民難以享受資本市場的紅利，農民基本在資本市場之外。我國市場體制的二元化，與劉易斯所說的二元經濟結構有實質性的區別。

從金融的角度來說，導致農村處於金融體系的邊緣，與經濟的金融化趨勢是脫節的。經濟的發展存在一個金融化的趨勢，這種金融化的趨勢並不等於金融行業佔GDP比重越來越高，而是說金融的滲透性越來越強。金融化首先是貨幣化，比如農村生產出來的農產品，其貨幣化也就是把東西換成錢，過去也叫商品化。如果是自產自消費，沒有貨幣化的交易，那就意味着農民的生產成果無法以貨幣來統一度量其價值，農民沒有貨幣收入。農民的生產、生活就受到了限制，農村金融也就受到了限制。經濟的金融化不僅僅體現在貨幣化方面，它體現在經濟關係的金融化，各種經濟關係越來越變成債權債務關係，股權股利關係，風險保險關係，這是一種金融關係。實體交易和金融交易越來越融合在一起。比如，融資租賃，買房子的預付款，商品交易中同時產生了金融交易，形成債權債務關係。經濟的這種金融化趨勢在不斷的拓展，這進一步表現在財富或者財產結構上，金融資產的佔比越來越高。無論從全球、從我國的發展來看都存在這個趨勢。

在城市裏，家庭金融資產的佔比遠遠要高於農村，而農村居民擁有的資源，大多不能交易，也就沒有市場價值，無法加入到經濟金融化過程之中。整個經濟、國民財富的金融化、資產的證券化是不可避免的趨勢，通過金融化也就是資產化、證券化，纔可能獲得整個經濟增長的紅利，而農民與此是分離脫節的。這就使得農民很難與城市居民一樣富起來，導致我國人口的多數無法通過市場、經濟增長共享發展的紅利。這是體制性的問題，它不是農民自身不努力的問題。與此相關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社會身份體制的二元。

2·社會身份體制二元：市民與農民

城鄉社會體制從社會層面看，存在着身份的不同，市民與農民是兩個概念，這兩個概念的背後是兩種身份，兩種身份的背後是基本權利的不同。農民作爲勞動力有外出打工的自由，但作爲社會成員家庭要遷徙就有諸多的限制。在城裏，農民工就業、創業、融資等方面難以享受同城平等待遇，農民工家庭在小孩上學、老人養老、保障房等方面，難以享受同城平等待遇，這些在城市中有過這種經歷的農民工或者打工人，應當說有深刻體會。現在我國的城市化率儘管達到了64.7%，但這中間是包括了近3億農民工的，這就意味着城市內部已經複製了城鄉二元，城市裏的市民，包括老市民和新市民，這個新市民就包括農民工。而農民工家庭是納入了新市民羣體，與老市民羣體的基本權利卻不平等。

這種社會身份限制了農民家庭的人力資本積累，限制了人力資本的使用，它的教育、流動都受限。教育、流動都是人力資本積累的重要的途徑，但是因爲社會身份而受到限制。這樣一來，農民本來在起點上就差了一截，能力普遍偏低，在社會身份上又受到這種限制，在參與市場競爭中很顯然處於不利的地位，在社會分配結構中很容易被固化在低收入羣體。農民的家庭就得一代出去打工、二代出去打工、三代還出去打工，他們的能力就長期處於這種低的狀態，收入水平也處於這種一代一代都是低收入的家庭。這樣有可能就導致多數人口，包括在城市的農民工這個羣體，也包括待在農村的農民，可能都是長期處於低收入的這種狀態，隱藏着社會羣體、社會階層固化的風險，這種縱向的流動性缺失毫無疑問不利於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可持續性，更談不上促進共同富裕。所以，農民問題不僅僅是在市場化角度來看的市場體制二元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農民的社會身份問題。

3·公有制二元：國有制與集體所有制

這是城鄉二元結構中的一個基礎性問題。城市對應國有制，農村對應的是集體所有制，兩種所有制是自新中國成立後慢慢形成的。

集體所有權的社會化、結構化受制於市場化、金融化的約束。比如，在股份公司裏，股民的權利是清晰的，但是在集體所有制經濟裏，農民作爲集體經濟的一員，他的財產權利在法律上是不清晰的。現在除了像耕地、林地、宅基地（權利）清晰以外，其他的都不清晰。因爲除了這些承包的耕地、農用地、林地，還有佔用的宅基地，這些從法律上已經是明確了屬於農民的財產權利，但是集體經濟裏還有集體建設用地、其他集體財產，跟農民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現在都不清晰。有的地方在探索，農民變成股民，但在市場化都不完全的條件下，農民變股民有其形式，而流動卻很艱難。這種股份化並不像股份公司發行股票，買了股票就變成了股東，就可以行使股東權利，也可以賺取差價，到一定時候把股票賣了。對農民來說沒有這樣的機制，也沒有這樣的市場。

現代社會所有制的內涵在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從傳統的以佔有爲中心，轉向以使用爲中心，所有權在退居幕後，使用權走向前臺，這是現代社會的一種基本趨勢。在這個基本趨勢中，金融其實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無論任何一種所有權的社會化、結構化都離不開金融，在這個趨勢當中，毫無疑問我國的農村滯後於城市。所以，農村效率低於城市，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這兩種所有制怎麼樣去融合，其實與所有權的社會化、結構化緊密關聯，這又離不開金融的支撐。

只有從理論上、體制上破除三個“二元”，才能縮小城鄉差距，才能真正走向城鄉一體化，促進共同富裕。只有讓農民、農民財產權更充分“流動”，才能真正解決農民問題，才能讓農民加入到現代化的行列。農民對美好生活的最大願望，其實是不想當農民，帶着現有財產權利擺脫農民身份。如果是在農民“固化”在土地、在農村的條件下，無論財政也好，金融也好，其作用就會邊際遞減，甚至難以發揮作用。所以，城市化，人口的城市化，也就是農民的市民化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與此相逆的做法，都會導致隱匿的巨大風險，甚至導致現代化進程的中斷。

過去通過市場化、工業化減少了種地的農民，但現在社會身份的農民、集體的農民依然很多，以後怎麼進一步減少，這成爲擴大中等收入羣體的一個核心問題。毫無疑問，這就需要提升他們的能力，破除體制的束縛。只有能力提升了，能力差距縮小了，有了更大的權利開放，也就是轉向人本邏輯，這個問題才能真正解決。

只有實現以新型城市化爲主導的城鄉一體化發展，重塑社會結構、經濟結構、區域結構，重塑社會分配結構纔有前提和基礎。有的是結果，有的是前提，有的是基礎，有的是衍生的，這裏面的關係是非常複雜的。由此而言，怎樣從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入手，推動結構化改革，在這個過程中，同時讓金融體系納入進來，從物本邏輯轉向人本邏輯，促進共同富裕，就更有條件了。

時間關係，我就講這些，講錯的地方請大家批評指正，謝謝！

賁聖林：當前的國際形勢非常嚴峻複雜，全球經濟面臨多重風險挑戰，就是抵禦衝擊的問題。在這種大背景下，我國推動共同富裕的目標有怎樣的意義？

劉尚希：當前面臨的一個高度不確定性的國際環境。這種情況下，怎樣構建新發展格局？新發展格局涉及到內循環、外循環相互促進的問題。從十月份進出口數據來看，這個數據變負了，看到不確定性的風險越來越大，外需對我國增長的拉動作用在減弱，內需也很疲軟，怎樣讓內需逐漸強大起來呢？這可以從短期、長期來看。

短期來看，一般是採用一些政策措施和手段來進行刺激。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怎樣來刺激消費。消費作爲內需的一個重要部分，現在還更需要從長期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僅僅滿足於政策手段就不夠了，這與共同富裕直接相關。從貧富差距的角度看，貧富差距越大，內需就會越弱，貧富差距越小，內需就會越強，這是一個理論上的邏輯。在現實生活中，如果貧富差距能夠有所縮小，內需就會從長期來看逐漸變強。

當然，要縮小貧富差距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當前來看，更多的是在保底方面發揮作用，而不是把高的拉下來縮小差距，而是在低的方面做文章。比如受到疫情衝擊，不少人失業了，個體工商戶不能經營了，生活遇到了困難，怎樣讓這些受到衝擊最大的羣體的基本收入得到保障，從短期來看有助於擴大內需，尤其是擴大消費。這方面中央有不少的政策，比如“三保”，保基本公共服務，保地方運轉，保基本工資。保基本公共服務就是要保證居民的基本生活，怎樣兜牢底，保障底線公平。在高度不確定性的環境下，底線公平、基本保障就變得越來越重要，這比把高的拉低，縮小數據方面的差距更加重要。

賁聖林：您剛纔特別強調，解決農民問題是解決共同富裕的一個關鍵問題，二十大報告中特別提出了，脫貧攻堅確實給偉大成就奠定了共同富裕的基礎，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的銜接，推進高質量的鄉村振興的服務。金融系統可以怎樣支持鄉村振興呢？

劉尚希：從金融的角度看，在脫貧攻堅過程中也有大量的貸款、債券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其實，從一個更廣闊的層面來講，金融的作用就是讓一些貧困地區，比如現在已經脫貧了，但是他們脫貧的基礎還不穩固、比較脆弱的貧困地區，怎樣讓他們的資源變得能夠可交易、可資產化、可資本化。農村有的地方是捧着金飯碗討飯喫，之所以有這種現象，就是沒有市場化、貨幣化和資本化。怎樣把他們的資源，通過數字化，讓它貨幣化，讓不可交易的資源變得可交易，讓原來可交易的資源能賣一個更好的價錢，比如原來脫貧攻堅地區的一些特色產業，它以前是沒有品牌的，附加值就比較低，如果金融助力他們建立品牌，附加值就高了。最近我看到一個新聞，國外哪怕是同類的水果都是越來越喫香，而國內的水果反而很多賣不出去。這裏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沒有品牌，怎樣讓它形成一種商業品牌，金融在這中間可以發揮作用，當然還有提升它的品質，技術水平的提高，這些方面金融可以幫助和推進它的市場化、資本化。

比如剛纔我說的農民變股民，不是股份公司的股民，而是集體經濟把農村的資源盤活了，農村的這些資源的盤活離不開金融手段，只有盤活了才能把資源變資產，農民變股民，一些地方有一些探索，這就需要金融來發揮作用。

當然還有對普惠金融，對做小生意的，他抵押的資產不夠，怎樣依靠他的主體信用，並且他確確實實在認真做事，不是騙人，而且有流水，這種小額風險貸給他風險並不大，怎樣及時的給這樣的人提供融資服務，這在當前數字金融的條件下可以更好的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這方面有很好的探索。像浙江的網商銀行，爲長尾客戶服務，他們有很好的實踐經驗，這可以擴展到更多的地方去，把數字金融的模式擴大，惠及更多的農村農民，尤其是收入不高的農民，這方面是大有作爲的。

賁聖林：你如何看待國有資本、國有企業的潛在的效率障礙，效率挑戰，國有經濟在共同富裕中能否真正發揮有效的作用？

劉尚希：國有企業長期的管理模式是管人、管事、管資產，現在轉向以管資本爲主，其目標就是要提升它的資本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管資本就是國有資本怎樣優化配置，怎樣按照市場原則配置，實現宏觀上的保值增值，對社會來講纔有潛在的好處。爲什麼是潛在的？國有企業的財富積累起來並不能簡單的分到每個人的人頭上，只能通過預算劃轉到社保基金，補助養老，或者通過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上繳一部分，再用到公共支出中，才能全民共享。

從理論上講，國有資本是全民所有，人人有份，但從法律上來講不可能量化到每一個人，不可能每個人都能從國有企業分到一塊紅利，實際上做不到，至少現在沒有這種操作機制。國有資本更重要的作用是要去穩定經濟，避免經濟出現大的波動，穩定了增長，實際上就穩定了就業，間接地爲大家的生計帶來一種確定性。從這個意義上，國有資本要更多的着眼於大局來考慮，不僅僅是爲增值和利潤考慮，應有它的社會屬性在裏面，這種社會屬性不是簡單表現在全民分紅，而是爲經濟的穩定、爲就業的穩定，爲大家生計的穩定創造條件。國有資本作爲國家的底層資產，是基礎性的東西，應當也可以發揮這樣的作用。當然現在國資和民資在混合發展，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都是通過混改以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互補，這樣可能使經濟更加有活力，更加有創造力。從國際的角度來說，有助於提升中國國際競爭力，這是更加重要的。國有企業有它的優勢，民營企業有民營企業的優勢，爲什麼要混改就是優勢互補，兩者結合起來，從這個角度理解可能更爲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