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的中國經濟有復甦期待，也帶着承壓謹慎。從31省份陸續公佈的2023年經濟目標來看，不少地方下調了GDP增速目標，而在部署重點工作時，幾乎都在加碼擴內需、促消費。

在2022年低基數的背景下，今年能否實現一個相對高的經濟增速？外需走弱的情況下怎麼擴內需？我們的投資機會在哪？到底怎樣提振民營企業信心？

針對這些問題，澎湃新聞記者專訪了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資料圖

2023年首先應是改革年

澎湃新聞：很多省份將今年GDP目標設定在5%-6.5%，您如何看待這些增速目標？

張燕生：可以看到地方在目標的設定上是比較謹慎的。三年疫情對居民、企業、地方的資產負債表損害非常大，這些損害的修復需要比較長的時間，修復後經濟纔可能真正進入復甦後的擴張。在這種情況下，地方設定的增長率在2022年低基數的基礎上普遍在5%-6.5%，應該說都是根據情況，因地制宜確定的比較合理的目標。

增長率，實際上我覺得有兩個值，一個是期望值，這是從第二個百年目標推出來的。過去三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4.5%，低於經濟運行的合理區間。2023年的經濟增長率至少要達到7%，只有這樣才能使疫情以來的四年平均增長率保持在5%左右。另一個值是預測值，就是實際可能增長多少，這裏就涉及到我們2023年的經濟能不能回到潛在GDP的水平，也就是5.5%至6%左右，可以看到現在很多經濟學家的預測值在5%-5.5%，也就是說大家認爲“5.5%”執行起來不太容易。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同樣是5.5%的目標，今年和2022年不一樣，2022年是在上一年8.1%的基礎上預測出來的，今年則是在2022年3%一個低基數的情況下預測的。另一個方面，2022年預測值是5.5%左右，實際值是3%，這個落差會使多數預測者偏保守。

澎湃新聞：實現較高增長率難在哪？

張燕生：第一，難在全球經濟。IMF預測，2022年全球經濟是艱難的，2023年將更艱難，約1/3的經濟體會陷入經濟萎縮。WTO預計2023年全球貨物貿易量僅增長1%。世界銀行今年1月10日發佈報告說，2023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約1.7%。這意味着今年國內要實現5.5%左右的增長率，外貿的貢獻可能歸零。

第二，難在擴大內需。外需的缺口要內需補，怎麼補？2022年製造業投資、基礎設施投資是比較高的水平，國內投資增長率唯一沒有上來的是房地產開發投資，但我認爲2023年房地產開發投資能夠完成止損、修復、擴張中的第一步——止損，就很成功了，想擴張還有點勉強。因此，擴內需的重點更要依靠擴消費。今年要穩住經濟，怎麼直接穩住消費，我覺得這篇文章要做好。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實事求是、尊重規律、系統觀念、底線思維，把實踐作爲檢驗各項政策和工作成效的標準。”

2023年，首先應是改革年。三年疫情，無論國家、地方、企業還是個人都思考了三年，審視社會組織動員、科學技術研發、公共衛生治理等，思考未來的路怎麼走。強調實踐標準，幹部敢爲、地方敢闖、企業敢幹、羣衆敢首創，推動改革最關鍵。其次，2023年是大浪淘沙的一年，“躺平”還是奮進？奮進雖然會遇到困難，但對企業來講，堅持最爲關鍵。

擴大出口，也要擴大進口

澎湃新聞：近期，海關總署發佈2022年我國外貿“成績單”，您如何看待去年的外貿走勢？

張燕生：2022年是中國外貿大起大落的一年。雖然全年進出口總值同比增長7.7%，但逐月看，尤其是7月份後，直線下降；另一方面，外資企業進出口基本上零增長，加工貿易增速不佳，說明目前外資不穩、臺港澳企業不穩。

外貿有兩條趨勢線，一條新、一條舊，新的趨勢線像民營企業發展得不錯，一般貿易發展得不錯，新能源、光伏、鋰電池等發展得不錯；但還有舊趨勢線的修復問題，也就是外企不穩、臺港澳企業不穩，這對外貿的下一步發展、長期潛力是有影響的。

還有一點需要一分爲二看待，就是進口增速是出口增速的一半不到，出口是外需的函數，進口是內需的函數，說明現在內需比較弱，需要引起重視。

澎湃新聞：外貿下行的壓力會持續多久？今年和中長期應該怎麼做？

張燕生：外貿下行的壓力基於幾個基本事實。第一，全球化停滯，這隨後帶來第二個基本事實，全球貿易投資減速，加上第三個事實，產業鏈、供應鏈的脫鉤、斷鏈和重塑，一些國家計劃用10年左右的時間來瓦解中國供應鏈的根基，實現選擇性脫鉤，那我們的外貿機會肯定是持續下降的。

我們應該怎麼做？首先，要通過市場的力量、企業的力量、地方的力量推動新經濟全球化前行，這和過去四十年外貿增長動力機制很不一樣。

其次，把擴大內需戰略做好，我國消費市場持續擴大，預測2035年將成爲世界第一大市場，將帶動進口貿易持續增長，全球企業就很難離開世界最大的市場。

再次，用市場的力量和自然的趨勢來推動外貿增長，類似一場拔河。有一位歐洲駐華大使問，中國市場大門打開了，如果大家都不進來怎麼辦？這是離岸製造和友岸製造的較力，把經貿與政治分開，按照市場的邏輯發展外貿。

第四，要大力發展跨境電商。2021年亞馬遜封號重創中國跨境電商行業。啓示是要增強合規力、維權力、協同力才能突圍。核心是強調“掛鉤不脫鉤，合作不對抗，開放不封閉”，同美國及世界主要國家的政府、工商界、企業等建立信任和商業聯繫。

最後有一個問題很矛盾。在全球外需急劇萎縮的情況下，中國出口想要逆勢上升，一方面要靠增強國際競爭力硬功夫，另一個方面，會不會加劇中國和主要貿易伙伴之間的衝突？我覺得在擴大出口的時候，也要擴大進口。這就涉及到中國式現代化、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中國的一舉一動，都必須考慮中國和貿易伙伴、中國和世界之間的經貿關係，在保持出口持續穩定增長的同時，要有培育國際合作競爭新優勢的政策相配合。不搞贏者通喫、零和博弈、以強凌弱，有飯大家喫。

從這個角度看，我的看法是，對外貿，不要強行把數量搞上去，還是要考慮好在全球萎縮的情況下，中國作爲一個外貿大國、經濟大國，應該怎麼統籌好外貿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跟技術進步相關的領域一定是投資的亮點和快車道

澎湃新聞：在房地產開發投資恢復緩慢的情況下，我們未來的投資機會重點在哪裏？

張燕生：中國投資機會至少有7個方面。第一，跟技術進步相關的領域，一定是投資的亮點和快車道。過去七年，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的增長率都在10%以上，近年來境內有效發明專利增長率也顯著高於10%。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如北京、上海、天津、廣東、江蘇、浙江的研發強度已經顯著高於2020年OECD的平均水平2.7%左右。此外，國家開始推動“十年磨一劍”，基礎研究十年規劃、科技體制三年攻堅計劃等。中國科技創新的一個特點，是利用超大規模市場和全產業鏈優勢，牢牢把握需求的反饋引導開發試驗研究、共性技術研究、應用基礎研究、基礎研究。因此，技術進步將進入發展的快車道，這是投資關注的非常重要的一塊。

第二，新能源革命、綠色革命、數字革命等。核心是把握第四次工業革命機遇，促進數實融合，推動農業、製造業、建築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節能減排、綠色低碳、雙碳目標先立後破創造等的一些機會。如提升新能源消納能力、產業數字化和生態進步等，也都是投資快車道。

第三，與擴大內需相關的領域也會是投資重點。國家強調了房地產是支柱產業、修復企業資產負債狀況、推動城市羣、都市圈和縣域經濟體系發展新機遇。但要建立房地產市場長效機制還需要全面深化改革。

第四，與國內大循環相關的領域。我國2006年的外貿依存度是64%，2021年降至34%，未來十年會繼續下降。基於國內大市場的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的良性循環，會改變未來的產業格局、區域格局和發展格局。長江中游城市羣、中原城市羣、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西部陸海新通道等有大量的商業機會。這即是未來的新增長點和增長極，也是投資的藍海。

第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領域。如RCEP的三個經濟合作圈，東盟、日韓、澳新，一帶一路共建，美歐第三方市場合作等。核心是政治和經濟要分開，無論國際還是國內，在商言商。同時，推動中國的統一大市場開放和產業鏈供應鏈智能化出海延伸擴展到這個領域。

第六，教育人才科技等領域也有大量投資機會。其中一個重點是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網絡培訓、終身教育等。發展職業教育的中專、大專、本科、碩士班、博士班，培養不同層次的技能型合格員工是關鍵。

此外，跟改革相關，構建高標準市場體系所產生的投資機會，優化營商環境產生的投資機會，建立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帶來的投資機會等，這些方面還是蘊藏着巨大的新商機。

促消費，三個指標提升是當務之急

澎湃新聞：今年經濟增長可能更多需要依賴消費，您認爲促進消費的關鍵是什麼？

張燕生：過去三年影響消費的核心問題是居民資產負債狀況受到嚴重損害。修復的第一步是正常化復工和開業。現在疫情防控政策調整以後，核心問題是信心和預期，國內央企大廠、外企大廠、民企大廠、互聯網大廠，手持鉅額現金的同時在大規模減員，準備“過冬”，就是要緊縮應對未來國內外的不確定性風險。那投資、消費從哪裏來？所以穩消費，僅僅是出臺助企紓困扶持性政策穩市場主體是不夠的。要出臺直接促進消費的政策，比如直接真金白銀給到需要修復居民資產負債狀況的老百姓，如今年新畢業的1158萬大學生、16至24歲Z世代年輕人和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在獲得就業機會前如何渡難關，這件事希望中央和地方能統籌考慮。

不過，我更關注的不是短期的措施解決中國經濟遭受的損害、修復和擴張的問題，而是要着眼於未來30年，怎麼用改革的方式來解決如何更高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作爲發展的根本目的。

從中長期看，有三個指標的提升是當務之急。一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例提升是當務之急，由於長期以來強調艱苦奮鬥，這個指標的國際比較實在太低了。二是居民消費佔GDP的比例提升是當務之急。三是中等收入人羣佔總人口的比例提升是當務之急。其中，要提高居民消費佔GDP的比例，就需要讓邊際消費傾向高的普通老百姓增加勞動報酬，而且要解決他們的後顧之憂。比如穩定房價提供住房保障等；要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佔GDP比例，既是收入分配問題，更是市場化改革問題；中等收入人羣佔總人口比例的提升，是否可以考慮收入倍增計劃？核心還是改革，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把發展經濟放在首位。

營商環境“2.0版”有四個短板需要解決

澎湃新聞：您曾談到，今年解決民營企業信心缺失問題至關重要，如何真正做到？在地方財政喫緊的情況下，如何幫助民營企業恢復信心？

張燕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兩句話很重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這意味着改革開放的大方向和方針路線沒變，這對穩定非公經濟的影響是最大的。

首先，民營企業有兩大類，一種是創新型企業，包括科技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管理和組織創新等，靠自己的汗水謀求發展。另一種是套利型企業，搭在政府優惠政策、產業政策、鼓勵方向上，尋租套利是贏利生存之道。

創新型企業一般不依賴地方財政優惠，只希望地方政府能夠在創新環境、營商環境、法治管理等方面創造條件。事實上，有爲政府往往在企業無法解決的因素，如虛擬實驗室、共性技術平臺、稀缺人才引進等方面給予支持。如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政府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快速增長，對企業轉型至關重要。尤其在綠色城市、智慧城市、宜居城市空間等方面的努力，對吸引和留住一流全球化研發服務、技術服務、資訊服務、設計服務、專業服務人才和機構對企業轉型很關鍵。其中包括落實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法定職責必須爲”。

對政府而言，在優化營商環境1.0版的便利化取得明顯進步的基礎上，開始推動營商環境“2.0版”，重點解決四個短板：一是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世行2020年評估我國企業獲得信貸全球排名第80名，遠低於我國第31位的總排名。二是企業納稅所花的時間和交易成本高的問題。這個指標我國排名第105名。三是跨境貿易。世行評估我國企業完成進出口貿易環節所花的時間平均爲64個小時，遠高於世界先進水平的2小時。四是企業退出。這個指標我國排名第51名。下一步推動營商環境3.0版則與國際高標準規則對接。建立高標準市場體系，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民營企業要的是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的發展環境。改革開放後有幾個民企發展的高潮期。第一個是1978年，7-8月東莞和佛山分別建立了“三來一補”的太平手袋廠和大進製衣廠。社隊企業、鄉鎮企業、民營企業一步一個腳印地從爲計劃生產轉向爲市場生產。第二個是1992年，明確了改革開放方向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三個是2001年，加入WTO推動了與國際通行規則接軌，在開放條件下提升國際競爭力。第五是2008年，傳統產業與生產性服務業有機結合。現在是第六個高潮期，推動高質量發展，強調數實融合、綠色發展、創新發展。怎麼把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優化營商環境、從制度和法律上創造公平競爭環境這三項落地，對民營企業是最重要的。

澎湃新聞：對平臺企業的監管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張燕生：加強對民營企業監管，是政府公權力的職責之一，就像加強對國企、外企實施依法監管一樣。但是要從全民利益的角度去管，堅持市場經濟的常識規律和底層邏輯，堅持法治推動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堅持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在當前信心和預期非常脆弱的環境下，要審慎出臺對經濟、社會、民生影響較大的非經濟舉措。主管和監管部門希望推動民營企業搞創新、搞綠色、搞民生，讓員工過有尊嚴的生活等，這些方向是對的，但彎不能轉得太急。如科技創新，民企會牢牢把握市場需求反饋推動技術創新。但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共性技術平臺都主要是政府和社會協同搭建創新體系，民企從開發試驗研究和科技成果轉化入手。

平臺企業是以商業模式創新爲主，還是以硬科技創新爲主，取決於定位和階段。

現在決定民企前途命運的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包括平臺經濟、數字經濟等，中美現在走得比較好。中國平臺經濟仍處於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初始階段，對待幼稚階段的數字新業態，主管和監管部門、行業協會商會，乃至全社會都應該更加開放包容共享，建立監管和被監管之間的夥伴關係。

美國前十大平臺公司，做硬科技創新的明顯多於做商業模式創新的，中國剛好相反，三分之二都是做商業模式創新。據國創會課題研究，中美在基礎技術方面的差距是3：8，新基建方面的差距是5：8，場景和平臺方面的差距是8：9，連接和應用方面是10：7。可見，終端商業應用方面我們比美國強。因此，我們的平臺經濟發展走的路和美國是相反的，我們是後發優勢，因此從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來講，是從實際出發，從終端商業應用反饋入手推動科技創新，有爲政府扶持幫助平臺企業快速成長，和他們做夥伴來探索新業態的監管規範方式。

因此，監管平臺企業，第一，要有立法，法無授權不可爲；第二，要從嚴執法，法無禁止皆可爲；第三，要由全球化的專業人員操盤，涉及平臺公司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行爲等，要從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要求，扶持數字經濟發展。第四，建立監管專業人員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機制。香港等地經驗是聘請老專業人員擔任監管職責。因爲平臺既有市場屬性，還有社會屬性。第五堅持透明度要求。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支持平臺企業在引領發展、創造就業、國際競爭中大顯身手。未來，還是非常看好中國的數字經濟、平臺經濟的發展前景和發展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