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平原的西南部有一座面積不大的縣城，名曰青神。城區西北車水馬龍的公路旁，如今是一片開闊的廣場，白天時鬧中取靜，等到華燈初上，廣場舞的人羣列陣蹁躚，又成了一方樂舞的海洋。

就在六十幾年前，這裏還只是城外的一處郊野。最醒目的建築是一座土主祠，“青邑桑柘茂於他處”，初建於五代後蜀時期，裏面供奉着一尊神像，每年正月二十一，人們會身着青衣前來敬香祭祀。這是傳襲了千年的風俗，光緒三年重修的《青神縣誌》第十八卷便記有：“二十一日，青衣土主會。老幼婦女，以帚拂神塵，以爲飼蠶之兆。”

在另一卷中，祠廟的來由也有着明確的記載：“蠶叢初爲蜀侯，後稱蜀王，常服青衣，教民蠶事。民感德，立祠祀之，俗呼青衣神，敕封土主。飼蠶之家，無不敬之。”而據北宋《輿地廣記》“昔蠶叢氏衣青衣，以勸農桑，縣蓋取此爲名”之說，青神之前更早的縣名同樣緣自這段久遠的傳說。

其實這是歷史的一次誤讀。事實上在蠶叢的時代，興起於岷山的蜀人尚未將腳步拓展至這片疆土。但由此確實可窺一斑的是，對於之後世世代代的蜀人而言，這位偉大的先祖始終如同基因和信仰一般。最爲知名的吟詠來自盛唐時代的蜀人李白，在那首放肆崛奇的《蜀道難》中，他曾揮毫寫下“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

然而在留存至今的文獻中，關於這位古蜀先祖的描述並不算豐實，只有寥寥數言且頗具神話色彩。西漢侍郎揚雄所撰《蜀王本紀》是可考的最早記載，其中有云：“蜀王之先名蠶叢，後代名曰柏濩，後者名魚鳧。此三代各數百歲，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頗隨王去。”此後歷代雜史、方誌、類書，文字略有差異，但大旨皆從此之說。晉人常璩雖質疑揚著鄙俗，另作《華陽國志》，卻仍有“蠶叢縱目”這樣的傳奇之處。

不過1986年的廣漢三星堆，兩個填滿珍奇異物的器物坑重見天日，似乎爲這個飄渺的久遠傳說提供了一份可堪考據的佐證。因爲在那些上古遺物裏，有許多怪巧獰厲的青銅人像，不僅尖耳高鼻、扁嘴大口，更有着一雙瞳孔凸出的大眼，尤其是二號坑裏的一副青銅面具，眼球呈柱狀凸出眼眶16.5釐米，極盡誇張。一切彷彿都在影影綽綽地提示着，那個長着一雙縱目的青衣蠶叢，也許並非完全虛妄的想象。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祭祀區考古發掘中5號坑出土的青銅人頭像。圖/紅星新聞 王紅強

月亮灣有寶玉

器物坑所在的地方，在很長的時間裏都被當地人視爲風水寶地。那是一片廣袤的田野，勢平土沃，利於耕耘，每每莊稼長成時都綠意盪漾。兩條自西向東流淌的河流穿行而過，靠北的名爲鴨子，靠南的喚作馬牧。在馬牧河的南北兩岸，各有一處突兀而起的土堆，北岸的形似一彎半圓的月亮，因此被稱爲月亮灣，南岸的則是三個小圓丘，彷彿三顆辰星傍依，故得名三星堆。清嘉慶年間編修的《漢州志·山川志》中，將這裏的景緻浪漫地描述爲“三星伴月”。

如今在月亮灣畔的一條水渠旁，依然有一座農家院落，住着一戶姓燕的人家。燕家祖上在光緒年間出過一位秀才，被鄉鄰稱爲燕師爺，靠着在縣衙做事的俸祿在這處風水寶地置下了這份家業。

燕師爺生活的年代，附近的田裏總能見到許多瓦礫陶片。1929年春的一天，他和兒子在挖蓄水塘時偶然從溝底刨到了一塊長約五尺寬約三尺的石板，掀起一看下面滿是大小不一、形色斑斕的玉器。後來全家連夜掏挖，得到了圭、璋、璧、琮等四百餘件。

按照村裏老人的說法，這裏從前是蜀王的都城，於是推想，這些珍寶必定是價值連城。孰料燕家父子非但沒能借此大發橫財，反而連遭厄運相繼染病。爲了破財免災，燕師爺只好將玉器脫手，“廣漢燕家有寶玉” 的傳言也就隨之盛行坊間。消息也傳到了英國傳教士董宜篤的耳中，他想法設法從燕家要走了五件玉器，存放在華西協合大學的博物館裏。正是在那裏，美國著名考古學家、人類學家葛維漢看到了它們，隨即於1934年帶領着一支考古隊到燕家院子附近進行發掘。

這是古老的西南大地第一次經歷現代考古學的探索。儘管由於匪患猖獗、鄉人排外，整個發掘只持續了十天，但仍然採集到了六百多件玉、石、陶質器物。通過對這些器物及其紋飾的研究，並與殷墟、仰韶、沙窩屯出土文物的比對，葛維漢認爲此地存在着一個與中原保持聯繫的當地文化形態，其年代約在新石器時代末至公元前1100年——即黃河流域的西周初期。

“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雖然李太白的詩筆向來狂放，不過當他在《蜀道難》中寫下這一筆時卻並非全然誇張。過往的歷史記錄中，古蜀與中原的確鮮有聯繫，比如依據《蜀王本紀》來看，雙方最早的接觸要到東周戰國的秦惠王時期才發生。《尚書·牧誓》中倒是記載了周武王滅商時，蜀與庸、羌、髳、微、纑、彭、濮八個盟國有所參與；而《華陽國志》更是將古蜀的創立納入中原神話：“蜀之爲國，肇於人皇，與巴同囿。至黃帝，爲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爲帝顓頊；封其支庶於蜀，世爲侯伯。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但如民國學者顧頡剛論證指出，《牧誓》之蜀仍是漢水流域的蜀人而非岷江流域的蜀人，《華陽國志》則是在“民無二王”的意識下有意將蜀之稱帝稱王者歸於周的世系而已。

故而，葛維漢的發現雖淺嘗即止，卻如開山闢路般打開了通往西南故邦的一條隧道，初步證實了古蜀王國不但真實存在於九州大地，還具備了相當可觀的文明程度，更與中原和華北地區的史前文化有着若干相似相同相通的聯繫。在此之後，郭沫若、徐中舒、衛聚賢、鄭德坤等一批中國學者也紛紛將關注的視角投向了川西壩子上這片埋藏着無限可能的神祕腹地，顧頡剛更是前瞻性提出了“巴蜀文化獨立發展說”，不僅徹底否定了幾千年來人們信奉不二的“巴蜀出於黃帝”，也事實性地開啓了中華文明多元起源的思路。

這份對於古蜀文明的探尋熱情一直延續到了1950年代。曾在華西協合大學任教而與葛維漢有過密切交往的馮漢驥，就在1953年又到月亮灣做了一次調查。而馮的學生、時任四川省博物館研究員的王家祐更是四赴廣漢，就在1958年的一次踏勘中，他發現月亮灣文化層的內涵與隔河相望的三星堆是相一致的，從而將對這片古蜀遺址的觀察與認識再向前推了一步。

1962年，馮漢驥再次來到了月亮灣，站在高高的臺地上望着遠處的三星堆，他信心十足地說：“這一帶遺蹟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國的一箇中心都邑，只要再將工作做下去，這個都邑就有可能完整地展現於我們的面前。”爲了推進這一判斷，次年他便帶領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與四川省博物館組成的聯合發掘隊在月亮灣進行了一次發掘，對地層、玉石器、遺址性質等問題做出了新的解釋和推測。

而與此同時，新繁水觀音遺址、彭州竹瓦街青銅器窖藏等一系列遺址的發現，都在共同指向一個愈發明晰的答案，那就是西南一帶傳說千年的古蜀王國可以確切地追溯到殷商時期。只是關於它的政體、性質、王權結構、統治範圍等，還需等待前世留存的更多線索浮出地表，然後逐一揭祕。

文明的浮出

“三星伴月”的景緻，如今是看不到的，因爲那三顆像是辰星般的土丘只剩下了半個，高度也比從前矮了許多。1970年代後期，這裏的公社大辦磚瓦廠，三星堆的土被一方一方地送進窯爐，然後變成了一塊一塊的磚。

但歷史的詭譎之處就在於此，新的狂飆抹掉了舊的痕跡，卻也無意間給予了舊時代一個“歸來”的機會。在滾滾窯煙遮天蔽日的籠罩下，1980年代起，三星堆終於迎來搶救性的發掘。此後六年時間，大量的玉、石、陶及灰坑、墓葬、房屋遺蹟等被發現，藉助碳14測定和樹輪曲線校正，地層分期與相互關係也得以初步確認，“三星堆文化”的概念也就此提出。同時，通過對梁埂的探查和周邊地區的調研，一個“三星堆古城”的設想逐漸浮現——鴨子河以南至三星堆區域可能存在過一個人工修築的中心城邑。

1986年，三星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發掘開始了。3個發掘區，53個探方，16個地層，1275平方米的勘探，讓古蜀王國的發展輪廓呼之欲出。以發掘主持者林向、陳德安、陳顯丹爲代表的考古學家們認爲，三星堆遺址可以爲四川新石器時代晚期到夏、商、週五千年文明史的考古研究建立一個年代學體系，併成爲古蜀文化斷代分期的分水嶺和試金石。

1986年7月18日，磚廠職工在距離三星堆東約80米的一個斜坡邊取土時，挖出了十幾件玉器，同時土坑中還散落着一些明顯經火燒過的碎骨渣。隨後1號坑的發掘拉開了序幕，經過十四天的仔細清理，一個長4.5米~4.64米，寬3.3米~3.48米，深1.46米~1.64米的夯築土坑展現在了世人面前，坑內以清晰有序的方位堆放着不同類別的器物——東南坑壁附近是大型玉石器，西南方則是青銅類器物，中部是象牙且有一批門齒從北向南呈“一”字型排列。

最令人矚目的無疑是坑正中偏西位置出土的一根長1.43米、直徑2.3釐米、淨重約463克的金杖，其上雕有人頭、鳥、魚三種圖像，內芯殘存炭化木渣。在現存的文獻中，人類何時開始使用黃金製品尚無明確記載，1976年甘肅玉門火燒溝遺址出土的首飾是目前所見最早的黃金飾物，大致與夏同時，而在殷墟等商代遺址和墓葬中發現的黃金製品也大多隻是飾件。因此三星堆的這支金杖不僅絕無僅有，而且必定象徵着古蜀社會某種至高無上的地位與權力。

就在1號坑的發掘剛剛結束時，其東南方向約三十米的地方又發現了一尊青銅人頭像，仰面朝上，陰森冷峻。從這個頭像開始，又一個長5.3米，寬2.2~2.3米，深1.4~1.68米的夯築土坑出現了，坑內遺物遠超1號坑的數量，共計1300件，其中735件爲青銅器，一個更加龐大的青銅世界被倏然打開了。

在這些青銅器物中，4尊金面青銅頭像、8棵青銅神樹、銅人身形牌飾、大立人像、縱目大面具以獨有之姿奪人耳目，它們在造型上與青銅時代已發現的其他青銅遺物是那麼迥然相異。此外，三件形制特殊、被髮掘者指認爲“神壇”及附件的青銅器物也尤其引人注目。其中編號爲296號的神壇主體最引人注目，它在埋入時曾經火焚，一半已被燒熔，剩下的一半也變形解體，但經過拼對復原，大體可以觀察到全器的原貌：下層爲圓盤狀獸形座底部上立大頭、長尾、四蹄、單翅的兩尊神獸；中層爲圓形底盤立人座，承託在神獸的獨角和單翅上，座上四個持物的力士面向四個不同方向；上層是立於山形座四瓣體上的方鬥形頂，方形頂爲空鏤盒形，中部每面鑄五位持物的小立人，四角上端各有一隻展翅的立鳥，在一面上部正中鑄一鳥身人面像。而在方形頂的最上端還有一個收縮的方形接口，或應還有拼接附件。

上古時期的中原地區，作爲人與神之間的一種中介物，青銅器承擔着重要而尊崇的祭祀功能。因此數量巨大又充滿獰厲之美的青銅出土，無異於找到了一把打開三星堆人精神信仰、禮儀制度與崇拜儀式——甚至包括政治形態和社會結構——的關鍵鑰匙。

如同一張名片，這些神祕的遺物將三星堆推向了舉世矚目的視線中心，也將三星堆研究帶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更爲重要的是，在過往文獻中，爲秦所滅之前的古蜀被描述爲一個“不曉文字，未有禮樂”的化外之地，器物坑的發現無疑突破了這一認知，它向今人展示着那個遙遠而神祕的王國曾經擁有相對成熟的王權與神權，擁有不遜於中原的燦爛文明。

　　上圖：1986年，考古人員在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現場工作。受限於當時的條件，現場裸露在空氣之中，沒有被完全封閉保護起來。供圖/三星堆博物館下圖：2021年3月10日，在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現場拍攝的4個大小不同的“考古艙”。圖/新華

迷霧重重

器物坑是一道問號繁多的題目，有待漫長的破解。最爲顯著的首先是那些怪巧另類的遺物，其後的三十餘年裏，它們持續地聚集着人們的關注，並且牽引出了無限的猜想。

這些遺物的確充滿謎團。且不說大量殘損不全的碎片仍待拼對復原，即使是一些相對完整的器物也仍然存在無法確認的爭議。比如被譽爲“世界銅像之王”的大立人像，呈環抱狀構勢於胸前的雙手環握中空，有人認爲應該是持有玉琮，有人認爲是權杖，有人認爲是象牙，還有人認爲並無持物，只是一種揮舞的手勢，並且其身份爲何人同樣未有定論；再比如那根象徵權力的金杖，究竟是代表王權還是代表神權抑或是政教合一的王者之器，始終看法不一，同時關於平雕其上魚鳥圖案也有不同看法，在傳說中第三代蜀王其名便作“魚鳧”，本意就是一種善於捕魚的水鳥，所以金杖之符是否證明此說非謬亦未可知。

2號坑出土的三件青銅面具同樣頗爲神祕。儘管兩個器物坑中的大量青銅人像，無論造型如何，面部形象看上去都十分奇特古怪，但這三件面具尤其誇張，眼球明顯突出眼眶。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65釐米，寬138釐米，中空的眼球直徑13.5釐米，凸出眼眶16.5釐米，前端略呈菱形，中部還有一圈鐲形圓箍。其鼻樑上方有一個方孔，可能原本鑄有精美的額飾，因爲在另外兩件體積略小形狀接近的面具中，有一件就在相同的位置飾有立體夔龍或雲雷紋狀飾件。

《山海經·大荒北經》有這樣的記載：“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燭龍。”因此，一些學者在看到幾件縱目面具時便認爲這可能就是“燭龍”，並且在坑內其他青銅器上的各種龍之形象，應該都與此傳說有關。也有學者認爲，從讀音上看，燭龍又可視爲祝融——據《山海經·海內經》，這位獸身人面的神就降居在岷江。最直接的猜想當然還是歸於傳說中的蠶叢，因爲《華陽國志》中直接說過“蜀侯蠶叢，其目縱”，這些面具或許正是遠古蜀人對祖先形象的生動追記。

更爲難以捉摸的還有青銅人身形牌飾。只見它通高46.4釐米，形似一個無頭無臂的人體，上部如穿衣袍，下有雙柄似雙腿，下端飾凸弦紋。器身裝飾圖案，主題紋飾爲兩組倒置的變形鸛鳥紋，鳥喙長及等身。根據鸛鳥能夠預知降雨的習性，一種觀點認爲牌飾寄託了蜀人想要汲取其力的希望。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爲，牌飾表現的是岷山的形態，雙柄即爲山上的若木。它的放置方法也甚是叫人費解：倘若將牌飾視爲人形，形如雙腿的雙柄就應該朝下放置。但這樣一來鸛鳥圖案便倒了，而且不帶雙柄的一段還有一道較寬的邊緣，三星堆中具有這種寬沿的其他器物均寬沿在下。同時因爲兩柄之上鑄有凹槽，雖貌似人腿卻不盡符合生理特徵，或許根本就不是一個人形器物。

除了具體的器物，就連器物坑本身都存在着難以解讀的答案。因爲2號坑幾乎沒有考古學中重要的斷代物證陶器出土，加上三星堆地處偏遠，不能完全依靠交叉斷代法來根據器物藝術風格對年代進行類比推斷，所以關於1、2號坑的絕對年代和先後順序一直存在不同意見。包括坑的性質，歷來也有祭祀坑、埋藏坑、墓葬坑、火葬坑、窖藏坑幾種意見，其中持埋藏論者又分爲戰爭說、政變說、神廟失火說、宗廟神廟器物分別埋藏說等。

對於器物坑性質的爭論，本質上關聯着對三星堆文化緣何衰亡的推測。作爲彼時三星堆考古隊副隊長的陳顯丹，是最早提出祭祀坑說的學者之一，他認爲大量的埋葬器物是三星堆人爲求得神靈保佑或寬恕而做出的自我犧牲，這種乞求行爲背後有着密切相關的現實因素，三星堆人很可能面臨着某些特大問題。而這些特大問題，有可能是外敵的入侵，也可能是《蜀王本紀》《華陽國志》中記載的那場“若堯之洪水”的災害。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副所長趙殿增也是祭祀坑觀點的堅定支持者，由坑內種類多樣的祭祀形器物，他推測三星堆文化時期這裏曾經存在着一個神權至上的國家，但也正是因爲對宗教的極度狂熱，過度消耗社會財富貢獻神靈，造成了嚴重的生存危機和社會恐慌，最終在一次次燎祭祈福無效後不得不告別故土遷居他處。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主任孫華則認爲，連神像在內的所有珍貴器物通通埋藏並不像是祭祀所爲，而可能是由於三星堆文化過分強調宗教，導致財富被集中於神權貴族，打破了其與世俗貴族之間的權力制衡，從而引發內部衝突，在這場政治變故中城市被破壞、神廟被燒燬，等到變故平息，三星堆人“出於某種考慮不得不將神廟的這些物品埋藏在祭祀區附近”。

不同於這種緊張衝突狀態下自行進行保護性埋藏的觀點，也有一些學者認爲，埋葬來自敵對國家或族羣。在當時的一場戰爭中，三星堆王國的城池被攻破，宮殿神廟被燒燬，戰敗者的社神、社樹和禮器等被戰勝者用來祭祀自己的祖先，甚至可能是一種厭勝性埋藏，即用法術詛咒或祈禱以制勝所厭惡的人、物或魔怪。

種種困惑與爭論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受制於考古進程本身的未完成。孫華即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過去一段時間人們其實是在“盲人摸象”：“1、2號坑有個致命的問題，它只是兩個坑，是不全的，無法從整體上來考慮。”

2019年，四川省啓動了“古蜀文明保護傳承工程”，三星堆遺址的再考古隨即啓動，1、2號坑所在區域佈設下三條探溝。11月26日，在距地面50釐米的地方，一條規則的線條被發現，接着一個邊緣幾乎呈直角的坑被清理出來；12月2日，在又向下發掘了90釐米後，一件青銅器物的邊緣露頭了，編號K3的新器物坑就此掀開了塵封的一角；再之後，4到8號坑也陸續被發現。

隨着這6個坑的發掘，圍繞器物坑的部分問題似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通過碳14測年，以及8號坑頂尊蛇身人像與2號坑青銅鳥腳人像殘件、3號坑頂尊跪坐人像和8號坑青銅神獸的成功跨坑拼對，初步可以判斷幾個坑的形成時間大致相同。而八個坑所處位置同在一個以紅燒土平整、黃土鋪面的長方形廣場東南部，且形狀和朝向相同，除5、6號坑坑口較小深度較淺外、掩埋物無規律也沒有象牙，其餘六坑大致相似，則基本可以確定掩埋是三星堆人自己在有序規劃下進行的。

只是在衆多的疑惑面前，這些認知上的推進與更新仍不免相形見絀，諸如掩埋是一次性進行還是分次處理等問題依然沒有直接答案，有關祭祀坑還是埋藏坑的爭論目前看來也還會持續下去。但正如考古學者許宏所說，這樣的情況不唯三星堆研究，“在中國上古史和考古學領域，研究對象因相隔久遠、資料支離破碎而顯得撲朔迷離，研究結論也就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既不能證真也不能證僞者所在多有”。

　　左圖：三星堆131斤重的青銅大面具出土現場。供圖/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右圖：三星堆出土的1號青銅神樹。圖/新華

從“坑”裏跳出來

不過對於三星堆而言，有一些原因似乎是獨有也需要獨自面對的。比如據孫華介紹，與三星堆遺址材料的豐富度相比，三星堆文化的材料是有所缺乏的：“我們說一個文化，它是一定時間一定區域內特徵明顯的一個共同體。但是三星堆很奇怪，這個文化就分佈在三星堆遺址和周圍的沱江衝擊扇，成都平原的主幹幾乎沒有遺址，好像沒有基層聚落來支持它，只是在三星堆文化末期纔有發現。我們缺乏連綿的多層次的遺址做支撐。”

過於龐大、耀眼的掩埋遺物對三星堆遺址與文化整體的研究和探索也構成了些許干擾。參加過1980年至2000年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研究和組織工作的趙殿增曾坦言：“兩個祭祀坑的發現，也在某種程度上打亂了工作的計劃性，同時帶來了不少新的問題和新的矛盾。不僅上千件埋入時就被有意打碎文物的修復、整理、研究、保護工作需要投入很大的力量，而且社會各方面對這批文物的關注和需求，使我們無法正常地繼續原有的工作。”計劃被打亂的最直接影響便是發掘資料的整理與考古報告的發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萬嬌就在論文中表示過：“從祭祀坑旁邊的三星堆開始，興奮的考古工作者不斷地對三星堆遺址進行新的探索，自然就忽視了一項最基礎的工作——對以往發掘資料的整理和發表。1980年發掘後發表簡報《廣漢三星堆遺址》，這樣及時的發掘—整理—發表的優良傳統並沒有很好地延續下去。”時至今日，研究者能夠使用的資料，除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寫的《三星堆祭祀坑》，只有1934年、1963年和1980年的三個簡報，沒有詳細的正式報告。

而除此之外，孫華還向《中國新聞週刊》解釋了遺物光環在認知上構成的某種障礙：“三星堆發現了其他遺址、其他文化很難發現的那一套東西，所以它會給我們造成一種錯覺，我們會認爲三星堆的青銅文化很發達。但是三星堆不是這樣的，三星堆的所有東西都在（器物坑）這裏了，城內沒有發現什麼青銅器，城外也沒有，它的青銅普及程度並不是很高。”

早在1、2號坑發現時，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就發出過一個冷靜的提醒——要從“坑”裏跳出來。事實上，器物坑與三星堆遺址之間並不能直接劃上等號。從時間上講，器物坑只代表了三星堆文化並且只是後期——存在於公元前2500年左右至前1000年左右的遺址整體，總共包含了三種不同的文化遺存；從空間上講，它們在3.5平方公里的城址內也只佔據西南一隅。

對城牆的尋找其實是先於器物坑的。在1985年的調查中，殘長1000餘米的東城牆和殘長600餘米的西城牆便得以發現，只是此時對南北城牆的判斷尚不充足。1989年，三星堆土埂以南約500米的“龍背樑子”被確認爲殘長1050米、人工壘築的南城牆。與此同時，通過地層疊壓關係，也確定了城牆的建造年代在三星堆遺址二期（相當於商代早期）、使用年代在二期末至三四期（相當於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早期）。

雖然此時城池以北的防禦還被認爲是以（鴨子）河爲障，但對城址規模的計算卻與後來的面積幾無差別。到2015年，青關山城牆、真武宮城牆、馬屁股城牆的確認終於勾勒出了一個完整清晰的城址範圍。

一路的調查和勘察中，內城的城牆也隨之浮現。原來在三星堆城內的西北、西南和東北，先後還有月亮灣小城、三星堆小城和倉包包小城三個內城。在孫華看來，三星堆最終呈現出的城市格局包含了一種“法天象地”的思想內涵：“到了三星堆文化晚期，形成了城北是世俗區，城南是宗教區，中間有一條（馬牧）河隔開，整個看起來是一個田字格。”他認爲這是三星堆對中國文化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這樣的一種城市規劃，被金沙繼承。古蜀國的最後一個都城，成都城也是這樣。這種都城規劃被秦始皇看中，所以建咸陽時，‘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最後的一個集大成者則是隋唐的洛陽城。”

2005年，月亮灣以西的青關山臺地又發現了一處夯土建築臺基。對於基址之上具體的建築形態及功能，學界再次產生了不同觀點，但其爲一大型建築是顯然無疑的。因此，由內外城牆、大型建築和祭祀區域共同構成的三星堆遺址，在譭棄之前是一箇中心都城應無可否認。

而伴隨1985年十二橋遺址、1995年寶墩遺址和金沙遺址、1996年魚鳧村遺址的發掘，三星堆文化上接寶墩文化、下接十二橋文化的衍進路徑，甚至包括古蜀先民的遷徙軌跡，似乎都在不斷接近一個愈發清晰的歷史真相。但謎題依然遠未盡止。在目前確認的城址範圍內，三星堆遺址還沒有道路被發現，路網結構尚不清楚；三星堆文化的墓地也沒有發現，1997年時西城牆外約500米處雖然發掘出了29座小型墓葬，但其出現的時間是早於三星堆城的，屬於寶墩文化向三星堆文化過渡的階段，由此三星堆文化對死者的處理方式也就同時成了一個未知之謎；而八個坑裏埋了如此多的青銅器，遺址上迄今卻沒能發現任何一個手工業作坊或者鑄造工場，以至於有人認爲此處的青銅器是長江中游的人制作的……

除此以外，逼向謎底的路徑也包含在許多或許只是奢望的期待中。連同陳顯丹在內的許多考古學者，在幾年前接受《中國新聞週刊》的採訪時就表示過，希望未來能看到巴蜀文字的出現。

向地表之下尋找湮沒已久的文明，永遠就像是剝洋蔥，只能一層一層耐心又審慎地揭去歷史的塵埃，不斷靠近那個真實的過往。在此之前，任何遲疑、嘗試與論爭可能都要比一個急切而草率的定論更加務實。對三星堆的探索概莫能外。這條漫漫“蜀道”，同樣“難於上青天”。

記者：徐鵬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