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經濟觀察網

經濟觀察報 馬向陽/文 1989年，日本三菱集團旗下的“三菱地所”，斥資2200億日元（約合當時的14億美元）天價，買下了紐約著名的洛克菲勒中心大廈。這座坐落於紐約市中心曼哈頓的巨型建築一度被許多美國人視爲“美國精神象徵”的符號。在上世紀80年代末，這一事件甚至被看作是日本興起、美國衰落的象徵。

在日本東京證券交易界活躍數十年的王牌記者永野健二看來，這一事件更像是上世紀80年代癲狂時刻中，日本經濟出現巨大泡沫的象徵符號。在拿下洛克菲勒中心大廈之前，“三菱地所”一直是日本三菱集團的“房東”——因爲其長期持有大量土地，“三菱地所”進而成爲日本地產的“帶頭大哥”。

極富諷刺意味的一幕是，“三菱地所”在當年的日本泡沫經濟時代裏屬於後知後覺者，這家三菱旗下經營地產公司，在上世紀80年代末是日本房地產的龍頭老大哥，彼時偶然因爲永野健二所在的日本著名財經媒體《日本經濟新聞》的一篇報道，本來以爲自己賬面上所持有的土地與房產的評估值幾乎是零，然而在瘋狂的1986年以後（日本經濟泡沫最瘋狂的時刻），其地產的時價估值就達到了驚人的7.75兆億日元（約合當時的5300億美元）。有人算過一筆賬，如果當年一位投資者以當時三菱地所股價的雙倍對其進行公開收購，那麼，除了獲得這家王牌房地產公司的所有資產外，這位有洞察力的投資者還能爲新東家留下3.5兆日元（約合2200億美元）的超額利潤。

作爲一名日本證券界的明星記者，永野健二在他的回憶錄《泡沫時代——日本迷失的原點》中見證並記錄這百世難見、百思難解的奇特一幕——當時日本幾乎所有的銀行，都在忙着聯合各家非銀行金融機構積極開展各種形式的土地融資服務，在銀行這一資本媒介的催化下，日本東京的“地價與股價相互影響、交錯攀升”這真是人人爲之癲狂的財富天降時刻，也是永野健二稱之爲所有日本人都迷信“土地神話”和“銀行不倒神話”的全民暴富之狂歡時刻。

等到泡沫破滅，日本經濟就跌入了上世紀90年代的“失去的二十年”，人們才發現，每一個人都是這場泡沫的推手和炮製者：從政府決策者、大企業高管、銀行白領到每一位中產階級。可是當泡沫散盡，輸得最慘烈的，依舊還是無法中途離場的中產階級。

社會大變革：中產階級的“時”與“機”

見證日本財富神話和泡沫奇蹟的，遠遠不止憂國者永野健二，還有一位金髮碧眼的“異國情調”生活研究者——傅高義。當然更包括每一位日本中產階級。

1957年，傅高義從哈佛大學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準備開展博士後研究，他的老師、美國傑出社會學家佛洛倫斯·克拉克洪諄諄告誡他：別看你拿到了哈佛的博士學位，其實本質上你“完全是個鄉下人”——“你從來沒有在另外一種文化中生活過。未在另外一種文化生活中的你，如何理解美國社會？”

異質文化中的他者效應，要求研究者必須找到一種歷史或者現實中的截然不同的參照物，才能反觀諸己。1958年，“鄉下人”傅高義牢記導師囑託，帶着妻子和一歲多的幼兒來到日本東京澀谷，第二年又搬到東京的鄉下千葉縣，兩年後，傅高義的成名作《日本新中產階級》完成初稿，並於1963年正式出版。

這一次，傅高義踏準了節奏，賭對了自己的學術命運。按照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的觀點，從20世紀40年代後期到70年代後期，日本、美國連同歐洲大陸都迎來了戰後經濟快速增長的“輝煌30年”，這段自工業革命以來呈現加速度最快的經濟高增長階段，在人類社會還是第一次，在“輝煌30年”中，美日歐等若干發達工業國家人均產值增長率每年都超過了4%，從而帶來了重大而驚人的社會變革，而中產階級的浮現，就是這重大變革中的一個顯要結果。

經濟高增長帶來的不僅僅是財富大範圍內的擴散，促進了社會平等，還帶來了人口激增、傳統方式繼承財富的人社會地位和權力下降，當然還有生活方式的多元化。

當小業主和依靠遺產討生活的沒落貴族漸漸黯然褪去，在大公司和政府機構謀得一份穩定而光鮮工作的白領們被稱爲“時代之選”，中產階級也就從這裏出發，閃亮登場。

從1960年-1975年的15年期間，傅高義幾乎每年至少會去一次日本，一般都會待上一兩個月。他不僅第一次以民族誌的方式“深描”了當年日本社會正在浮現的新中產階級這一嶄新羣體，日本社會的急劇變化，更成爲他第一手的研究案例和靈感來源，1979年他發表《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啓示》，2000年出版《日本還是第一嗎》，其後又將就研究視野擴展延伸到中國，分別於2002、2011和2019年出版了《中日美關係的黃金時代》、《鄧小平時代》和《中國與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

傅高義以其一以貫之的勤奮和敏感的專業精神，及時捕捉到了東亞社會變遷中的諸多富有深遠意味的珍貴圖景——有關於日本剛剛出現的新中產階級的、日本經濟泡沫之前正經歷增長奇蹟的、經濟泡沫破滅之後持續了“失去的20年”間困頓掙扎的，以及21世紀中國作爲追趕者和超越者的老照片，這些老照片重重疊加在一起，正好構成了20世紀中、日、美三個不同國度中城市中產階級的命運變化和社會角色變遷的大寬幅實景畫面。

傅高義對於上世紀50年代日本社會經歷二戰敗局後重建新秩序的研究，明顯受到美國最傑出的社會學家米爾斯的代表作《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出版於1951年）的影響。傅敏銳地發現，日本社會在戰後重建新秩序的一個努力的結果，就是“新中產階級大規模出現”。在《日本新中產階級》一書中，他遵循了米爾斯關於中產階級的嚴格定義，將日本社會舊有的小業主和小地主劃爲老派的中產階級，而日本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催生的日益壯大的大公司與政府部門的白領僱員，則被統稱爲“新中產階級”，或者叫做“工薪族”（salaryman）。

日本新中產階級區別於老派社會階層的典型性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工薪族的崛起，不僅僅在於其薪水的多少，而是僱傭他們的超級專業複合體大公司這一新型社會組織；其次是在新的社會網絡中，日本戰後出現的新中產階級不僅意味着一份收入穩定的職業，更是普通大衆們所向往的一種“高尚”的生活方式；第三點更加帶有日本社會的固有傳統和文化價值——日本新中產階層的出現，非但沒有帶來嚴重的階層對抗和衝突，反而以一種文化擴散的方式，成爲了社會底層民衆人人渴慕的一種理想生活圖景。

如同上世紀90年代之後中國中產階層的迅速增長一樣，日本新中產階層的崛起也受益於日本社會現代化進程中的兩次巨大社會變遷，第一次是自1868年明治維新運動以來——日本下了20年功夫，主動仔細研究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教育、軍事和文藝等領域最好的制度，並在結合日本社會傳統和文化價值的基礎上加以引進和改良；第二次改革是二戰結束後，盟軍佔領下的日本，不得不被動地啓動了民主化大改革。兩次深入持久大規模的社會重大改革，爲日本中產階層的浮現提供了最佳的“時與機”。

在更大的社會圖景中，在歐洲，17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和1789年法國大革命爲歐洲中產階級躋身歷史舞臺提供了經濟地位和政治身份；在美國，戰後奠定的新國際秩序和自由市場競爭，爲美國中產階級出現提供了社會土壤；在東亞社會，近代以來向西方社會的全方位學習和主動融入國際市場，相繼成爲日本和中國中產階級浮現的最佳時機。

泡沫散去：中產階級的“命”與“運”

作爲工業社會的寵兒，中產階層也是一個現代社會的基本象徵，無論身處何種社會形態，中產階級羣體都扮演了社會發展繁榮的“壓艙石”或者“穩定器”之類的重要角色。毋庸諱言，今天中產階級羣體的命運已經不僅僅是他們自己的事了，而更加像一種由他們所主導社會的，未來發展圖景的預言。

米爾斯在《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傅高義在《日本新中產階級》和陸學藝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2002年出版）中，對於中產階級的社會狀態都曾有過非常精彩的描摹。與權貴精英和底層民衆不同，20世紀以來的經濟寡頭化和管理組織愈加金字塔式的科層化，使得小商人、小業主和小農場主們備受衝擊，而中產階級則依附於更大的資本和權力而異軍突起——對於後者來說，中產階級作爲高級僱員，失去的是自己能夠獨立經營的財產，得到的卻是在大都市高大寬敞明亮辦公室裏從事越來越異化的專業化勞動的工作機會（也被馬克思稱之爲異化勞動的新“枷鎖”）。

魯迅從早年的公務員、大學教師到1932年在上海從事自由撰稿人，就一直是個入不敷出的“月光族”（隨着30年代國民黨的黨禁宣傳越來越禁錮，魯迅晚年生活變得愈加窘迫，以致他後來在上海出版的大部分作品幾乎被全部查禁，繼而失去了最重要的生活來源），而民國鄉紳董士沅更是備嘗了中產階級的生活之辛酸，1937年日軍侵華戰爭爆發和時局動盪，一下子將其拉入到險些墮落底層社會的危險境地。

“中間階級”的命運大抵如此。用熱衷於冷嘲熱諷、冷眼觀察的《有閒階級論》作者凡勃倫的話來說，現代社會中產階級寄生的專業複合大工業化組織，如同一奇怪的龐然大物，資本主義的異化勞動，正在使白領的工作失去意義，中產階級對於地位升遷的過度追求，以及希望通過消費來維護個人聲望的常見手法，已經使得這一階層的“生存競爭在很大程度上轉變爲一場維護體面的鬥爭”。

在這場事關自身臉面尊嚴和生活品質的鬥爭中，無論戰爭、時局動盪，還是像日本在上世紀80-90年代經歷的經濟泡沫時代，對於夾縫中無法獨立的中產階層而言，稍有不慎，便是滅頂之災。

永野健二援引英國學者蘇珊·斯特蘭奇在其作品《賭場資本主義》的說法，日本中產階級在上世紀90年代的經濟泡沫中遭受的掠奪行爲，就是一場類似“賭場浩劫”：美國樣式的金融自由化在東亞、歐洲和全球的席捲，以及全球化經濟浪潮引發的資本大規模流動，使得中產階級寄身的社會生態如同身處一個龐大無邊的賭場，要麼是贏家通喫，要麼是輸家全盤皆輸，而這背後就是龐大無邊的資本意志和權力意志操控播弄之手。

中產階級的“宿命”幾乎一開始就是命中註定的。按照米爾斯關於美國中產階級的觀察，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中產階級就佔到全部勞動力的50%以上，其年薪大約在2萬-7.5萬美元之間，他們在過往的100多年裏“一直遭受着財產的慢性剝奪，最近20年中更是飽受失業這一幽靈的困擾”。

東亞中產階級的命運也沒有好到哪裏去。永野健二認爲，從明治維新時代開始，日本就一直在資本主義與日本文化之間巧妙地尋求平衡，並構建了一整套能夠兼容幷包地學習西方各國經驗、並且能因隨日本社會傳統和文化價值而隨需應變的制度框架。對於當時剛剛走出封建社會的日本來說，明治以來的日本社會如何平衡資本主義的理性競爭，提升日本的國際競爭能力，又能減輕社會階層急劇變化帶來的階層衝突和社會矛盾激化，這一現代化路徑選擇和過程的確是稱得上是苦心經營。不過關於日本社會同一個問題的不同面相，傅高義和永野健二，一個從試圖外部深描，一個事後從內部自省——傅高義看到了日本作爲美國社會的“他者文化”身上寄寓的諸多“異國情調”和制度優越性，而永野健二卻發現了美式資本主義的侵入、異化和帶來的嚴重社會價值扭曲。

在後者看來，戰後日本經歷的中產階級崛起以及隨之而來的泡沫時代，分明是20世紀日本盛行的三種資本主義思想相互抗衡鬥爭的結果：第一種思潮是明治以來繼承了福澤諭吉的思想與行動，倡導“世界通用”的歐美資本主義爲範本的全面維新派主張；第二種流變則是以三菱財閥巖崎彌太郎代表的，追求壟斷目標的“財閥資本主義”思想；最後纔是戰後誕生的日本興業銀行、大藏省和新日本製鐵公司所代表的“澀澤資本主義”——通過日本獨有的現代化路徑和方法來抑制資本主義的貪婪之惡，如利用“義利合一”、“論語與算盤”的日本傳統哲學思想和價值觀來消弭社會矛盾等等。不曾設想，三種社會思潮交錯頡頏的結果卻是，最終意外引領日本社會走上了泡沫時代特有的，支撐日本經濟走向日益強大的“政、官、民這一鐵三角構造腐敗過程”（永野健二語）。

中產階級將向何處去？恩師樂黛雲先生作爲年逾九十的“過來人”，曾經以“命、運、德、知、行”五個字，依次標註它們對於每一個個體不同的權重和施加的影響力。在筆者看來，中產階級的羣體命運也大抵如此。米爾斯早有預言：“無論他們有過怎樣的歷史，這歷史沒有任何波瀾起伏之處；無論他們有怎樣的共同利益，這利益都未能將他們結成一個整體；無論他們有怎樣的未來，這未來都不是經由他們自己之手締造的。如果說他們渴求的終究只是一條中間道路，那麼在沒有任何中間道路可尋的時代，這最終也只能是一個虛構社會中的虛幻之路。”

中產階級對內要承受教育醫療帶來的社會性系統壓力和向上流動的巨大天花板，對外還要面對政策風險和制度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挑戰，在一個難以主動操控自己命運的大時代裏，可謂如履薄冰，步步驚心。而放眼動盪時期同此炎涼的全球化資本社會，泡沫時代裏任何一個社會的中產階層的命運，如同汪洋中的一條小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