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张发奎在1922年孙陈交战之初，有宁愿上山为匪也不投降的壮举。该年底滇桂联军攻陈时，张发奎又是第一师反陈阵营的先锋，在粤军少壮派中名声噪起。

1923年初，大佬孙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第一师重新组建，出力反陈的同志们都纷纷升职了：参谋长李济深升为师长；被迫参与行动的陈济棠升了旅长（具体可见本人文章“十几年本钱，一把搞光，十九路军兴衰史”）；“外来户”卓仁机（上回说到，卓仁机部是原投降的赣军改编到第一师而来的，卓本人倒是珠海人）也升了旅长；戴戟升为第四团团长；原工兵营扩编为第三团，营长邓演达升任团长。

第一师第三任师长李济深

但反陈立场坚定、且战功显眼的张发奎却没升职，仍任卓仁机第一旅第二团的营长（团长由卓本人兼任）。不知道原因是否上回说的，在与滇军冲突时，他摆出交战的态势，誓不屈服，或许领导认为此举虽勇气可嘉，但略显冒失，要对他再考察下。

当然，或许原因更简单：没足够的部队进行扩编。李济深回忆，第一师重建前，人数还不足两千。

不过张发奎很快又获得了立功的机会。1923年5月，第一师在肇庆与桂军沈鸿英部交战，他任攻城督战官，亲临火线指挥，一颗子弹穿过铜鼓盔，打掉了他一束头发，只差一公分就要了他的命。

粤军官兵的“铜鼓盔”

第一师攻破肇庆城后，张发奎营在战斗中缴获了大批的武器，战后扩编为独立团，张本人晋升为上校团长。独立团下辖两个营，原连长缪培南升为团副（其实是这个“附”，但系统老是要求我修改成“副”，下同），原营副朱晖日升为第一营营长、连长苏德燊升第二营营长。

团附相当于副团长，名义的职位要比营长高，但在武人当道的年代，相比下有实际兵权的营长位更让人青睐。可见朱晖日比缪培南稍晚入团队，但此时的实际地位应略高。张发奎在回忆录中曾透露过：他器重朱晖日。

第一师拿下肇庆后，继续攻封川。西江战事稳定后，独立团于8月份调到江门休整，第二营营长苏德燊受伤留医，营长由团附缪培南接任。此时黄琪翔失业了（22年底张发奎要求黄离开团队后，黄投向沈鸿英儿子沈荣光的部队），张发奎邀请他回来补缪培南缺-任中校团附。同一时刻，张发奎的韶关同乡，也是陆小同学许志锐也加入了团队，任少校团副职。

相比营，团级单位往往能承担独立的作战任务。在这个阶段，张发奎团队已初具雏形，主要干部均是清一色的陆军小学六期同学，这种领导层之间有着强纽带关系的团队，工作氛围融洽，沟通机制高效，摒弃了工作中龌龊的人际掣肘，往往能激发出非凡的战斗力。

带着斗笠作战的粤军

接下来，独立团随第一师与陈部在东江打了两仗（张发奎亲弟张贵斌在河源之役阵亡，尸骨未找回），在广州郊区接了一仗，一度打到兵力只剩下一个营。

1924年初又到梧州协助桂系的黄绍竑作战，直到5月份战事稍平，独立团才在西江一带整休，并扩编了一个营（第三营），由韦就任营长。

韦就原是张发奎任警卫团第三营时的连长。1922年中叶举部在广州闹事时，大佬孙感到警卫团力量不足，要成立个警卫二团，调警卫团团附李章达为团长，韦就和蒋光鼐为营长（韦就原连长职由第一回说到的阮宝洪接任）。不过警卫二团还没编好时，就发生了六一六事件，大佬孙避居永丰舰，编团的事也不了了之。

不过韦就只做了四个月营长、一仗没打就病死了，空缺的第三营营长遂由团附黄琪翔接任。可见，此时的三个营长中，朱晖日的任职最长，当以他的地位略高。

许志锐则由少校团附升为中校团附。伤愈归来的老资历苏德燊（独立团成立时的第二营营长），因为错过了1923年下半年的几场大战，只能补缺许志锐的少校团附。

许志锐

当时还没引入苏制的革命理论对部队进行整训教育，军队普遍保留着旧习：每到一个驻地即类似于占山为王，截留地方财税，开赌摊收保护费等。这个不成文的规矩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当时军官们作战的勇气：每打下一个地盘分防驻地后，给了他们中饱私囊的机会。

张发奎当然也不例外，谁也不愿意做傻子。但他的做法和别的团不太一样：他不允许营长去收黑钱，只许以团部的名义去收。收回后再由团部统一分配给官兵，余款则作为团部公积金。

早在南雄游击营带部队时，张发奎深知军官贪污成风，底下任劳任怨的士兵生活十分艰难。没有理由让军官们可以花天酒地，士兵们却忍冻挨饿，张发奎采取实际的措施，营造“有福同享”、“人人有饭食”的团队氛围，深得士兵们的拥护，这是日后“铁军”威名远扬的基础。

张本人处事公平、财务公开透明，团队骨干均受过良好的军事教育，对其做法亦甚为支持，团队凝聚力稳如磐石。

早期的粤军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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