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联志村、芦家口出土大批祭祀用玉，经研究应是西汉武帝时祭祀遗存。若然，二处所出合于《周礼》“六器”的成组玉器，很可能是河间献王呈献《周礼》于朝廷后，在西汉的实践。

根据最新考古资料，公元前7200年左右，在黑龙江饶河县乌苏里江畔的小南山文化，已发展了较原始的玉作工艺，[1]公元前6000年前后，该地区的新开流文化以及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的玉雕工艺逐渐成熟。[2]所以中国有长达近万年的玉器发展史。

远古先民制作的玉器主要有两类：工具与装饰品。因为先民是在磨石头制作工具武器时才体认出玉的物理特性：坚韧耐用且色美质润。但在长达近万年玉器发展史的最初三千多年，只有简单的玉工具与玉饰品，并没有发展出礼制上的意义。

岁月悠悠，随着社会的复杂化，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美玉制作的装饰品或工具，逐渐成为所有者身份地位的象征。此时就具备玉礼制中“瑞器”的意义了。华东地区的东山村、华西地区的龙岗寺，均是很好的例证。

江苏苏州张家港东山村马家浜文化晚期墓葬，出土闪玉制作的，[3]由五件玉璜构成的“列璜佩”，[4]学者研究分析认为在马家浜文化晚期，玉器已有了昭示墓主身份地位的功能。[5]陕西南郑龙岗寺仰韶文化早期墓群中，也出现以墓圹尺寸，随葬玉工具及体大精良石工具来象征墓主身份的现象。[6]笔者认为这就是中国“玉礼制”的萌芽。

再过了五百年，至公元前3500年左右，华夏大地上的玉作更为多元化，且普遍地出现用美玉沟通人神的现象。华东地区比较潮湿低平，华西地区则高亢干旱，华东、华西之间以一条略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链：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相互阻隔。或因生态差异，华东先民发展了“动物精灵崇拜” （以下简称“物精崇拜”）的神秘信仰，华西先民则发展了“天体崇拜”与“同类感通”的原始思维。

华东地区的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崧泽‧良渚文化等遗址中，出现许多用美玉雕琢龙、虎、鸟、人、昆虫等母题的人体装饰品，或是先民认为巫觋们穿戴这类结合美玉精气与动物灵性的玉饰，就能增强巫师与神祇交流的法力。

华西地区从庙底沟文化，先齐家诸文化，[7]到齐家文化，逐步发展出以造型象征天地的玉礼器－圆璧与方琮；先民不但大量制作这种毫无生活实用功能的玉器，且以同等数量的璧与琮掩埋于墓葬或祭祀坑中。

换言之，中国玉器史近万年，但中国玉礼制史只有六千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特殊的玉工具、玉饰品成为身份的标志，也就是“玉瑞器”；从公元前3500年左右，特殊纹饰（动物）、造型（圆方）的玉器，用作通灵的媒介，也就是“玉祭器”。瑞器和祭器就是玉礼制的核心。

到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或正是古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崛起于中原之际。[8]从考古资料可知，当时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分布多个制作使用玉礼器的政体，用今日学术名词，多称之为考古学文化。华西地区有齐家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等，华东地区有山东龙山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等。当时位于黄河中游的新砦‧二里头文化，可能就是夏王朝的大都邑之一。[9]

前述各考古学文化都发展了自身特有的玉礼器，[10]而位居中央的二里头，出土的玉器兼具了华东与华西不同的风格。[11]此时玉礼器的普及性与多元现象，正合《左传‧哀公七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记载。

“玉帛”是“玉”和“帛”二种物品的连称。从《国语‧楚语（下）》记载观射父与楚昭王关于祭祀用“精物”的对话可知，古人认为“玉”和“帛”是两种含有“精”的物质。[12]“精”即是“精气”、 “能量”。[13]

总之，既硬又冷的“玉”，自公元前7000年开始被先民用作制器的材料；自公元前4000年开始，玉器逐渐作为等级身份、沟通人神的礼器；到了公元前2000年，“玉帛”成为华夏大地上先民普遍用以祭祀与会盟的“信物”，这真是一段漫长的“玉帛文化”形成之路。[14]

“三代”一词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论语‧卫灵公》。一直到战国时期，该词都是指夏、商、西周。[15]即公元前2070至前771年，约一千三百年。秦朝之后，“三代”的含义才开始包括了东周。[16]总年数增加550年，至公元前221年。

《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说明孔子了解夏、商、周三代虽先后传承，但其礼制根源本是不同，后朝在前代礼制基础上再予以增减。事实上，夏、商、周，是三个不同族系的先民，分别崛起自华西、华东、华西。商族起源自河北南部的下七垣文化，周族发迹于陕西渭水流域。[17]唯有夏族的起源地说法较多，但近年考古资料显示，夏文化与陕北石峁文化关系较为密切。[18]

以玉器为视点剖析三代，也明确显示西、东二系玉礼制的轮替消长与渐进融合。笔者曾撰文详论。[19]限于篇幅此处仅能简述之。二里头文化的玉戈、牙璋、带格线多孔刀，呈现与华西的石峁文化关系密切；但柄形器来自华东的肖家屋脊文化，玉器侧边常雕刻华东式扉牙，则可溯源自河姆渡文化的“'介’字冠顶”。

商代早中期玉器品类少，以玉戈、柄形器为主，应分别用作瑞器与祭器。商中期晚段，出现了少量动物主题玉雕；[20]商晚期动物主题玉雕大盛，[21]人/鸟母题玉雕常在其下端有供插嵌于长杆的榫头，证明这是典礼中招降神灵的“玉梢”。[22]龙、虎等母题玉雕多带穿孔，可缝缀于巫觋作法时穿着的“宝玉衣”上。[23]

若仔细比较，即发现商晚期动物玉雕的主题及造型与红山文化晚期玉雕非常相似，但动物身上雕满细密旋绕纹饰的装饰手法又雷同于良渚文化。这充分说明古老的华东“物精崇拜”信仰随着东夷大族商人的壮大而复兴。除了动物主题玉雕大盛外，商晚期也流行器表刻有同心圆纹的玉璧，可能是盖天宇宙观中“七衡图”的萌芽期表现。[24]

周族源起今日陕甘一带，从地缘关系可知，先周文化肯定与齐家文化关系密切。齐家文化（公元前2300至前1600年），[25]盛行以“天体崇拜”“同类感通”为基调的“璧琮组配”玉礼制。但从《尚书‧金滕》记载周克商后三年武王病危时，[26]周公手秉玉圭，面对祭坛上竖直的圆璧，向依附于玉璧上三代祖先之灵祈祷的仪轨可知，周族的玉礼制主要为“璧圭组配”，祭祷的仪式就是“植璧秉圭”。[27]由此可知，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黄河上中游原本盛行齐家文化的“璧琮组配”玉礼制，逐渐被周族“璧圭组配”玉礼制取代。

铜器铭文及先秦文献均记载西周施行“命圭制度”。《诗经‧大雅‧崧高》记载周宣王派王舅申伯保卫南方疆土﹕“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受封的诸侯回朝时需捧着命圭朝见天子。《诗经‧大雅‧韩奕》﹕“韩侯入觐，以其介圭，入觐于王。”

那么文献和金文中的“圭”究竟是什么样的玉器呢？综合考古资料可知，史前先民所用的玉质斧钺铲类工具，就是祭典中代表个人身份的礼器－圭；可称为“平首圭”。（图1）[28]这样的玉器曾长期被误以为中药店的“药铲”，清末吴大澂将之考证并正名。功不可没。[29]

夏王朝遗址出土的玉戈，已非“戈”的萌芽期作品，目前所见资料，可能神木石峁征集的墨玉戈更具原始性。[30]商王朝时，玉质斧钺类（平首圭）与玉戈（尖首圭）大致并存；墓葬中的随葬数量与摆放位置大体相似。周王朝时玉戈（尖首圭）取代平首圭，成为主要的礼制用玉圭，[31]且逐渐式样化，发展成一端带三角尖的长方片。

图2即图解从商晚期至东周战国时期，“戈”因质材差异而有了不同的发展。铜戈是实用的兵器，所以发展出“阑”和“胡”以增加绑缚在长杆上的稳定度。玉戈用作身份象征，所以中脊与刃线、戈身与戈柄的分野逐渐消失，发展成上端带三角尖的长方版，也就是礼制上的“玉圭”了。[32]所以在周代礼制上，玉戈就是玉圭。

西周贵族墓中常随葬些年代较早的古玉，这些多得自西周初年分封诸侯国时。[33]西周晚期晋、虢、芮等姬姓诸侯国特别讲究丧葬排场，墓主身上常铺排古董级的圭与璧。（图3）[34] 

《诗经‧大雅‧卷阿》以“如圭如璋”形容相貌堂堂的男子。《诗经‧大雅‧棫朴》以“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赞美君王仪态端庄。从西周金文可知，“璋”是与“圭”相关，但等次稍低的玉瑞器。如逨盘、逨鼎中记载“反入堇圭”，[35]颂壶与颂鼎的铭文中，相同的仪轨，却是“反入堇璋”。[36]学者考证，西周的璋可能是扁平长条形的玉版。[37]春秋早期芮国墓葬中出土的这类玉器被命名为“璋”。（图4）[38]若然，当从玉戈发展的“尖首圭”大行其道时，早一个阶段的“平首圭”就成了礼制地位较低的“璋”了。只是到了战国末年，又发展出斜刃的所谓“半圭为璋”。[39]西汉时成组玉礼器中的“璋”也是斜刃的，详第六节。

除了圭、璧、璋之外，组玉佩、柄形器也是西周至春秋早期重要礼器。

多璜组玉佩是周文化圈高级贵族不分性别所必备的身份象征。最初时，其单片多来自齐家文化多璜联璧的散片，以各种色彩、质地的珠管类串系而成。先周时期已见散片，整个西周时期多璜组玉佩均是贵族身份的表征。[40]

柄形器是由肖家屋脊文化神祖面纹嵌饰器逐步简化演变而成。[41]柄形器沿用了夏商周三代，直到春秋早期，随着古典的宗教思维衰退而逐渐消失。[42]

春秋、战国之交，是上古时代一个重大的变局。[43]由于犬戎入侵，周王室东迁且逐渐式微，原本长期被压抑的一些远古文化因子，此时以不同的面貌作了不同程度的复兴。

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都是史前华东地区的强势文化，盛行隐含“虎” “龙”意义的玉雕和璜形玉器。这一物精崇拜的文化传统在商晚期一度复兴，西周时则被压抑，到了东周时期，依凭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强势崛起。楚国通过兼并吴、越及周边数十个小国，一度成为战国时版图最大的诸侯国，在其发展的“楚式礼玉”系统中，“琥”与“璜”是重要的葬玉。

从甲骨、金文，[44]以及《尚书》《诗经》《左传》等较传递周代史实的文献可知，史前华西“天体崇拜”里的“方琮”元素，不受商族、周族的重视。[45]商周遗址中虽常见齐家文化玉琮，但多属贵族所藏之古董。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在周文化圈的三晋地区，出现一小波新制作体小工粗玉石琮的习尚。

换言之，南方的“琥”与“璜”，北方的“琮”，都是公元前5世纪，春秋、战国之交时新出现的“复古”元素，儒者将之与周文化的“圭”“璧”“璋”相结合，完成了“六器”的架构。略详述于本节与下节。

战国玉礼制最大的变革就是“楚式礼玉”的高度发展。过去，由于研究者甚少关注玉料差异，学界完全忽略“楚式绿玉”的出现与“楚式礼玉”的发展。

“楚式绿玉”是一种从镁质大理岩变质的，质感细腻的草绿色闪玉。[46]目前尚不知其矿源所在何处？[47]但考古资料显示，约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48]也就是公元前五世纪，突然大量被荆州地区楚国贵族用以制作祭玉与葬玉。前者有谷纹璧，[49]后者有谷纹璧、谷纹璜，以及具蜿蜒身躯的动物。图5-7出于望山2号墓，是楚墓里经常伴出的三类玉器。[50]

若从器形观之，大家都会称图7为“龙形佩”，但望山2号墓所埋遣册性质的竹简上写有“一双璜”“一双虎”的字样，报告者认为“虎”就是“琥”，璜、琥分别指随葬的图6, 7这两类玉器。[51]

战国晚期楚式葬玉习尚传播至黄河下游，[52]相同造型但光素的这类动物形佩出土于河北平山中山国墓，器表直接墨书“虎”或“琥”。（图8,9）[53]可知楚式葬仪中的“玉琥”具有似龙般的蜿蜒身躯。为易于沟通，笔者建议称楚式绿玉制作的图7-9这类玉器为“琥龙”。[54]

望山报告中明确地指出这类玉璜、玉琥龙常被压在人骨下，由于玉器上都有小穿孔，故报告者认为“在入葬时应是穿系于死者衣着上的组玉。”[55]换言之，根据这些玉器的位置，确知它们不是被串联成一组可悬饰在人的胸腹之前的“组玉佩”，而是分散摆放的，或是为了下葬时不会移位，所以钻有小孔，先缝缀在死者的衣着上。

这种在衣裳上缝缀玉雕动物的传统，可溯源自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300年）。[56]如前节所述，商晚期（约公元前1250-前1046年）墓葬出土大量玉雕动物，也可能是缝缀于巫师作法时所穿的“宝玉衣”上。玉璜的历史更悠久，新石器时代马家浜、崧泽、北阴阳营等文化中，玉璜已是拥有者身份的表征。[57]

由于楚式绿玉制作的璜与琥龙，多尺寸大、成对制作，器表常留有切割痕，没有盘摩久戴现象，且在墓中常对称铺排于左右腿的附近，笔者怀疑这类专为亡者制作的敛玉，在当时或被视为供墓主骑乘升天的法器？

战国楚墓中，圆璧比琥、璜更为常见且量大，墓中最大的玉璧常被放置于墓主头端。此一礼俗发展至西汉，除了头端的棺板常悬挂玉璧，更见用玉匣将亡者全身包裹密实，仅于玉匣的头端部位缝缀玉璧，应是希望亡者灵魂通过璧之中孔进入天界。足证在楚文化里璧是引魂升天的法器。[58]

战国晚期时“琥”与“璜”逐渐消失，却发展出“双身合首琥龙纹璧”。就是将三、四个“琥龙”，左右摊开地围绕于谷纹璧的外围。（图10）经统计，凡出土“双身合首琥龙纹璧”的墓葬，甚少再见到“琥龙”。[59]笔者认为这是因为玉璧周缘的琥龙取代独立个体琥龙之故。

总之，战国晚期的楚系墓葬，及齐、鲁等接受此一葬俗的墓葬中，常用大量谷纹璧配以一些“双身合首琥龙纹璧”，铺垫于墓主身体上下，甚为壮观。[60]

除了用作丧葬礼仪外，从包山楚简、葛陵楚简可知，楚文化中也常以“佩玉”祭祀神祇，较常被提及的器类有：璧、环、璜、琥等。[61]

陈剑描述他从商代甲骨文、周代金文中辨识出“琮”字：形似“中央方圆形，上下左右对称伸出三角形”，也可再增加“玉”为意符。[62]但是陈剑对自己所制作示意图的关键部分也直言：“ 没有字形上的证据，还有待进一步证实”。[63]若接受陈剑的考证，从商、周甲骨、金文中，无法归纳“琮”在商周礼制中有何功能。在甲骨文里，该字主要作：地名、人名和国族名，与“崇侯”有关。在西周早期的亢鼎的铭文里，记录可用五十朋买一件大琮。显然在当时，琮是可购买的商品。[64]

先秦文献中，可能属春秋晚期的《仪礼》，与战国时代的《周礼》《墨子》《吕氏春秋》等书籍，记载了“琮”字。但从考古发掘与整个历史资料分析，新石器时代出现并相当盛行的带中孔方形玉石器，应该就是先秦文献中所称的“琮”。

由于海拔高度等自然环境的差异，自新石器时代起，华东、华西发展不同的信仰。目前已知约公元前3637-前2920年的庙底沟文化杨官寨遗址，出土一件带中孔的圆形、二件带中孔方形玉石器，三者分坑各自埋藏。[65]足以证明在庙底沟文化时期，华西地区先民发展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在“同类感通”思维下，先民制作“璧”与“琮”来祭祀天地。（图11,12）

广袤的黄河上中游长期以来考古资源益注不足，缺乏有系统的调查与发掘。笔者曾走访陇山周围，确知甘肃的广河、静宁、会宁，宁夏的隆德、海原、固原等地区，曾密集出土半山、常山下层、菜园等先齐家诸文化，以及齐家文化的各式玉器。

笔者梳理各考古报告，确知在先齐家诸文化的阶段，已出现以相同的玉石料制作成组的圆璧、方琮，圆中孔可套在方琮中孔两端突出的浅浅的圆圈，即所谓“射口”之外。这种专门制作圆璧、方琮，并成组掩埋的祭仪，在齐家文化时达于高峰。

目前从已公布的考古发掘与征集资料中，收集到九笔“璧琮组配”的资料，再依据齐家文化早期师赵村遗址出土玉琮射口的高低造型为标准，将陕西宝鸡市陈仓区贾村镇陵后村、咸阳市武功县杨凌李台乡胡家底、宝鸡市岐山县双庵村，三处的资料归为“先齐家阶段”。[66]图13、图14即出自陵后村。

约于公元前2300年正式进入齐家文化阶段，属齐家文化早期的遗址，甘肃天水师赵村第七期第8号墓出土一璧一琮，[67]二者似为同一块玉料制作。玉璧相当大而圆正，二条与器表略做平行的切割痕均经仔细磨平，其一已不明显，另一还留有与璧面呈水平的窄凹槽，显示此时的工艺较成熟，切割工具较锐薄。（图15）发展至此时的玉琮已有短射口，或因迁就玉料，器身略有歪斜，但保持四壁平直方正。（图16）[68]据师赵村发掘参与者叶茂林研究员确认，此期约公元前2300年。[69]

齐家文化晚期时范围逐步扩张，笼罩整个黄河上游及上中游的大部分。[70] 除了师赵村第8号墓出土资料外，还有五处出土成组璧与琮：陕西宝鸡扶风县城关镇案板坪村、陕西武功县杨凌李台乡胡家底、陕西西安长安上泉村、宁夏海原县海城镇山门村、宁夏隆德沙塘和平村、甘肃静宁后柳河村。[71]

齐家文化晚期向东扩张，适逢华东族系为逃避天灾向西迁徙，[72]陕北高原成为东、西文化的交融地；常见在齐家风格玉琮四个边壁，刻以两条垂直阴线的作品。光素的齐家玉琮与刻了双阴线的玉琮，都可能以商品交换的型式，被带至出产食盐的山西南端运城盆地清凉寺遗址一带。（图17、图18）[73]清凉寺墓地分四期，闪玉制作的玉器多出自第三期，据检测年代上限为公元前2050年。[74]

三十年多前，考古学界完全无知于黄河上中游史前非常发达的“天体崇拜”“同类感通”等思想，以及“璧琮组配”的祭仪。也完全不真正认识各种闪玉的色泽特征、各地区玉作工艺特点，常仅以排比线绘图的方式，肤浅地推测黄河上中游史前玉琮文化来自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传播。

事实上史前华东原本弥漫着“物精崇拜”，良渚文化早期巫觋手腕常套戴着雕有神祖面纹，器壁呈弧形的玉方镯。1980年代瑶山、反山发掘者被19世纪末的金石学者误导，[75]立刻在简报中将这类装饰性，器壁带弧形的玉手镯定名为礼器的“琮”。（图19）还提出所谓“镯式琮”、“琮式镯”等说法，完全偏离了中国礼制上“琮”的必要条件就是要全器作“方形”。

事实上，良渚早期遗址如：瑶山、张陵山、赵陵山，以及反山墓群中的较早的墓葬中，都不出现可能作为祭祀礼器的玉璧，[76]可知当时完全没有“璧琮礼制”的影子；约公元前2700年前后，良渚文化中期晚段时，[77]文化产生巨变，原本玉器上流行的所谓“龙首纹”消失，出现大量大型玉璧，以及不能当作手镯的“玉琮王”。

大约在良渚晚期，如图20这样纹简节多，鸟瞰面方正的高筒才真正流行，如图20这样无法配戴的玉方筒，可能才是当时礼制上的“琮”，因为当流行这样高琮时，也伴随出土径大孔小的厚重玉璧；且在良渚晚期的大璧、高琮上，偶而会出现极轻浅的，如“鸟立祭坛”等，与天象有关的神秘符号。[78]

造成良渚文化在中期晚段时发生突变的因素尚未被认真探索，笔者怀疑或是黄河上中游“天体崇拜”的信仰与“璧琮组配”礼制，通过“上层交流网”的传播方式影响良渚文化所致。所以，如图20此种带孔方形玉器可算是“次生型玉琮”。

约公元前1600年，随着齐家文化的衰亡，黄河上中游依托于天体崇拜信仰的“璧琮组配”礼制也渐式微。同在黄河上中游的周族主要实行“璧圭组配”礼制。

如前文所述，有学者考证了甲骨文、金文的“琮”字，但仍难令人信服；在《尚书》《诗经》《左传》等也找不到关于“琮”的记录，据此可推测“琮”并未进入商人、周人的礼制核心，[79]商周墓葬中常见原型的或改制加纹的齐家系玉琮，[80]散布于墓葬的各部位，它们多为当时的古物。虽然持续有学者关注周代墓葬中玉琮的摆放部位，并试图探索其功能，[81]事实上，它们在当时纯属古董，并无礼制意义。[82]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晚期开始至战国时期，在黄河上中游，尤其是三晋地区周文化的贵族墓葬中，[83]常在棺内或棺椁间分散出现新制作的小琮。[84]它们多为边长约3-5厘米的带中孔方形厚玉片，作工多草率，有的边缘光平，有的每边刻出二凹槽，有的在中孔周围刻一圆形凹圈，看起来好像是玉琮的射口。也有的在器表琢以东周流行的云纹等。图21-图23即是山西太原金胜村春秋晚期赵卿墓，[85]以及长治分水岭战国贵族墓出土的小琮。[86]林巳奈夫认为这些合于《周礼》所记载的“大琮”。（图24）[87]

2018年，陕西宝鸡吴城发现“吴阳下畤”遗址，共出土六组玉礼器，每组三件：玉人俑二件（一男一女）及一件方琮。[88]其中第三号祭祀坑出土的一组，年代可能较早，随葬的人形片和玉琮也比较厚实；男像高13.28厘米，女像高10.38厘米，琮最宽7.15，最高2.89厘米，考古报告记录琮的两面的四个角都“磨出三角形装饰”，实际是要做出“射口”的样子。（图25）其余五组比较一致，以图26为例：玉琮雕作中央有圆孔的四方形薄片，边长 6.99-7.07厘米；男女人像也是薄片，分别高12.09, 11.71厘米。

根据报告中的碳十四数据，参考同期另一篇关于此遗址殉牲的研究论文，[89]笔者将图25的一组暂定为“战国至西汉”，图26一组定为“西汉”。

公元前1600年齐家文化结束后，华夏大地上，玉琮已退出礼制范畴。千余年后，公元前5世纪的春、战之交，在黄河上中游再度“复苏”。这个地理位置的巧合，证明礼制上“方琮”的原生地确实就在黄土高原。

总之，周王朝玉礼制里的：“圭、璧、璋”，战国时期楚文化里的“琥、璜”，黄河上中游复古风潮下的“琮”，这三股文化传统结合，成就了《周官‧春官‧宗伯》里的“六器”架构：“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

据学者们的研究可知，《周官》的内容并非全为周代施行的礼制，而是将成书之前数千年，华夏大地上的多元文化内涵融合后，对理想社会政治制度、百官职守、礼制运作，提出规范化的总构思。所以，我们检视《春官‧宗伯》里对这六件玉器的功能分配，似乎只有以璧琮礼拜天地的说法，应合于公元前3500-1600年黄河上中游的文化现象。其它四个功能分配，尤其是在每件器名前再增加青、赤、白、玄颜色描述，可能是作者的想象罢了。

据《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周官》是西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公元前155至前129在位）从民间重金购得献给朝廷。从河间献王在位时间推算，很可能是汉武帝时该书被送进宫廷。[90]唐代贾公彦《周礼正义序》等资料多记载该书送进宫廷后只是深藏于秘府，至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秘府藏书才予以重视。王莽时立为学官，改名《周礼》。东汉大儒郑玄为之作注，逐渐成为研究礼制最受重视的一部书。

但从今日考古发掘资料可推估，很可能《周官》一书献入宫廷就受到重视，且按照书中所记“六器”制作祭祀用玉。笔者的推论除了依据早年、近年出土几批祭祀用玉的对比研究外，玉料的确认也有助对实物的断代。

1979年、1980年分别在联志村、芦家口出土85件、100多件玉器。约在本世纪初才择样发表，定为战国至秦代。[91]但是梁云根据甘肃礼县鸾亭山出土祭祀用玉器中的玉人造型，认为联志村、芦家口二批祭祀用玉，也应该是西汉的。并根据文献推测：联志村是西汉长安城东南郊泰一坛，芦家口是未央宫内祭天地点。[92]

笔者认同梁云对这二批玉器年代的重新判读。笔者的理由是：除了器类、造型相似外，最重要的证据是玉质特征。从这两批玉器图片可知，它们主要采用“楚式绿玉”，这是战国时受到楚国统治阶层重视，甚至垄断的玉料。战国时黄河上中游是秦国范围，基本上很难获得大量楚式绿玉。前文已提及，近年始在长安神禾原战国末年秦国夏太后墓葬（公元前240年），看到一批楚式绿玉制作小圭、小璋。

但到了西汉，皇室来自楚地，楚式绿玉既作为刘姓诸侯王葬玉的绝对首选，祭祀神祇祖先当然也要选用这种可能被视为有特殊“精气”，可沟通神灵的楚式绿玉了。[93]

联志村、芦家口资料出土早且量大，所幸未严重流散，虽仅择样出版，但基本器类已发表，（图27）可知《周官》所载“六器”的圭、璧、璋、琮、琥、璜一应具备。[94]

陕西雍城血池发掘了西汉时的“北峙”遗址，在五个祭祀坑中各出土四件玉器：圆弧形璜、带孔方片的琮、男女人像各一。图28为这五组祭玉的合照。[95]

据发掘者田亚岐的分析，圆弧形玉璜象征天，带中孔方片就是象征地的玉琮。[96]笔者颇同意此说，那么这五个祭祀坑所埋就是祭祀天、地的礼器。人像象征祭天所用人牲的“偶人”。[97]

《周官》一书在新莽时期改名为《周礼》，并设为学官。东汉时郑玄为之作注。此后逐渐成为历代礼学的范本。而“璧”“琮”作为礼神用“玉帛”的主要器类的制度也施行至清朝。[98]《明史‧志第二十三‧礼一‧吉礼一》“玉帛牲牢”条目：“玉三等：上帝，苍璧；皇地祇，黄琮。”据此可知明代时玉璧、玉琮是祭祀天神地祇的礼器。

图29是明神宗定陵（公元1620年）出土成组玉礼器，[99]笔者认为其中带孔圆玉片、带孔方玉片应分别为圆璧、方琮。（图29b、图29 c）

虽然上距西汉武帝（公元前141-87年）已有约一千七百年之久，但联志村、血池、定陵三处出土礼拜地祇的玉礼器“琮”，也就是本文图27、图 28、图29c却是惊人的相似。证明中国文化有极强的延续性。

行文至此，基本已完成文章命题所该写的内容。但基于长期观察学界存在的误信盲区，笔者认为应该澄清二位前辈学者：夏鼐、林巳奈夫所遗留的错误。

图30是夏鼐1983年两篇论文都引用过的图，不过夏先生文中只有粗黑条框住的部位，省去周围的字。[100]夏鼐称之为“东汉石碑上中的《六玉图》”，认为“这些图是汉人依据《三礼》经书和汉儒的注释而加以想象绘成的。”附注中说明引自洪适《隶续》，版本为：洪氏晦木斋丛书本, 1872年) , 卷五, 3一6 页。[101]事实上宋代的《隶续》早已逸失，他引的应是后世刻本。[102]

依笔者的研究，图30可能是宋人，甚至明人的杜撰之物。

熟悉汉代石刻艺术的人一眼即可看出该图根本不可能是汉代石刻的拓本。因为上中下所刻三个动物：凤鸟、牛首、麒麟的造型完全不合汉代艺术风格。此外，右上角的“瑁”就类似北宋聂崇义《新定三礼图》中的“冒”，[103]只是下方的凹槽作倒“V”形，其大小与张合角度，正合于在其下方的“圭”的三角尖端。这完全是为了配合宋、明时期杜撰出“冒是用以覆盖在圭之上方的辨伪工具”说法所创造的构图。

在金石学传统的古玉器研究范畴里，“冒”或“瑁”是一个与“圭”有关的“谜样的玉器”。

“瑁”本无“玉”旁，写作“冒”。《周礼‧冬官‧考工记‧玉人》首度提到有个名为“冒”的玉器，是天子的瑞玉：“天子执冒四寸，以朝诸侯。”东汉初年许慎在其《说文解字》对“冒”作了定义：“诸侯执圭朝天子，天子执玉以冒之，似犂冠。”东汉大儒郑玄给《周礼》作注就说：“名玉曰冒，言德能覆盖天下也。”

到了宋代陈祥道《礼经》更增添了新的说法：“冒之以知诸侯之信伪，犹今之合符也。”换言之，“冒”成了天子核对来朝见的臣子是否是“冒牌货”，所执拿的圭是否是“赝品”的“辨伪工具”了。明末张自烈撰《正字通》，出现增加玉字偏旁的“瑁”：“诸侯即位，天子赐以命圭，圭上邪锐，瑁方四寸，其下亦邪刻之，阔狭长短如圭头，诸侯执圭来朝，天子以瑁之刻处，冒彼圭头，以齐瑞信，犹今之合符然。”此说在当时应该广被接受的，所以连康熙55年（公元1716年）颁行官修的《康熙字典》都引用此说。

换言之，玉器中的“冒” 经过宋、明时期被喜好托古出新的儒者增添了臆想的功能，又变出新的字。

排比了上述资料，笔者怀疑根本没有那块所谓“汉代柳敏碑”，或者，宋代时曾出现伪造托古的“汉代柳敏碑”。宋版的《隶续》佚失后，又出现可能是明代新创造的图像。

既然从图30上“瑁”的用名与造型可确定图30不是汉代石碑，那么，我们对图30上“琮”的图像（图31），也必须重新思考。

1969年林巳奈夫撰文讨论《隶续》所收柳敏碑、益州太守碑、六玉碑、单排六玉碑共四个所谓汉碑上的琮的图像，见图31、图32、图33、图34。

林巳奈夫认为这些图像合乎《说文解字》描述琮的形状“似车釭”。“车釭”就是“车毂（车轮中心插轴的部分）内外口用以穿轴的铁圈”，他努力从洛阳汉河南县城东区出土器中，找到汉代铁质多角形的“车釭”，（图35）[104]结合图31-35，他推断出土于洛阳西郊4号墓一件八角形石片，（图36）[105]就是战国中期的琮。[106]谢明良根据此一推论，进一步推测唐代惠昭太子陵（公元812年）出土的八角形石片，（图37）[107]应该就是唐代的“琮”。[108]

由于图31-34这些图像很可能都是宋代或明代学者杜撰的，图35、图36都是考古出土的实物，老实说，它们的形状和图31-34实在不像，我们真的不必继续追随林巳奈夫的误解加幻想，牵强附会地去相信，图36是战国中期的琮。因为前文已考证战国时在中原周文化贵族墓出土，新制作的琮是比例上较厚的带中孔玉方片，出土于赵卿墓、分水岭、吴山（图21、22、23、25、26），而西汉时新制作的琮是比例上较薄的带中孔玉方片，出土于联志村、血池（图27、图28）。

至于图37是不是唐代的“琮”？可能一时不易解答，有待继续研究。

后记：

笔者近年颇专注探索自史前至战、汉，中国玉礼制的发展演变，先后撰述多篇论文。此文是在2019年《考古所见<周礼‧六器>的形成》一文基础上，增补近期考古新发现与个人读书心得改写而成。期收抛砖引玉之效。

2019年论文发表于徐州博物馆编，《汉代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8中国·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