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不住的檢測，溯不了的源，農產品合格證能提升食品安全嗎？

過去幾年的媒體報道中，攤販因售賣的韭菜、芹菜等農殘超標被罰款的例子屢見不鮮，少則5000，多則數萬。

政府和公衆給予食品安全厚望的高級超市、中高端電商的表現似乎也不比“低端”的菜市場好多少。今年，公益機構“自然田”組織消費者從多家電商平臺購買蔬菜後送檢，結果發現京東的七鮮、阿里的盒馬、美團買菜等平臺上都有農殘超標的蔬菜，最高超標55倍，甚至還有國家禁用的劇毒農藥。

自然田今年7月送檢的18種蔬菜中，有3種農殘超標。

詳情請見《消費者送檢芹菜毒死蜱最高超標55倍！涉及七鮮、盒馬鮮生、美團外賣》

對於普通消費者來說，農產品到底從哪兒來的，究竟有沒有農殘，對健康會不會有風險，似乎永遠是無解的難題。以至於有人評論：反正一樣是慢性自殺，不如選擇成本最低的那種。

政府當然不會坐等老百姓“自殺”。自2008年以來，歷屆政府和領導也多次高調錶示，食品安全是他們最關心的事情。

如何保證食品安全？如何確保“農殘不超標”的基本底線？農業農村部最新給出的答案是：靠“承諾達標合格證”。

今年10月27日，農業農村部發布《農產品質量安全承諾達標合格證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要求農產品生產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以及從事農產品收購的單位或者個人銷售的農產品應當按照規定開具承諾達標合格證，保證農產品不使用違禁藥品、非法添加，常規農藥獸藥殘留不超標。

這一新規也對從事農產品收購的單位和個人提出了要求：他們除了要在收購時檢查生產者開具的合格證，如果農產品在收購後進行了分裝或混裝，則需要重新開具承諾達標合格證。

2022年的新版《農產品質量安全法》已經將“承諾達標合格證”寫入法律，此次推出的是立法後的實施細則。

那麼，靠這張“承諾達標合格證”究竟能不能解決農產品的安全問題呢？

一、靠不住的檢測

所謂“承諾達標合格證”，怎樣纔算合格？

2016年開始，農業農村部牽頭在部分地區開展了承諾達標合格證的試點，並在2019年轉變爲全國性試行。在整個試行階段，承諾達標合格證的核心內容都是將“生產者自行承諾”作爲開證的依據。生產者只要承諾“不使用禁用農藥獸藥、停用獸藥和非法添加物；常規農藥獸藥殘留不超標”即可。

試行期間，兩家不同地區的家庭農場曾經開具過的農產品合格證，無論是手寫還是機打，都可以“自我承諾合格”。

但目前公佈的最新徵求意見稿中，“自我承諾”的選項消失了。根據這版意見稿，生產者或收購者如果想證明沒有違規用藥，必須滿足“質量安全控制符合要求”、“自行檢測合格”或“委託檢測合格”。換言之，要麼有一套書面的企業制度約束，要麼就得不停做檢測。

不再靠主觀的承諾，而是客觀的檢測結果，看似標準提高了，但以爲有了“檢測合格”這幾個字，食品就安全了，那顯然低估了農殘檢測中的門道。

市面上最簡單的農殘檢測卡，成本價還不到1元，僅能檢測有機磷和氨基甲酸酯類的農藥，這些都屬於毒性高，但正在國家管控之下逐漸退出市場的農藥。

如果想要全面地檢測，要麼自建檢測實驗室，配備專業人員，也可以購買檢測公司的服務，這類檢測可以提供幾十項甚至幾百項農藥的殘留數據，但價格在少輒幾百元，多則上千元。

受限於成本，目前大型批發市場、菜市場實行的例行抽查，也是對入場的蔬菜進行抽查，而且都是精度較低的快速檢測方法，還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

不同的農產品有不同的病蟲害，使用的農藥不盡相同，而且近年來農藥也在不斷更新迭代。普通農民也很難理解農藥裏有哪些成分，有什麼危害，如何合理農藥來保證農殘合規。

因此，和實際使用的農藥種類相比，目前各種抽查能夠覆蓋的項目也難免掛一漏萬。

更糟糕的是，只要有規定，就必然有漏洞。外行和普通消費者，甚至監管部門，都很容易被這些技術細節操縱的結果所矇蔽。

今年7月，公益機構自然田發現北京盒馬鮮生銷售的芹菜被檢測出毒死蜱殘留且超標4.6倍，並向政府部門舉報。海淀區東昇鎮市場監管所則表示，盒馬提供了包括檢驗報告在內的多份材料，沒有違反食品安全法，拒絕予以立案查處。但仔細一看，盒馬提供的檢測報告根本不含有毒死蜱這一項。

很難說，面對已經被檢測出禁用農藥的毒死蜱超標芹菜，供應商、檢測機構、盒馬、市場監管所，哪一個環節在跟消費者開玩笑。

這一雞同鴨講的檢測事故告訴我們，檢測的悖論始終在於，因爲成本限制，檢測難以覆蓋所有批次，所有種類的農藥。而承諾達標合格證的“檢測”沒有提及具體應該如何操作，那麼，可以預見的是，檢測很可能成爲一種技術和文件遊戲，無法真正提升市場上的食品安全水平。

二、溯不了的源

退一步說：“合格證”證明不了食材是否安全，那能不能用來溯源？一旦在市場上發現農殘超標，就能追溯到生產者。

許多年來，農業農村部一直致力於建立農產品追溯體系，而“承諾達標合格證”是其中的重要一環。去年《農產品質量安全法》立法後，全國人大法工委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建立農產品承諾達標合格證制度的目的是使“生產記錄可查詢、產品流向可追蹤、責任可明晰”。換句話說，除了依靠檢測把關，另一套辦法就是靠溯源來追責。

然而，擺在溯源問題面前的最大障礙是農產品複雜的分銷網絡。

雖然消費者已經習慣了在超市或者電商平臺上直接看到農產品的產地信息，甚至能標識到生產基地。但將這一溯源模式推廣到主流的批發體系中並不現實。

根據第三次農業普查數據，我國小農戶數量佔農業經營主體的98%以上，經營耕地面積佔總耕地面積的70%。而把小農戶生產的農產品帶到全國人民餐桌的，是批發系統中的各級批發商和零售商。這其中包括在地頭收購農產品的收購商，跨省運輸的一級批發商，到達大型批發市場後還有二級、三級批發商。

因此，消費者平時在大城市裏菜市場、超市和電商上買到的菜，很可能已經轉過四五道手。在轉手的過程中，不同生產者的產品總會在過程中混裝或者分裝銷售，從事蔬菜收購的中間商通常收購幾十家的蔬菜混裝在一起，再分銷給不同的渠道。

小菜攤上的菜，很可能來自幾十個不同的小農。超市菜架上的二維碼也許會告訴你菜來自於哪個生產基地，但卻很難見到究竟來自哪個生產者的說法。

新規其實也認識到追溯到小農的難度。前幾年試點時一度大力推廣家庭農場開具合格證，但大概效果不佳，這次正式立法時索性就沒考慮他們，直接只要求農產品生產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社這兩類生產主體開具合格證。

既然難以追溯到小農，新版徵求意見稿決定把壓力傳導到收購者：“從事農產品產地收購的單位和個人，除了要在收購時檢查生產者開具的合格證，如果農產品在收購後進行了分裝或混裝，則需要重新開具承諾達標合格證。” 而開證的依據依然是那三條：“質量安全控制符合要求”、“自行檢測合格”或“委託檢測合格”。

換言之，以後下鄉跟小農收購的販子，如果要合規經營，大概還要隨身攜帶檢測裝備，隨收隨測。即使收購販子“不辭辛苦”地檢測了，也開具了證明，但在混裝之後開具的證明，依然只能證明收購者是誰，不能證明每一捆菜的生產者究竟是誰。

那麼，合格證對於溯源還有多大的貢獻？

雖然合格證對溯源價值不大，但對中間商的威懾力不小。新版徵求意見稿第二十三條規定“對附帶承諾達標合格證的食用農產品抽檢出禁用農藥獸藥、停用獸藥和非法添加物或者常規農藥獸藥殘留超標的”要從重處罰。

規定中也補充，“能如實說明其收購、進貨來源的”可免於處罰，但對於天天跑地頭的販子來說，分清楚哪顆菜屬於誰家是最不可能的事情。難道以後還要老鄉對着每顆白菜按指印嗎？

這下子收購商們更是進退兩難了：不開證，被查出來就等着挨罰，屢教不改，100起步；開證，萬一農殘超標也是挨罰，5000起步，真可謂2023版“賺着賣白菜的錢，操着賣白粉的心”。

回到現實層面，這些常年在田間地頭跟小農收菜的販子既沒義務替政府監管農戶，也沒辦法替農民擔保農產品安全。

如果罰款的最終目的是改善農業生產，那麼它依然無法傳導到生產者那裏去，也很難從源頭改變農藥過量使用的現狀。

三、小農和小販：躲不開的現實

其實承諾達標合格證並非憑空想象。在管控嚴格的農產品進出口中，檢測與溯源非常常見。但是，把一部分市場實踐擴展爲普遍性的法規，要求整個市場都這樣做，不一定是明智之舉。

然而，現實並沒有阻止上位者對於“高效可溯源”系統的想象，他們似乎拒絕考慮這種想象是否能真正落地。

研究食品安全的專家經常講，“小生產者太多”是中國食品安全管理困難的原因之一，彷彿如果消滅了小農和菜市場，都是大農場、大超市，就能管起來了。哪怕年復一年被事實打臉，都無法改變他們的這一思維慣性。

畢竟，在有些人眼裏，給不會動的菜“貼碼”還會比健康碼更難嗎？

試行期間，一家家庭農場開具承諾達標合格證的記錄，只要在手機APP上點點就可以打印合格證。但小農追溯的問題真的是靠電子化就能解決嗎？

就算順着目前的監管思路，退一萬步說，農業企業和合作社配合政策開好合格證，那大量開不出合格證的小農和家庭農場怎麼辦呢？沒能力在田間地頭做檢測的小收購商怎麼辦呢？

沒有了小農，誰來耕種那些分散的土地？沒有了大量小型的中間商，誰來服務分散的小農？沒有了他們，中國的食品供應還有保障嗎？到時候食品安全是沒問題了，糧食安全倒是可能有問題了。

更加現實的可能是，在整個制度都越來越依靠“檢測報告”、“管理制度”來治理農產品安全問題時，只會由有能力寫文書、開證明的公司來逐漸主導市場，小農和小型中間商要麼選擇依附於他們，要麼只能“靠邊站”，直至逐漸被正規市場淘汰。

網絡生鮮平臺依仗同樣的邏輯，能靠體量和渠道優勢迅速聚攏市場。這些看起來“更正規”的生鮮電商，卻依然沒有能力保證食品安全，屢見不鮮的蔬菜超標問題就是明證。

四、與其鑽牛角尖，不如換換監管思路

大約十年前，研究中國食品安全問題的美國日裔學者安田湖次郎（John K. Yasuda）發現，政府指望公司、合作社建立農產品安全生產的樣板，但都沒有對帶動小農起到實質性的作用。說白了，那些政策都在繞小農而行。

安田後來把他關於中國食品安全治理的博士研究整理出版爲《論餵養大衆》（On Feeding the Mass）一書。他認爲，食品安全政策的制定中涉及一項關鍵衝突：有限的資源到底應該投入一小部分模範樣板身上，還是在全體小生產者身上。

今天政府能夠投入的人力物力遠遠超過了當時，甚至有些地方還在鄉鎮一級設置了“網格員”來監管農產品的質量安全，但問題卻是類似的：我們需要的是維持一個看似能夠被“完美運轉”的系統，在其中所有監管政策都能夠被執行，並且爲此逐漸地把一部分人排斥出去，直到管理者看不見的地方？還是制定針對分散的小農和小商販更加切實可行的政策，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底線？

用本次合格證新規最關心的農殘藥殘來說，除了更嚴的管理和懲罰，以豬肉屠宰和檢疫制度爲例，儘管已實施多年，有沒有提供安全用藥的培訓，告訴農民怎樣能夠少用藥？有沒有培訓過農民，讓他們知道如何通過改善土壤和環境讓植物保持健康，真正從根源上減少用藥量？各類農民培訓裏，把電商直播、如何賣貨吹得天花亂墜，推廣化肥農藥的人天天開巡迴講座，關於少用藥的問題誰真正在乎過？

再換個思路，一向因爲“無證”被看不起的非正式市場，是不是也能給複雜的食品安全治理問題提供一點啓示呢？

儘管豬肉屠宰和檢疫制度已在我國實施多年，但鄉村的私屠私宰依然存在，並依靠街坊鄰里、走街串巷、鄉村大集這些最“原始”的非正規方式販賣。

廣東某美食高地的小作坊裏，早上剛剛現殺的牛肉，在屠宰兩小時內就被加工成著名的牛肉丸。雖然這些作坊從屠宰到生產都沒有各種政府要求的許可證，也沒見當地人因爲無證就拒絕這種本地美食。

在購買無證肉、無證丸子的消費者那裏，信任不是看有沒有資質文件，而是根植於在地產業鏈的傳統生產方式和人際關係。緊密關係的建立，纔可能讓消費者相信自己的判斷，讓產銷雙方都承擔起食品安全的責任。即使出現問題，由於短鏈銷售，溯源也很容易，影響範圍也不會太廣，不必像美國歐洲那樣動不動就全國召回不安全的農產品。

這種自主發生的互相信任不是比依靠證書要牢靠得多嗎？地方政府是否也該動用動用“地方智慧”，鼓勵在生產、加工、銷售、消費端建立由信任主導的短鏈產銷方式？

至少這也會比一張無效的合格證要強得多，不至於讓人自欺欺人地處處留痕（無論要填的臺賬是紙質的、excel的、還是小程序、APP的），甚至被逼着弄虛作假。

參考資料：

農業農村部關於《農產品質量安全承諾達標合格證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公開徵求意見的通知

https://www.moa.gov.cn/govpublic/ncpzlaq/202310/t20231027_6439161.htm

盒馬又超標！消費者送檢豆角高危限用農藥克百威超標

https://mp.weixin.qq.com/s/cDVYbjh9NlL87IGT_oPLKw

芹菜毒死蜱超標舉報後續：2超標地市場監管局不予立案

https://mp.weixin.qq.com/s/uqO-xpnugzcBHhByloz12A

新修訂的農產品質量安全法表決通過全國人大法工委答記者問

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2/09-02/9843254.shtml

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食通社Foodthink （ID：foodthinkchina），作者：食通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