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年的中國足球，連發三項重磅新政。

無論是調整外援政策，還是開放球隊冠名以及重啓俱樂部異地遷移，都指向了一個方向——先活着。

縱然圍繞新政爭論滿滿，但也確實有些無奈之舉的意味。

2023賽季中超開幕式。韓海丹 攝

外援數創新高

外援政策歷來是中國足球職業聯賽變動最多的一項，只是在“金元足球”退潮之後，近幾年才相對趨於穩定。

外援新政方面，最大的調整在於新賽季中超上場外援人數最多爲5名，創下中超比賽外援比例的新高。

像“金元足球”達到頂峯的2016賽季，中超外援上場規則爲“3+1”（3名非亞洲外援和1名亞洲外援）。而後的2017賽季，中超上場外援數縮減至3名。

資料圖：金元足球時代，大牌外援雲集的中超聯賽 陳驥旻 攝

到了2018賽季，中超上場外援數量與U23球員上場人數掛鉤，但最多仍是每隊單場3人。轉年的2019賽季，外援登場數量不再與U23球員數量掛鉤，但3人維持不變。2020至2023賽季，中超上場4外援的政策趨於穩定。

新政之下，中超上場外援人數創下新高，自然引發擠佔本土球員空間的爭議。但在提高聯賽觀賞性，增加聯賽競爭力層面，還是具有一定作用。進一步放開本土球員保護，也倒逼年輕球員參與競爭。

實際上，金元時期的本土球員保護政策，對於年輕球員的鍛鍊作用並不算明顯。國家隊青黃不接的局面依舊得不到改善，本土球員的上限也沒有明顯提升。歸根到底，能否上場還是取決於球員硬實力，而硬實力並不是靠保護就能得來的。

資料圖：中超比賽。富田 攝

開放球隊冠名

除了外援新政，新賽季另一大調整在於開放球隊冠名。雖然這建立在中性名政策的基礎之上，但還是意味着，時隔3個賽季後，職業球隊的名稱中又將出現企業的身影，比如當年的“北京中赫國安”、“山東魯能泰山”等等。

當然，根據新規，職業俱樂部全稱規範爲“俱樂部全稱+所冠名稱+隊”，簡稱規範爲“俱樂部簡稱+所冠名稱+隊”。通俗點說，還是中性名稱優先。舉個例子，即使有冠名，也只能在電視轉播和廣告宣傳等場合體現爲“北京國安（冠名商）隊”。

中國足協爲這一新政加上了相應限制，比如限期在2024至2028賽季實行，俱樂部所屬球隊不得接受俱樂部股東的字號、商號或品牌（包括與其相似的漢字或詞組）的冠名等。

據記者瞭解，開放冠名是中國足協前期調研和討論過程中，各傢俱樂部反對聲音相對較小的一項新政。它在保證中性名權威的前提上，給普遍遭遇生存難題的職業足球俱樂部，增加了一個營收渠道。

資料圖：中超比賽 富田 攝

重啓異地遷移

三項新政中，在俱樂部和球迷間引起最大爭議的，當屬俱樂部異地遷移。

雖然新規明確要求，完成俱樂部註冊會員協會變更之後，原則上五年內不得再次申請變更註冊會員協會，但或許還是很難阻擋住它帶來的連鎖反應。

據瞭解，在2023賽季職業聯賽開始前，就有過關於重啓此項政策的討論，只不過最終未能成行。一年過後，異地遷移在時隔近8年後被重新開放。

之所以引發爭議，原因很簡單：中國職業足球有太多關於“流浪”的記憶。最具有代表性的當屬2021賽季開始前解散的北京人和隊，其曾輾轉上海、陝西、貴州等地。

資料圖：中超聯賽北京國安vs北京人和。富田 攝

頻繁搬遷多少帶些投機性又相應缺乏穩定性，自然大概率落得解散的下場。而這一行爲也極容易引發“姥姥不親，舅舅不愛”的局面——在給遷出地球迷帶去巨大情感傷害的同時，作爲外來者也難以被遷入地球迷接受。

2023賽季的16支中超球隊中，絕大多數是成長於所在城市的俱樂部，有着雄厚的球迷基礎。

屬於“少數派”的滄州雄獅，就陷入相對比較尷尬的局面。據瞭解，俱樂部不但失去遷出地石家莊的大量“死忠”球迷支持，在遷入地滄州市，他們曾經得到的相關承諾也未能全部兌現，使得俱樂部經營陷入一定困境。

此前接受中新網記者採訪時，陝西長安聯合足球俱樂部董事長黃盛華對異地遷移政策表達了質疑：“俱樂部爲什麼不能通過一些市場化的東西，在所在城市形成一個很好的氛圍，去謀求生存？”

資料圖：中超比賽 張暢 攝

有消息稱，新賽季中超“升班馬”四川九牛有遷至深圳的意願。而去年，還處於中甲聯賽的他們，在賽季開始前一天曾強硬施壓足協，希望遷至長沙。

彼時俱樂部在聲明中明確表態：“如果足協不同意本隊提出的異地搬遷要求，那麼背後的投資方將不得不放棄在中國的投資和努力，並撤出中國職業聯賽。”

然而這次“逼宮”不僅最終不了了之，還極大傷害了四川球迷的感情。如今異地遷移政策重啓，或許四川九牛的搬遷計劃，這一回能夠成行。

2023賽季中甲聯賽開始前，四川九牛發佈聲明

對當下處於困局中的國內足球職業聯賽而言，足協開年的這三條新政至少能起到一定穩定軍心的作用，也應該可以幫助部分俱樂部脫困。

但這是從善如流，還是飲鴆止渴，需要時間給出答案。

來源：中新體壇

原標題：《足協開年新政三連發：先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