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28日，日本音樂家坂本龍一在和癌症纏鬥多年後不幸離世。這一消息在4月一經披露便掀起了世界範圍內對他的追思。而人們在這股懷念的潮流中紛紛把目光投向了他留給世人的各種“最後”：坂本的最後公開演出在電視上進行了重播，他最後一次作曲據悉是給德島縣一所學校創作的校歌，而他最後爲導演是枝裕和配樂的電影《怪物》又在最近的戛納電影節上大放異彩……

除了他的藝術作品之外，作爲社會活動家的坂本也再次被大家想起。去年的2月24日，他給包括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和文部科學大臣等在內的五位行政當事人寄出了一封公開信。信所針對的是東京現下正在進行的“明治神宮外苑再開發計劃”。因爲這一工程會嚴重傷害到周圍的自然環境，作爲森林保護團體“More Trees”代表的坂本自然不能坐視不理。而他這“最後一次”的公開社會參與也在生後的日本社會掀起了一陣波瀾。過去的幾個月裏幾乎每個週末都會有市民在各相關地點用各種形式對再開發表達抗議。

作爲一個整體空間的 “神宮外苑”在行政上跨越東京都的港區和新宿區，而在土地歸屬上又主要由“明治神宮”私有。即使在各街區特色都非常鮮明的東京，這片區域也顯得特殊。此處雖然有着以奧運會主場館爲代表的各類國家級設施但它同時又是大都會內爲數不多的可供一般市民進行歇息的綠色空間。表面上看起來民衆的矛頭主要針對不作爲的行政當局。但在事實上，包括私企在內的行爲方都在事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此次事件中所登場的日本傳統敘事，強大的“資本”和仍在壯大的“市民”從日本現代的開端之日起就不斷互相博弈。而在所謂“新自由主義”橫行的今天，它們之間的關係又以更新的形式得以延續。由“神宮外苑”再開發所引起的爭議無疑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觀察機會。

紀錄片《坂本龍一：終曲》劇照。

“外苑”的誕生：日式公共空間

故事的發端從另一位名人的死去開始。1912年（明治45年），明治天皇逝世。作爲日本現代化至少是形式上的領導人，要如何紀念他成爲了社會各界的爭論。其中一個焦點在於，根據當時的慣例以及本人的意願明治天皇將被安葬在“舊都”京都而不是東京。雖然經過了40多年的建設，東京已經頗具現代規模。但不少人還是擔心這一選擇可能會動搖它的中心地位。於是，在地的力量提出在新首都修建一座高規格的紀念建築來紀念老天皇，而這就是現在位於東京中心的“明治神宮”。

經過兩年的討論和實地調查，1914年7月明治神宮的修建正式起步。設置在內務省內的“明治神宮造營局”成爲了事業的主要監修機構。從1918年開始的實地施工的內外都被精心設計過的植株所包圍。如果說在修建當時它們只是人爲的裝飾，但在百年後的今天這些綠化早已成爲了名副其實的自然森林。外苑最具代表性同時也是今天最讓人稱道的就是從主入口一直延伸到“聖德繪畫館”前的銀杏大道。這一空間的設計找來了當時剛從歐美考察回國的建築師折下吉延。他參考了包括倫敦白金漢宮在內的各種宮殿佈局把大道從原來的兩列拓寬成四列。每一列道路上都被種植了34棵銀杏樹。總計136棵的樹陣就此成爲了東京的名勝。秋天被金色染黃的大道是遊人們的最愛，而多部在此取景的經典日劇也讓“外苑”變成了許多人心中城市生活的代表。

經歷了關東大地震等各種插曲後，神宮外苑終於在1926年的11月正式完工。有許多日本學者指出了外苑空間其實存在着一種矛盾性。在明治維新後，日本城市中包括公園或學校在內的許多現代公共空間都是由傳統空間改建而來的。比如有名的上野公園和淺草公園分別是寬永寺和淺草寺曾經的境地。從而，它們的空間佈局也絲毫沒有西式風格。與之相對的，以日比谷公園爲代表的“第二代”日本公園才完全照搬了歐洲的佈局。在事實上也發揮着公園作用的“外苑”地區則處在這兩者之間。在形式上，它把歐化的佈局在一個更廣大的空間內發揮到了極致。但在“精神上”，它又是第一代公園們的“直系”。衆所周知，在明治維新之前的幾百年時間裏，日本列島的實際控制權掌握在幕府將軍手上。從而對於天皇的崇拜也比其他現代制度更爲顯而易見的是一種“被髮明的傳統”。而“神宮外苑”則具體展現了這種對皇室和國家的認同是如何實現的。

紀錄片《坂本龍一：終曲》劇照。

在外苑的建造過程中就充滿了對於民衆的動員。根據當時的規劃，神宮“內苑”的建設費會由國家財政完全補貼，而外苑則會用國民捐款這一更能體現民衆對天皇感情的方式來實現。學者山口輝臣指出了這種邏輯背後的矛盾。首先，所謂的國家財政說到底也是從普通百姓那裏收來的稅金。其次，在募捐活動中其實不缺對底層公務員攤派的強制要求。另一個更直接的背景要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好景氣以及隨之而來的原材料和人力成本雙雙飛漲。於是在1919年，當局正式決定從全國各地召集青年志願者。通過勞動，年輕工人不僅能夠被灌輸“爲公奉獻”的精神，實際上作爲免費勞力的他們也幫助外苑解決了一個建設的大問題。

同時，更爲巧妙的動員和教育則是以體育爲代表的大衆活動。1924年坐落在外苑的陸上競技場完工，它隨即成爲了第一屆“外苑競技大會”的會場。1926年附近的神宮球場又竣工，它則變成了日本規格最高的棒球場之一。通過當時已經十分發達的大衆傳媒，在“神前”舉辦的全國性大會其一舉一動都被快速傳遞到每一個普通家庭中。一個想象的共同體躍然紙上。另一方面，日本曾計劃於1940年舉辦奧運會。事實上也申請成功的大會因爲日本自己發動的戰爭不得不流產。經歷了戰後復興的日本終於在1964年成功實現了這一構想。而不管是戰前計劃的主場館還是戰後真正被利用的一系列會場都坐落在外苑。

紀錄片《坂本龍一：終曲》劇照。

“外苑”的再開發：誰的利益？

戰後不久，神宮外苑的諸設施都被佔領軍接收，直到1950年代才陸續歸回給日本。除了區域內最大的神宮競技場在1956年被政府的文部省接管之外，其他的主要設施都被以時價的一半“賣還”給了明治神宮。後者在此時也已不再得到國家支持並具有最高正統性，而只是一個需要自負盈虧的宗教法人團體。爲此，明治神宮不僅繼續支持各類體育比賽在此舉行，還發起了諸如“神前結婚禮”等各種商業活動以此從（再造的）傳統文化中創收。

其實在設施即將被歸還的1951年，當時的東京都政府率先把外苑地區指定爲了“風致地區”以保護此處的綠化和環境不被即將到來的城市建設所破壞。但爲了迎接1964年奧運會，舊神宮競技場被拆除。1958年，新的“國立競技場”在原地落成。城市規劃史專家越澤明指出，在建設期間外苑有不少植被被移植或就地破壞。而在約60年後，出於籌備2020年奧運的目的東京都甚至不惜打破原有的“風致地區”關於建築物高度的限制，讓競技場的“再再”整修成爲可能。但當時的場館工程因爲發生了一次方案的撤回和更改又遇上了新冠疫情從而整體規模被縮小。進而它對於周邊環境的破壞也有限。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背後也體現出了日本政府“發展邏輯”的合法性和對國民的動員力在幾十年後已經式微。於是，在此登場的是作爲公權力替代品而出現的“資本”，而它也是此次事件中最大的反派。

2022年5月，三井不動產聯合了伊藤忠商事、日本體育振興中心以及明治神宮一起舉辦了一場關於再開發的發佈會。參與者表示項目最主要解決的是運動設施的老朽化。區域內各場館都將進行符合抗震和高規格賽事標準的全新升級。此外，兩棟集合了辦公室、酒店和商場的複合型高樓也將在此登場。換句話說，雖然背後的商業利益非常明顯，但開發商們和曾經的公權力一樣還是選擇了利用“體育”這一“大義名分”作爲擋箭牌。2023年2月17日東京都政府正式認可了再開發的項目。負責人預計整體項目一共會耗資3490億日元並在2036年最終完工。但引起社會強烈不滿的是該計劃如果得到施行那麼外苑已經存在百年之久的樹林將會遭受比兩次奧運時期更重大的損害。根據開發者自己提供的報告，已經“盡力減少損害”的方案至少要砍去743株高於3米以上的樹木。但保護團體則估計僅項目在新宿區的部分就會砍伐約3000株各種高矮和品相的植株。這遠超過前者保守的估計。在開發案公佈一個月後，相關的團體就蒐集到超過8萬份的反對聯署書並提交給了東京都政府。但東京都政府卻以該項目完全是由私人企業推進的並且符合現行規範而採取了消極的態度。此後各種公民團體更是發起了包括手牽手包圍工地以及法律訴訟等措施來表達自己的不滿。開頭提到的坂本龍一的公開信也是被工程在上半年正式動土所觸發的抗議。

有意思的是，從地方到中央政府都以行政無法干預民間事業作爲自己不作爲的藉口。但實際上政府卻在另一個層面上發揮了積極作用。上述東京都政府爲了2020年奧運把該地區本有的建築物高度和麪積限制解除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原本爲了讓場館符合國際標準而作出的妥協舉動卻變成了企業夢寐以求的“鍊金術”。根據日本的商業雜誌報道，再建後的棒球場和橄欖球場等建築其高度不會達到標準的上限，而這些節省下來的份額（即“空氣權”）會以1300億日元的高價轉賣給三井不動產以供後者修建185米左右的高層寫字樓。自然，地方政府從中可以得到的稅金也成比例地增加。同時，東京都早在2013年就開始施行公私合作的公園再開發制度。在此之下，類似於外苑的公共場所都可以重新引入民間力量。在縮小免費的公共空間的同時增加需要以“消費”爲入場券的“擬似”公共空間。從而，我們所看到的並不是公權力單純的撤退而是它與資本之間新自由主義式的合作。

在這場企業和政府“雙贏”的工程中，唯一受損的看上去也只有一般民衆了。他們對於公共空間和美好環境的權利無法被具體化到上述看似透明但實則類黑箱的決策過程中去。而政策的封閉環路讓他們想要通過法律等途徑來尋求突破在事實上也不再可能。他們能做的只有寄希望於坂本龍一等名人來向開發商施加道德和社會的壓力以期待他們作出正確的選擇。但其效力可想而知。

紀錄片《坂本龍一：終曲》劇照。坂本龍一反對核電站重啓，去福島看地球的傷口。

“外苑”的象徵空間：樹的隱喻

相似的開發與對立其實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上演着。但更多時候我們所看到的是諸如對曼哈頓某座百年建築的保護等圍繞着具體建物的抗爭。因爲現代的城市從一開始就和自然形成了一種排他性的關係，從而像神宮外苑這樣圍繞着城市中的“森林”而上演的對抗就顯得稀少。但自然又從來沒有真正遠離現代社會。它們在物質和象徵的層面左右着人類對社會和共同體的想象。“外苑”的故事更是如此。

上文提到的外苑規劃歷史本身就告訴我們在這片空間中存在的一切都是經過人爲干預才形成的。體育場和美術館如此，草木花葉也一樣。百年前的外苑設計者特別挑選了包括廣葉樹和針葉樹等不同種類的樹苗，同時我們在這個區域也能找到從矮到高各種不同造型的植株分佈。從而，外苑不管在哪一個季節都有可供賞玩的植株。和景觀同時發生的還有另外一種敘事。外苑多樣的樹木其實是從當時日本帝國由南到北不同地域運送而來的。其中甚至包括了還是殖民地的臺灣和朝鮮半島。也就是說，外苑的植株變成了帝國的隱喻。各地的植物也和人一樣只要在“神國”的庇佑下就能茁壯和諧的成長。這種價值觀的灌輸通過環境得到了間接性的傳遞。巧合的是在一個多世紀後，類似的邏輯仍然可以在此找到。

在外苑“新新”國立競技場於2012年第一次招標的時候，已故設計師扎哈的作品在第一時間獲得了最優秀獎。但和扎哈其他的作品一樣，她的東京奧運場館也可以用“巨大”來形容。但這次“超過”的不僅是建築的體積更是建設的預算。有估算稱她的原設計至少要花3000億日元。在各界的反對聲中，主辦方終於在2015年7月將她的設計“白紙撤回”。在同年12月舉行的新競標中，著名設計師隈研吾團隊的方案脫穎而出。

隈研吾設計案的核心理念是由木材修建的“杜のスタジアム”（森之體育館）。日語裏的“杜”（もり）在大部分時候和“森”的意思相同（讀音也一樣），但它在語境中又多了一種與傳統文化相關聯的“韻味”。它能夠喚起如下的畫面：在一座安靜古樸的（前現代）日式農業小鎮，其街道背後有一座綠意盎然的後山。在山前矗立着一座深紅色的鳥居。它既是守護小鎮的象徵，又是那一整片帶有神祕色彩的山林（“杜”）的入口。這樣的一種“原風景”又被視爲是社會的理想型。換句話說，一種保守的關於日本社會的純潔想象被寄託在了森中之“木”這一材料之上。在實際中，隈研吾的新國立競技場使用了來自全國47個都道府縣的木材。甚至，它們在場館的分佈也按照地理方位和現實中的行政體進行了一一對應。但媒體很快指出了建設中的“不和諧音”：因爲沖繩縣並不產日本杉團隊只好把材料改爲了“松木”。同時，北海道的供應商又在沒有和“原住民”阿依努人商議之下就對森林進行了砍伐，而這引起了後者的強烈反彈。巧合的是，發生問題的這一南一北兩個地方一直以來被學者們視爲是日本現代化進程中“內部殖民”的對象。它們在奧運這一國家項目中所出現的“意外”也變成了另一種隱喻。作爲日本與外國的“邊界”，它們的“不穩”也象徵着一個統一的日本身份的裂痕。自然，在擁有軍國主義歷史的日本，這種價值的多元和民主在今天無疑擁有更多正面的意義。

紀錄片《坂本龍一：終曲》劇照。

相較之下，坂本龍一對於外苑樹木的訴求完全從一個私人的角度出發。他在公開信中談到因爲罹患癌症所以減少了環球工作並花更多的時間在自己的老家東京休養。而他時不時就會走到外苑去散步並在蔥鬱的樹木間深呼吸。換句話說，再開發反對者們所關心的既不是商務樓的利益也不是作爲國家象徵的“杜”而是一個和自己日常生活擁有密切聯繫的植被環境本身。在此之上，坂本還講述了自己另一個家紐約的事例。從2007年開始，紐約市推出了一個在全城栽種100萬棵新樹的計劃。他更把樹木的保護放到目前最炙手可熱的“可持續發展”（SDGs）議題上。既然全世界都在追求一種人類和自然可以更好互存的環境，那外苑開發爲什麼還要反其道而行之呢？

由此，在坂本龍一心中“木”超越了一個城市或一個民族。此時的它成爲了另一個隱喻：通過對它們的保護，一種沒有國境的人類共同體理念得到了體現。只是這個理想如果要真正變成現實的話無疑還需要全球民衆更多協同式的努力。

撰文/收銀員小秋

編輯/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