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丨個個都是“最強大腦”！春秋亂局中都有哪些謀士傳奇？
《鄭伯克段於鄢》的故事想必大家都有所耳聞：武姜雖是鄭莊公和共叔段兄弟二人生母，但卻偏愛小兒子共叔段，一直謀劃讓其奪嫡。莊公即位後他們還不肯放棄。莊公先同兩人虛與委蛇，等到時機成熟方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挫敗母親和弟弟的陰謀。
而在這個故事中，除了莊公及其母、弟，還有一類重要人物，那便是莊公手下的謀士們。
共叔段最初封在京（今河南滎陽市境內）時，謀士祭仲（又名祭足，祭音同寨）就警告莊公：“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君將不堪。”即都邑的城垣有一百雉那麼闊（長高一丈爲一堵，三堵一雉），就會成爲國家隱患……君主將會難以招架。
之後共叔段將勢力擴展到西和北部邊境以及廩廷（今河南延津縣境內）時，大夫公子呂又兩次勸告莊公：“國不堪貳”“（共叔段）厚將得衆。”而且同祭仲比起來，公子呂可謂相當激烈：“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表示主公你若是想讓位，那我就去服侍你弟弟了；若你沒有這種打算，就請你除掉他，不要讓國人生出異心。
這些“謀士們”在君主面前先是諫言獻策，後來更是親自出馬“了卻君王天下事”，在政治風波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縱觀《左傳》，春秋時期類似祭仲和公子呂一般爲主君出謀劃策，關鍵時刻發揮重要作用的謀士比比皆是，爲後人留下一部有趣的春秋時代智庫傳奇。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
《左傳》諸多謀士，當代人最熟悉誰？
答案必然是曹劌，自《曹劌論戰》被收錄進初中語文課本後，他在長勺（今山東濟南萊蕪區境內）之戰前後的精彩表現便成爲家喻戶曉的故事。
曹劌爲魯莊公出謀劃策一事發生在莊公十年（前684），事件起因是當年春天齊國伐魯。課文雖沒展開，但《左傳·莊公九年（前685）》記載了該戰前因後果。齊襄公去世後公子小白同公子糾爭位，公子小白搶先即位成爲齊桓公，爲剷除對手便發軍攻打魯國支持的公子糾。莊公九年，兩國在乾時（今山東桓臺縣境內）就打過一仗，當時魯國大敗，公子糾被殺，可齊桓公依然沒有消氣，次年又向魯國興兵報復，由此爆發了長勺之戰。
此次齊伐魯多少有點恃強凌弱，而曹劌在戰前主動請見，說不定也是有激於義憤的因素在內。正如課文所言，曹劌見魯莊公後並沒有慷慨激昂，而是上來就質問憑什麼和齊國作戰？莊公先後回答“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卻都遭到曹劌的否定：“小惠未遍”“小信未孚”，不足以憑。直到莊公表示“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曹劌才表示：“忠之屬也，可以一戰。”然後又表示“戰則請從”，之後跟隨魯莊公同乘一輛戰車參戰。在曹劌的指導下，魯軍準備把握了齊軍“三而竭”士氣低落的時機，隨後又通過“轍亂旗靡”確認齊軍敗退，最終取得長勺之戰的勝利。
爭取戰爭勝利是謀士重要職責之一，但從《左傳》記敘來看，曹劌在戰場只是等待時機和觀測敵情，完全沒有後世謀士戰爭中頻出奇計的傳奇色彩。不僅是曹劌，《左傳》中不少謀士在“論戰”時似乎都有此種畫風，在《左傳·桓公六年（前706）》中還有一場非常類似的“論戰”，只是此次論戰的謀士換成了隨國大夫季梁而已。
桓公六年，楚武王侵伐隨國（今湖北隨州市一帶），意圖吞併漢水東部的一些姬姓小國。戰爭一度陷入僵持，兩國互派使者進行談判。楚國大夫鬥伯比建議楚王說，我們氣勢洶洶以大軍威脅漢東諸國，他們一定會因爲恐懼同實力較強的隨國抱團，不如示之以弱，隨國多半就會驕傲而輕視其他小國，如此一來便可離間他們從而獲利。
隨國派出的使者少師（可能爲官名）果然上當，回去就建議隨侯主動向楚軍發起追擊。隨侯爲之意動，然而此時大夫季梁站出來“論戰”：
“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
即天意在楚一邊，楚軍示弱是在引誘我軍，主君您急什麼呢？
接下來季梁詳細闡述了自己的理由：
“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即我聽說小國能對抗大國，是因爲小國有道而大國無道，要做到有道要忠於民信於神，即君主考慮利民，行爲符合祭祀讚美，如今咱們哪樣都沒做到，您還是歇歇吧。
隨侯聽了季梁暴論後挺不服氣，表示自己祭祀用的純色牛完好，各種穀物也足夠豐盛，怎麼能說我不能取信於神祇呢？
季梁進一步解釋：
“夫民，神之主，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供奉上好犧牲，是告訴上天國家六畜興旺；獻上豐盛的穀物，是告訴上天“三時不害，民和豐年”；澆下酒醴，是告訴上天“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
歸根到底，是想反映國泰民安，否則“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故事結局倒挺好，聽了季梁“論戰”，隨侯不僅放棄軍事行動，還“懼而修政”，後來楚國也不敢伐隨。按戰爭中善之善者乃“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理念，楚國不敢伐，自是隨國同魯國一樣在同大國對抗中取得了勝利。
以小敵大向來是兵家難事，隨、魯兩國能在同大國楚、齊對抗中獲勝，值得在史書上留下一筆記載。而促成勝利的謀士曹劌和季梁更是怎麼讚揚都不爲過，他們憑藉一腔赤誠的愛國之心，用過人的智慧和膽識使局面轉危爲安，實可謂人傑。
只是人們讀到兩位謀士“論戰”之際，不難發現《左傳》講兩位謀士時表達套路接近，重點都不在於戰爭，而是在於國政——曹劌反覆質問魯莊公，恩惠遍行國中了嗎？祭祀遵循禮法了嗎？忠於職守了嗎？季梁同樣也是直接批評隨侯：反省一下國民安定了嗎？您有忠於職守嗎？如果沒做到誰給您的勇氣挑戰楚國這種龐然大物呢？
《左傳》其實說得明白，曹劌和季梁兩謀士提出的核心問題其實只有一個，即魯、隨兩國主君是否“忠之屬也”“忠於民也”，而在季梁的表述中更爲直接，優待貴族也好，取悅神祇也好，君主職責歸根到底還是“思利民”。唯有君主如此，才能同強敵一戰，爲唯一可行小敵大之道。換言之，曹劌、季梁表面論戰，實在闡述一種樸素的以民爲本的政治理念，此理念到了孟子便是“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見他們能從更高的政治層面看待戰爭，所論非論戰，實乃論國是也。
謀略中的儒家色彩
衛國莊公寵愛庶子公子州籲，任其掌握兵權，使得衛國政局暗生隱患。大夫石碏有鑑於此，便向衛莊公提出一個類似公子呂的建議：要麼立公子州籲爲嗣，要麼趁早遏制他。
對於古代君主制政體來說，“國不堪貳”“尾大不掉”的政治原則總是成立。作爲一名見多識廣的老謀臣，石碏很容易看到衛國未來政治隱患，他甚至給衛莊公具體分析過：
“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
受寵而不驕，驕奢而能安於地位下降，地位下降而不會有所遺憾，有所遺憾而又不採取行動的人，世間少有。言下之意，公子州籲眼下權勢如火如荼，但在君主死後就將面臨地位下降的困境，不堪之下必然造反。
只可惜衛莊公不能如鄭莊公般察納謀士諫言，死後公子州籲果然於隱公四年弒衛桓公自立。
公子州籲上臺後地位並不穩固，便讓自己死黨、石碏之子石厚向元老父親討要主意，石碏建議公子州籲和石厚覲見周天子來取得合法地位，然而當兩人動身後，石碏便同他們必經的陳國君臣取得聯繫，通過陳國人拿下公子州籲和石厚，然後派人將二人處死，另迎公子晉，衛國持續一年多的內亂纔算告一段落。
通過書中詳細記錄的石碏言論，後人可以鮮活地看到一位智珠在握的老謀士，他先是以豐富的政治經驗勸諫君主，意圖消滅隱患於未然，當變亂髮生又以自己豐富的人脈關係巧妙平定。石碏爲了國家安定，不惜誅殺自己兒子，更是體現一位謀國老臣的忠誠和“大義滅親”的“純臣”風度，成爲後世頻頻引用的經典案例。
謀士風骨
子魚是宋國大司馬，他在僖公二十二年所論的戰役就是著名的宋襄公泓水（今河南柘城縣北）之戰。此戰衆所周知，宋襄公用婦人之仁葬送唾手可得的勝利，成爲歷史笑柄。戰前，子魚就再三勸告曾僥倖獲得幾次勝利的宋襄公打不得：
“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
即老天拋棄商已經很久了，您要試圖興起乃是獲罪於天，不可赦宥。此話說來有點複雜，但其中政治邏輯不難理解，宋乃商後裔，周王室費九牛二虎之力方纔翦商，諸多姬姓、姜姓國家絕不會容忍宋國成爲大國，宋國種種爭霸努力註定是白費力氣，更何況此次要面對的是大國楚。
然而，對於子魚的一番忠言，宋襄公戰前不聽，失利後還振振有詞：“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即君子不會傷害已經受傷的敵人，不會擒拿頭髮已經斑白二色的（老）人，氣得子魚幾乎是直接駁回去：
“君未知戰……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
意思是你懂不懂打仗？……明恥教戰，就是爲了殺敵。殺傷還沒有殺死，哪有什麼不能再殺傷的說法？你要喜歡不傷害傷者，那乾脆不如別殺傷，你要喜歡不擒拿老人，那爲什麼不乾脆投降？
同樣是謀士論戰，子魚對宋襄公的批駁就不太涉及國政，集中在戰爭本身，他主張要不就別打，打起來就要不擇手段，戰場上別說俘獲老年人，就連受傷的敵人都要殺死。此種言論風格同溫文爾雅的儒家顯然不搭界，更像是法家、兵家的實用主義。
事實上，子魚反駁宋襄公言辭之激烈也頗讓人側目，說不好聽點幾乎是當面痛斥，這不禁讓人聯想到《左傳》中另一位著名春秋謀士先軫，他在得知晉襄公放掉俘獲的秦國三帥後甚至在君主面前“不顧而唾”……
先軫：難以評價的大謀士
在《左傳》中，先軫的事蹟從僖公二十七年（前633）首見，之後在僖公二十八年（前632）、三十二年（前628）、三十三年（前627）都有大篇幅提及，而且從事業巔峯到戰死時間線齊全，給後人留下深刻印象，說是春秋時期最重要謀士之一也不爲過。
先軫本人素有智謀，而他出仕恰逢晉文公、襄公父子當政。晉國爲春秋大國，在“國際政壇”上舉足輕重，而文公、襄公又恰是其勢力擴張，成爲春秋五霸的時代。作爲擴張時期的大國國君謀士，自然容易建功立業，青史留名。作爲謀士，先軫並未同晉公子重耳流亡，但重耳在僖公二十七年回國即位之初就任命他爲下軍佐的重任，位在六卿之列，可見他的確頗有才謀。
當時楚軍糾集一批諸侯攻打宋國，宋國向晉國求救，朝堂上先軫就率先提出：“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從後來事態發展看，先軫的確就是晉國爭霸的主推手，再沒有其他言論能比“取威定霸”四個字更能準確刻畫這名鷹派謀士的形象了。
經過積極籌備，晉軍於僖公二十八年春天出動反擊，他們襲擊楚的衛星國曹、衛，希望用圍魏救趙的方式迫使楚軍放棄圍宋。但當看到楚軍一直不肯放棄時，先軫立即建議晉文公將曹、衛之田分給宋人，一方面可以補償宋國損失，一方面則能激怒楚國。楚國果然不敢坐視曹、衛被瓜分，提議晉國撤出曹、衛，自己“釋宋之圍”。先軫此時則主謀扣押楚國使者宛春，私下允諾恢復曹、衛領土，以求“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到四月，師老兵疲的楚軍不得不在城濮（今山東省鄄城縣西南）同晉軍會戰。晉軍首先發難，擊潰楚軍右翼，然後晉軍僞退，誘“楚師馳之”，而“原軫（即先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軍大敗。爭霸中原的城濮之戰以晉國全勝而告終。
後人可以看出，晉軍整個行動幾乎都是由先軫主導，而他的一些手段更是陰謀意味濃厚。爲取得戰爭主導權，他視曹、衛兩國簡直爲無物，一會主張瓜分給宋，一會又私相授受，肯定談不上什麼義，但就謀士而言卻是相當合格。
不得不說，正是有先軫這種爲求勝利而不擇手段的謀士，晉國才能屢挫強敵，實現霸業，此點在嗣後的殽之戰中表現得更爲明顯。僖公三十二年，駐紮在鄭國的秦軍，也就是燭之武退秦師那次名義上留下幫助鄭國的秦軍向國內報告說鄭國無備，可以偷襲，秦穆公大爲心動，便決策遠征。此次遠征並不是秦國國內共識，秦國謀士蹇叔就堅決反對，“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當秦穆公強行決策出兵後，蹇叔已經預見到“晉人御師必於殽……（秦軍）必死其間”。
另一方面，對於是否要襲擊秦軍，晉國內部其實也有不同意見，欒枝就認爲晉國還欠秦國幫助重耳復國的人情債，結果反而要襲擊他們軍隊，是否有點過分？
此時又是先軫站出來強烈主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他主張：“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最終在先軫的堅決主張下，晉國發兵在殽全殲秦軍，生擒秦軍主帥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使得晉國聲望再度大漲。
託《左傳》記載的福，後人才能清晰看到先軫在殽之戰中的作用，說是他一人發動的戰爭其實並不爲過。嚴格來說，他以伐吾同姓鄭國爲“秦無禮”在道義上完全說不過去。兩年前聯合起來討伐同姓鄭國的，豈不是晉國和秦國嗎？爲何當初沒有想到同姓，現在又以同姓爲辭？所以歸根到底，先軫其他說辭都不過是辯論，唯有“一日縱敵，數世之患”纔是真心話：他不惜巧言令色發動戰爭以消滅各種敵人，爲的就是確保晉國霸業無人能挑戰，即便是昔日大有恩惠的秦國也不行。
此人的權謀乃至在主君前不顧而唾的態度，無論如何都說不上恭良禮讓，但另一方面，也正是憑藉他的強硬做派方纔使得晉國稱霸，行霸道而非行王道強國，值得一提的是，當《左傳》寫到先軫之死時，還忍不住講了一樁奇事：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八月，晉狄發生大戰，晉國雖勝，先軫卻偏偏戰死，臨死前先軫懺悔自己不顧而唾的君前失儀，脫下盔甲深入敵軍主動戰死。
不過，到底真的是自討贖罪還是心懷不滿的少主除掉怏怏之臣，那就不知道了。
編輯：朱陽夏 責編：陳泰湧 審覈：馮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