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并走上正轨以后，打下江山的朱元璋老爷子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当皇帝后，这个国家反而跟他越来越没有关系了。之前打天下时，朱元璋带着手底下一帮文武大臣东征西战，忙得不亦乐乎，可当了皇帝以后，朱元璋却发现自己却越来越闲了，因为事情都被另一个人抢去干了，那就是宰相胡惟庸。

要说这事儿也不能怪胡惟庸，而是历朝历代的制度都是如此，皇帝贵为天子，地位高高在上，但宰相是百官之首，掌握着行政权，是实在办事的人。可朱元璋却不管这一套，我打下来的江山，为什么要外人来管，于是朱元璋便决定废除宰相，将行政权收归自己手中。

可这样没过多久，朱元璋又发现不对劲了，这天下事儿这么多，他一个人就是不吃不喝也处理不完啊。于是他设立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机构，内阁。朱元璋创设内阁时，想的是找几个知识渊博、处事老道的人给自己处理政事时提提意见，写写奏章，类似于咨询机构。

但此风一开，加上明朝后来的皇帝越来越懒，那些最初只有五品官的内阁大学士们成了事实上的宰相。皇帝不怎么管事，有奏章上来，先由内阁大学士们讨论，首辅将讨论的结果写成条陈，如果是勤奋点的皇帝，还会自己看下，如果是明熹宗这种木匠皇帝，则是直接让司礼监批红，朝政实际上掌握在了内阁和司礼监手里，这种处理政事的方法叫做票拟批红制度。

票拟批红制度的运行模式大概是这样的：

朝廷有命令，必传之于太监，太监传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方传至臣。内阁有陈说，必达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达之太监，太监乃达于御前。

当有奏章递进以后，先由通政使司官员和宫门守卫送至司礼监，在司礼监登记后，再由司礼监太监转送皇帝御阅，皇帝看后，再交由内阁票拟，票拟后的奏章再经上述过程送抵皇帝，皇帝如果觉得没有问题，就由司礼监批红，再通过内阁发给六科，六科审核无误后，再交由六部执行。

在这种运转模式下，票拟批红制度往往会出现两个问题。

第一，在皇帝不管事，太监权力过大时，代行批红权利的司礼监可以改动内阁的票签，司礼监成了事实上的“皇帝”，行使决策权。

这种事情在明朝的历史上多有发生，据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记载：

王振窃柄时，票拟尚在内阁。然涂疏言，英宗时，批答多参以中官，内阁或不与，则已有不尽出内阁者。

王振独揽大权时，票拟权虽然在内阁，但是明英宗的批红大多参照司礼监的意见，内阁所提的票签或者是不被采纳，或者是直接被司礼监修改，内阁票拟权形同虚设。

到刘瑾时，更加变本加厉，直接把奏章带回家由自己的私人批阅，再让内阁表示同意。

其后凡有章奏，瑾皆持归私第，与妹婿孙聪、华亭大猾张文冕相参决，词率鄙冗，焦芳为润色之，李东阳俯首而已。

第二，在票拟批红的过程中，司礼监是联系皇帝和内阁的纽带，在传达皇帝旨意时，司礼监可以故意扭曲，只要内阁不反对就能实行下去。

当然这个漏洞，明朝的皇帝们在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专门设置了“丝纶簿”，用来记载票拟最终结果，以便查核，“朝廷旨意多出内阁近臣，调进旨，稿留阁中，号丝纶薄”，丝纶簿的存在可以有效防止太监专政。

但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丝纶簿的存在让司礼监太监们不敢胡作非为，但真的想要欺君，那还是有办法的，那就是让丝纶簿消失，自己偷偷藏起来。

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有关于丝纶簿的一件谜案。

向传阁中有丝纶簿，为拟旨底本，无论天语大小，皆录之以备他日照验。闻上初年，为冯榼共江陵相匿之，以灭其欺妄之迹，或云正德初年，已被刘瑾、张采藏去久矣。甲申年，御史谭南希思耳剽其说，遂疏请查簿下落，以还旧规，阁中疏辨，谓从无此簿，亦初不闻其说。上诘谈此语所从来，令即回话，谈亦只以传闻臆对，因重贬去。

相传内阁之中有丝纶簿，是拟旨的底本，皇帝所拟的旨意，无论大小，都会抄录在上面以备以后查验。但到了万历初年，丝纶簿被冯保、张居正藏匿了起来，以除去他们欺君的证据，有的人还说，在正德初年丝纶簿就被刘瑾藏了起来。

有个叫谭南希的御史，在听到关于丝纶簿的传闻之后，于是便上疏给万历，要查找丝纶簿的下落，并还回内阁，按以前的规定记录下皇帝的旨意。但内阁大学士们却说从来没有听过或见过丝纶簿的存在。

万历就问谭南希，你是从哪里听说的丝纶簿。谭南希表示自己也是道听途说，于是万历皇帝很生气，小道消息也能当真？便将谭南希贬去官职。

但是英宗、宪宗两朝当过大学士的李贤在他所写的《天顺日录》里却提到了丝纶簿的存在，“徐武功有贞夺门，英宗复辟，徐究出丝纶簿归内阁”。

夺门之变后，英宗复辟，有拥立之功的徐有贞因为立有大功被英宗宠信，因此找出之前被王振藏匿起来的丝纶薄，重归内阁。

那丝纶簿到底存不存在？依笔者所想，应该是存在的。

首先，票拟批红之权，事关朝廷大事和皇帝的威严，皇帝的旨意由身边侍从的太监所写,写完以后，如果不留下底本，以后出了差错，找不到对照，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那怎么追究责任呢?出于这个目的，丝纶簿有存在的必要。

其次，李贤当过两朝的内阁首辅，对于内阁运转和前朝故事了如指掌，由他编撰的笔记，应该是不会犯常识性错误的。

那为什么那么多大臣都表示没有见过甚至没有听过丝纶簿存在呢？

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可能内阁中有类似诏敕的“底本”，但是并不叫丝纶簿，在武宗朝当过内阁大学士的王鏊也有提到“文恪进内阁，则底稿俱在，但不名丝纶簿耳”。

第二，比纶簿真的存在，但是像之前所说，它的存在是为了防止宦官专权，太监们于是便将它藏了起来，以做到死无对证。对于这种欺君的事情，皇帝问起时，内阁大学士们肯定是打死不能承认，一是怕犯了欺君之罪，二是怕得罪权宦，于是便出现万历初年谭南希上疏要找丝纶薄，但大家都表现没见过也没听过的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