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黃宗彥    每經編輯 張海妮    

4月12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和北京證券交易所發佈《上市公司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引》試行版(以下簡稱《指引》),引導和規範上市公司發佈《可持續發展報告》或者《ESG報告》(以下統稱ESG報告)。

值得注意的是,《指引》共設置了21個議題,意味着披露範圍和內容首次有了明確規定。從議題的分佈維度來看,社會板塊和環境板塊議題較多(分別爲9個和8個),可持續治理板塊的議題最少(僅有4個)。

議題數量解析:爲什麼是21個?

衆所周知,在《指引》推出之前,A股上市公司在編制可持續發展報告或ESG報告時面臨的首要問題是:披露什麼?翻閱部分A股公司的相關報告可以發現,由於沒有明確規定,報告多是參考GRI(全球報告倡議組織)、SDGs(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ISSB(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理事會)等國際標準。然而,這些國際標準並不能完全真實、客觀、有效地評估和展示我國的國情和特色。

此次三大交易所發佈的《指引》,明確了可持續發展信息披露框架,並設置了21個議題。這些議題涉及3個板塊:環境板塊包含應對氣候變化、污染物排放等8個議題,社會板塊包含鄉村振興、社會貢獻等9個議題,治理板塊包含盡職調查、利益相關方溝通等4個議題。

按照國際主流的持續性信息披露框架,SDGs是17項議題,GRI有32項議題,香港聯交所相關指引有12個議題。爲什麼《指引》設置21個議題,背後的邏輯和考量是什麼?

ESG專家、本識諮詢創始人黃有傑認爲,《指引》設置的21個議題,目前是可以較好地覆蓋中國內地的可持續發展議題,未來還可以隨着社會發展逐步增加。正如全球報告倡議組織的GRI標準也是逐步增至現在的32個議題。

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非常駐資深研究員,香港大學中國商業學院ESG中心創始主任施涵博士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分析稱,《指引》設置這21個議題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基於3個方面:回應投資者和社會各界對企業可持續發展信息披露的迫切需求,兼顧中國國情和國際可持續發展實踐,以及適應可持續發展議題的演進和發展趨勢。

施涵認爲,《指引》預留了修訂完善的空間,以便適應未來可持續發展議題的演變。

不過,施涵同時指出,《指引》也存在一些需要繼續優化的地方。比如,議題數量偏多,導致披露範圍過大;定量程度不足,影響所披露信息的可比性、針對性和一致性;企業需要披露的信息過多,難以聚焦重點,會增加披露成本。同時,由於缺乏統一的定量指標,不同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信息難以進行有效比較。

議題分佈解讀:爲何治理維度少?

從數量分佈來看,社會維度、環境維度議題數量較多,治理維度最少。這是否意味着治理的重要性最低?

北大滙豐商學院管理學教授,創新創業中心執行主任張坤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之所以環境維度、社會維度的議題較多,是由於這兩個板塊需要兼顧的範圍較廣泛:“環境包含資源利用、排放、合規,以及循環經濟;社會更包含員工、運營、社會責任等議題。”

他同時指出,“治理這塊有4個議題,但不代表缺乏關注,相反,機構投資人都會先衡量企業的治理水平,再看環境及社會方面的表現”。

澳洲會計師公會華北區委員會副會長,安永大中華區能源與基礎設施主管合夥人、碳中和主管合夥人朱亞明對此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他認爲,公司治理覆蓋的議題範圍其實非常廣,包含董事會構成、可持續發展治理機制、風險管理、商業道德等。然而部分內容,如董事會構成、董事會委員會設置、高管薪酬等內容在年報中均有覆蓋,因此《指引》中並未要求對相同信息在不同報告中進行重複披露。

值得一提的是,可持續信息不僅是引導企業高質量發展、綠色發展的重要指南,也是我國經濟和資本市場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力的體現。那麼,《指引》中哪些議題凸顯其與國際接軌,又有哪些保留了本土特色?

朱亞明認爲,在議題設置上,包括鄉村振興、中小企業平等對待等具有顯著中國特色的議題已作爲專項議題被列於社會責任類信息披露;在議題要求上,創新驅動、科技倫理的具體披露要求亦充分響應了國家高質量發展的需求。環境部分在參考《國際財務報告可持續披露準則第2號——氣候相關披露》(IFRS S2)中對於氣候風險應對的基礎上,近期重啓的全國溫室氣體自願減排項目和核證自願減排量(CCER)也被認可作爲減排措施披露要求之一。

張坤錶示,社會板塊更反映中國特色,與國際標準相比,獨有的議題包括鄉村振興、創新驅動、科技倫理、平等對待中小企業等。隨着人工智能的發展,科技倫理這個議題日益重要。

議題說明剖析:如何進行有效識別?

除了明確議題設置外,《指引》還要求企業對所披露的議題進行雙重重要性(財務重要性和影響重要性)進行說明,同時說明對議題重要性進行分析的過程。

比如,深交所《指引》起草說明提到:“上市公司應當結合自身所處行業和經營業務的特點等情況,在《指引》設置的議題中識別每個議題是否預期在短期、中期和長期內對公司商業模式、業務運營、發展戰略、財務狀況、經營成果、現金流、融資方式及成本等產生重大影響(財務重要性),以及企業在相應議題的表現是否會對經濟、社會和環境產生重大影響(影響重要性),並說明對議題重要性進行分析的過程。”

在朱亞明看來,重要性分析是可持續發展信息披露的基石,只有識別哪些議題對企業具有重要性,才能更好地針對相關議題進行管理,並逐年披露工作進展。對可持續發展報告覆蓋的範圍而言,企業可在披露可持續發展報告過程中關注擁有財務重要性和影響重要性的議題,能夠減輕可持續發展報告披露的壓力,也可以更集中地討論可持續發展議題對企業價值的影響,以及相應議題的表現對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影響。

那麼,企業該如何對這兩者進行有效識別?

朱亞明建議,企業可以從議題收集、排序分析、結果確認3個步驟來對同時具備財務重要性和影響重要性的可持續發展議題進行評估,通過從國內外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引、利益相關方溝通等渠道收集企業相關可持續發展議題,採取訪談、問卷調研、專家意見諮詢等方式進行議題排序分析,並最終由企業ESG專業委員會對重要性評估結果進行確認。

“在評估過程中,企業應從短期、中期和長期三個維度來評估可持續發展相關議題對企業財務的影響,以及企業對外界環境造成的影響。在財務影響方面,可通過評估企業受可持續發展相關議題影響的財務項目、定性或定量財務影響、影響量度類型及隨時間的改變程度等方面,制定符合企業長期財務發展的策略,逐步提供更詳細的短中長期財務影響估算。”朱亞明說。

在施涵看來,企業可以參考三種方法進行“財務重要性”和“影響重要性”的識別:第一是行業對標分析,瞭解本行業普遍存在的可持續發展議題及其潛在影響;第二是企業評估,結合本企業的具體情況,評估相關議題對企業財務狀況、財務表現、現金流量、社會和環境的影響程度;第三是專家諮詢,聘請可持續發展領域的專家,協助進行議題識別和影響評估。此外,還需要利益相關方的參與。例如公司與投資者、客戶、員工、社區等進行溝通,瞭解他們對企業可持續發展議題的關注和期望。

此外,施涵認爲,企業在披露時還應注意針對性、可比性和一致性。具體來說:針對性是指結合本行業的特點和發展階段,選擇與行業發展密切相關的議題,進行重點披露;可比性是指在信息披露方法上,應儘量參考行業標準或慣例,確保信息的可比性;一致性是指與行業組織、同行業企業加強溝通交流,在議題選擇和信息披露方面達成共識,提高行業整體信息披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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