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金融視角看甲午戰爭

今年是甲午戰爭爆發130週年。直到今天，不斷有學者撰文探討晚清戰敗的原因，有人歸結爲帝后黨爭、中央政府內部的分化（戚其章，1984）；有人認爲戰前袁世凱在朝鮮的誤判、外交上的失誤（侯宜傑，1984）；還有的歸因於北洋艦隊整體素質低下、戰鬥力不強（靳天宇，2013）。總之，從政治、外交和軍事各個方面都可以找到諸多原因。從金融史角度出發，筆者認爲晚清之所以在甲午戰爭中失敗，一個重要因素乃是現代金融制度的缺乏。

19世紀60年代，中日兩國面對西方列強的進入，幾乎在同一時期開展了“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開啓了近代化進程。然而經過三十餘年的發展，清王朝並沒有在經濟體制各方面進行深刻改變，只在軍事工業上獲得有限發展。整個社會依舊在傳統的窠臼裏打轉，未能往現代化方向邁出實質性的一步。而日本的“明治維新”不僅在政治上確立了君主立憲制，經濟上也建立了現代金融制度，以及完整的現代工業化體系。日本由此擺脫了淪爲殖民地的危險，並快速成爲一個新興資本主義強國。

甲午海戰開戰前，中日兩國的財政收入大致相當。清朝一年財政收入爲8000餘萬兩庫平銀，日本的財政收入約1億元，按日元與庫平銀1.4：1的比率算，兩國基本持平（劉志堅，1994）。清朝的海軍實力並不弱，自北洋艦隊成立以後，清廷投入巨資購買鐵甲艦，打造了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九”的海軍。然而由於軍費有限，從光緒十四年（1888年），直至甲午戰爭爆發（1894年），北洋艦隊再沒有增加新的戰艦，裝備也一直得不到更新。大量海軍經費被挪用修建頤和園，爲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壽獻禮。頤和園修成後，戶部又以“庫款支絀，虧短甚巨”爲由，沒有給艦隊添置裝備。北洋海軍各種戰備和彈藥也都不足，倉促應戰，焉能不敗？

日本自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以後，每年添購新艦，到甲午開戰前購置的戰艦，速度與快炮設備皆遠勝中國。於是甲午戰火一起，日本聯合艦隊很快橫行海上，北洋水師全軍覆沒。百年以來，國人無不扼腕。

戰爭是一門燒錢的藝術。近代以來，軍事行動通常都伴隨着金融戰爭。能否在短期內持久、迅速籌措到大量軍費，是決定戰爭成敗的關鍵。甲午海戰爆發前，清政府對戰爭估計不足，準備也很不充分。李鴻章請求戶部撥款二三百萬兩以作戰費，而清政府拿出了18萬兩（中國史學會，1955）。

戰爭爆發後，清政府手忙腳亂地開始籌措經費。1894年8月，戶部提出停止工程、核扣俸廉、預繳鹽釐、酌提運本等緊急措施。此後又提出商行捐輸、息借商款等其他舉措，辦法不可謂不多，但收效甚微。1894年9月，甲午戰爭中決定性的黃海海戰已經結束，北洋水師覆滅幾成定局。

如果在戰爭後期，清軍在陸戰中扳回一局，中國還可以少些損失。然而，清政府仍然沒有辦法籌集到足夠軍費。李鴻章建議舉借外債，戶部以往年“息借洋款，多論磅價，折耗實多”爲由斷然拒絕。戶部使盡所有辦法籌不到足夠軍費，最後不得已又只能求助外資銀行。1894年11月，清廷以7%的年息向滙豐銀行貸款1000萬兩。1895年1月，又向滙豐銀行借300萬英鎊，折銀1865萬兩，年息6%（許義生，1962）。這兩筆外資銀行的借款是甲午戰爭中清政府軍費的最大來源，然而此時戰爭已近尾聲，清軍在遼東戰役中沒能挽回敗局。在整場戰爭中，中央與地方總共籌集了6109萬兩白銀，實際用於作戰的費用4465萬兩，其中58%是外債。

與晚清不同，日本政府自明治維新之後，大力推行“富國強兵”“殖產興業”等政策，並建立了一個相對完善的現代金融體系。根據伊藤博文的建議，日本政府於1872年頒佈《國立銀行條例》，設立國立銀行，這是日本現代金融業的開端。1880年橫濱正金銀行成立，這是一傢俱有半官方的外匯專業銀行，在國外廣泛設立了分支機構，爲日本對外貿易提供了有力的資金支持。1882年，《日本銀行法案》頒佈，中央銀行隨之建立。在此以後，日本銀行與橫濱正金銀行並駕齊驅，形成金融業的“雙頭體制”。到1889年，日本的現代銀行已達218家，類似銀行的各種會社達695家，共有資本3189萬元（Tamaki，2005）。

除了完備的銀行體系（間接金融），日本還建立了證券市場（直接金融）。1878年，明治政府建立東京股票交易所，這就是今天的東京證券交易所。1894年8月，甲午戰爭已經爆發，日本政府通過證券市場發行軍事公債，預定5000萬元，實際認購達7695萬元，其中各銀行應募資金達3000多萬元。明治政府爲準備這場戰爭，早有25000萬日元的軍事預算，實際使用的軍費爲22367萬日元，折銀約15976萬兩，是中國的近4倍。通過證券市場募集的資金達11680萬元，佔實際軍費支出的52%（劉志堅，1994）。

表：日本明治時期與晚清金融發展比較。資料來源：根據洪葭管（2003），Tamaki（2005）整理。

反觀晚清，甲午戰爭之前，中國還沒有一家現代意義上的本土銀行。雖然有識之士早有倡議，建立現代化的金融機構。1859年，太平天國的洪仁玕在《資政新篇》中，就提出“興銀行”的主張。1894年，鄭觀應出版《盛世危言》，也有關於設立銀行的詳細論述。容閎、張謇等知識界精英都提出過類似主張，洋務派的代表盛宣懷也一直着手創辦本土銀行，然而因爲各種因素，創辦本土銀行始終難以落地。

中國雖然有舊式的金融機構——錢莊、票號、賬局和銀號等，但是經營方式陳舊，資本金十分有限，不能爲國家籌集大規模資金。沒有現代的金融市場填補軍費空缺，財政收入也不可能在短期內一下子增加，無奈之下，戶部尚書翁同龢建議“開海軍報效之例”，向商戶借款。然而當時清政府信譽掃地，沒有商人願意借給政府，所謂的“報效”成爲政府變相的勒索。直至戰爭結束，京師、直隸兩地通過息借商款籌得200萬兩，山西只籌得40萬兩，相比外資銀行的舉債，可謂杯水車薪。

甲午戰敗，中國面臨鉅額賠款，清政府此時才進一步明白建立現代金融制度的重要性。在盛宣懷的努力下，中國通商銀行終於在1897年成立，彼時距離日本建立本土的現代銀行遲了25年，距離中國出現的第一家現代金融機構——1845年英國人設立的麗如銀行（Oriental Bank）——已過去半個多世紀。

甲午戰爭是中國乃至遠東近代歷史上劃時代的重要事件，不僅對中日兩國產生了巨大的直接影響，也使遠東國際形勢的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次戰爭以中國的慘敗而告終，是持續三十餘年之久的洋務運動最後失敗的標誌（戚其章，2000）。

晚清的洋務運動，源於“自強”願望。清政府認爲，自強以練兵爲要，練兵又以制器爲先，制器又必須開辦鐵廠，開辦鐵廠不能不辦鐵路，辦了鐵路又不能不辦銀行。從今日眼光來看，恐怕是一種因短視而形成的逆向思維。直至甲午戰敗，清政府終於認識到，如果沒有金融制度上的變革，將成爲洋務事業的障礙。經此周折，朝廷終於批覆創辦銀行，因此有了1897年的中國通商銀行。1905年，清政府又成立戶部銀行，嘗試建立中央銀行，並進行幣制改革——中國的金融業這時開啓了現代化進程。從某種程度講，甲午戰爭是中國近代民族覺醒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中國人創辦本土的現代化銀行，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制度層面”、而非“器物技能層次”的重要變革。爲什麼1897年成立了中國通商銀行之後，隨即在1898年出現“戊戌維新”？這兩件事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但發生在一前一後絕非偶然，頗耐人尋味。只不過，這一切都比日本晚了二三十年。

（作者丁騁騁爲浙江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經濟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爲民間金融和金融史等；毛子涵爲浙江財經大學金融學院2023級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