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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新華社12月13日晚的消息，經過中美兩國經貿團隊的共同努力，雙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原則的基礎上，已就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文本達成一致。議文本包括序言、知識產權、技術轉讓、食品和農產品、金融服務、匯率和透明度、擴大貿易、雙邊評估和爭端解決、最終條款九個章節。同時，雙方達成一致，美方將履行分階段取消對華產品加徵關稅的相關承諾。

就在12月14日，有“公募一哥”之稱、資產管理規模達5.9萬億美元的美國Vanguard集團（先鋒領航）和支付寶的運營商螞蟻金融服務集團宣佈建立合作關係。

先鋒領航方面稱，經中國證監會批准，兩家公司的合資公司將爲中國個人投資者提供基金投顧業務服務，即先鋒領航將進軍中國的智能投顧市場。這一合作的建立經歷了近半年的考驗和等待。

今年6月，天眼查數據顯示，浙江螞蟻小微金融服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新增對外投資，成立先鋒領航投顧（上海）投資諮詢有限公司，註冊資本2000萬元人民幣。當時，先鋒領航方面則表示，仍需等候監管層批准。

而這一案例只是中國加速金融開放的一個縮影。2019年諸多開放行動逐步萌芽，2020年我們也將看到更多的實際進展。究竟洋和尚明年會在中國念一本什麼經？不妨我們先來盤點展望一番。

12月14日，央行副行長陳雨露表示，目前中國A股、國債、政策性金融債等資產都已經被納入到明晟、富時羅素、標普道瓊斯、彭博巴克萊等多個國際重要的股票債券指數。2019年前三季度境外投資者淨增持境內債券和股票900億美元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來外資通過陸股通淨流入A股約3100億元。鑑於互聯互通機制的便利性，其成了近兩年外資青睞使用的佈局中國的渠道。而就在12月13日，央行開始對另一大渠道（QFII，即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再次進行重大修繕——繼9月取消QFII/RQFII額度限制後，央行、國家外匯管理局起草了《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資金管理規定（徵求意見稿）》(下稱《徵求意見稿》)，以進一步便利境外機構投資者參與境內證券投資，引入更多境外長期資金。

《徵求意見稿》對外資關心的資金匯出入等問題做出了回應，不再要求境外機構投資者匯出累計收益時提供中國註冊會計師出具的投資收益專項審計報告、稅務備案表等材料，以完稅承諾函替代，極大簡化其資金匯出入手續。

此外，不再對境外機構投資者分幣種管理。同時，《徵求意見稿》針對衍生品業務相關規定合格投資者在境內開展的衍生品交易（此前外資通過QFII無法在境內使用衍生品），僅限於以套期保值爲目的的外匯風險對沖和股指期貨交易。

隨着准入性的不斷強化，外資目前也在爲加碼中國市場進行一系列準備——今年9月，美國大型基金公司景順任命謝徵儐爲A股方面的戰略及業務開拓總監。此前謝徵儐供職於MSCI長達18年之久，任MSCI亞太研究總監，他見證並推動了A股納入MSCI的關鍵幾年，與中國證監會、各大交易所等建立了密切的聯繫。

備受關注的是，這也是美國大型資管機構罕見地招聘中國A股相關的高級職位，這也意在吸引更多全球投資人佈局A股。此外，目前衆多獵頭也在忙着爲各大外資機構尋覓合適的A股基金經理和研究人員。

外資對A股的佈局從景順近期發表的一則研究報告中就可見一斑——《跳脫新興市場看A股：建立專注於A股的投資組合》。景順認爲，儘管並不清楚何時MSCI纔會100%納入A股，但一旦最終100%納入，A股將在MSCI新興市場指數中佔到15%的比重，比重之大也值得外資將A股單獨考量。

此外，筆者也瞭解到，部分中東投資者正在通過一些外資基金瞭解佈局A股的契機。

之所以外資要將A股獨立看待，原因也在於，驅動中國經濟增速的動能和其他主要新興市場並不同，2018年數據就顯示中國國內消費佔到GDP增速的76.2%。相較之下，其他核心新興市場經濟體則更加曝露於全球趨勢之下：韓國依靠出口拉動經濟，而大宗商品則驅動着南非、巴西和俄羅斯的增長。這也意味着中國經濟、企業、貨幣週期都與全球並不相同。

因此，景順也認爲，建立一個專注於A股的投資組合是有價值的，而早年外資佈局中國的投資組合大多由新興市場股票、以及在香港和美國等上市的中國企業組成。

其實，除了A股，中國債市也不斷開放，正在迅速成爲一個受到外資關注的相對高收益市場。就今年前9個月來看，外資持有的中國在岸債券已高達2.2萬億元人民幣，外資在中國國債的投資佔比也已接近10%。

目前，已有超20家外資機構獲得了外商獨資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管理人（“WFOE PFM”）資格，即各界所謂的“洋私募”。隨着原定於2021年取消外資股比限制的時點提前到2020年，多家洋私募已在推進“私轉公”的準備。

根據今年8月基金業協會披露的數據，共有21家外資機構在協會登記，備案產品46只，資產管理規模（AUM）54億元人民幣。

目前，最確定要申請公募牌照的外資機構便是富達、先鋒領航和貝萊德，後兩者皆是來自美國的資管巨頭。不同於早年的QFII渠道，“洋私募”可以從中國境內募資、投資中國股債市場，而前者則是從境外募資。目前，中國還不存在外資獨資的公募基金。

但是，要設立公募並不容易，即使拿到了牌照，如何開拓中國在岸市場，如何投中國投資者所好，如何招聘合適的業務負責人、基金經理及研究人員，並與中國公募的激勵體系接軌等等，這都是考驗外資的關鍵。歸根到底，公募的成本不容小覷。

幾家備戰公募的外資從年初就開始“挖人”。今年4月，貝萊德宣佈任命湯曉東爲中國區主管，於同年7月起生效，湯曉東負責管理發展和執行貝萊德在中國的長期業務戰略。

之所以該任命受人關注，也是因爲湯曉東之前的相關履歷頗豐，此前他任廣發證券副總經理兼廣發控股香港總經理，曾於華夏基金擔任總經理，任職期間帶領華夏基金與多個國際夥伴建立合作關係，有效推進國際業務策略的本土化。

11月6日，富達國際宣佈，公司正積極準備並將在恰當時機提交公募基金牌照申請，當該申請獲得中國證監會批准時，何慧芬將出任該公募基金公司的總經理一職。這也是富達國際首次明確表態將提交公募牌照申請。

筆者也瞭解到，目前多家機構已經在籌備申請材料。根據此前內資“私專公”的經驗，一般的流程爲——將材料交給監管進行線下預審；等到正式申請時，證監會則會給予相關機構系統的用戶名和密碼，機構可正式提交通過預審的資料；此後外資機構可能會收到受理函，隨後的6-8個月會進行很多輪反饋，一直到證監會給予批覆函，方可設立公募基金；此後的6個月則需要完成人員的招聘、系統籌建等工作，在證監會完成現場檢查後，則可給予開業批文。因此，整個流程預計將超過1年。

不過，更多的洋私募對於“私轉公”並無明確的計劃表，它們的當務之急更在於跑出業績曲線和熟悉中國投資者。筆者也從多家獵頭和相關本土基金經理處瞭解到，多家洋私募也向中國本土基金經理伸出橄欖枝，不過這種過渡並不簡單，一來是中國公募基金的激勵機制已較爲完善，二來是本土基金經理很難真正融入海外資管機構的投資、風控等流程，最簡單的例子便是，且不提外資基金經理多數看不懂城投債，即使看懂了，要說服全球團隊來作出投資決策，仍是難上加難。

合資券商也是金融開放的大本營，除了瑞銀、野村、瑞信，諸如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則都是來自於美國。

在2018年4月28日，證監會公佈《外商投資證券公司管理辦法》，允許外資控股合資券商；2019年3月底，證監會新聞發言人表示，已依法覈准設立摩根大通證券（中國）有限公司、野村東方國際證券有限公司。監管層覈准後，有6個月時間進行籌備，在此後的現場檢查通過後，方可正式開業。

爲此，相關合資券商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準備，例如人員招聘、系統籌備等工作。而近期，野村也宣佈，野村東方國際證券已獲得證監會頒發的經營證券業務許可證。

值得注意的是，野村此次拿了四塊牌照——證券經紀、證券投資諮詢、證券自營及證券資產管理。然而，盈利性最強的投行業務（IPO、承銷保薦）牌照則不在其中。

筆者也瞭解到，之所以目前外資暫不涉及該領域，也正是考慮到成本收益比，儘管投行業務盈利頗豐，但其面臨了巨大的競爭壓力，且人員成本巨大。相比之下，投顧業務、資產管理業務更有利於外資發揮自身的優勢。

前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策略分析師高挺已經確認加盟，任野村東方董事總經理，未來將專注A股策略方面的研究，並將負責野村東方研究部門的相關業務。

轉視國內券商的情況，自營和投行業務正在成爲券商的核心競爭力。梳理前11月的單月經營業績發現，從排位來看，中信證券穩坐頭把交椅，前三位次，中信、國君已鎖定兩席。2019年前三季度，36家上市券商實現自營業務收入約850億，約佔全部營收三成。

此外，投行業務在年內逐漸回暖。2017年下半年延續至2018年的IPO審覈趨嚴，一度令中小券商難爲“無米之炊”，但伴隨科創板開市、平穩運行，券商投行業務業績得以增厚。不過，投行業務馬太效應明顯，其仍是頭部券商的主戰場。

據Wind統計，今年前三季度，上市券商共實現237.44億元的承銷業務收入，同比增長23.24%。中信證券、海通證券和中信建投該項業務營收淨利排在前列。廣發證券、國泰君安、招商證券、國信證券、華泰證券、東方證券榜上有名。

未來，證券業格局遠未固化，內資之間以及中外機構之間激烈競爭將繼續強化。目前，在資本市場由點到面深化改革及全面開放中，頭部券商定力更足，市場將加速分化。例如，未來更多產品的推出（更多的股指期權期貨產品以及個股期權等），也將考驗券商的業務創新能力。

十二年一輪迴。從2007年中國銀行業對外開放，明確鼓勵外資銀行進入中國設立法人銀行，到2018年銀行業取消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再到2019年中國金融擴大開放加速，外資行將迎來在華髮展的新階段，業務範圍也將有所擴大。

由於早前外資行的中國本土業務存在一定限制，加之兩次全球金融危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外資行的發展。數據顯示，2007年至今，外資銀行總資產佔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的比重逐年下滑。從最初的2.38%下滑至2017年末的1.32%。當然，同期中資銀行資產擴張的速度遠高於外資銀行，這也使得整個基數變大了，相較之下，外資行的資產佔比就有所下降。

未來，外資行的戰略也或將發生重大轉變。多年來，外資行最大的優勢在於跨境業務，但隨着外部大環境的變化，中國對外貿的依賴度會逐步下降，且中國企業跨境併購的活動或將放緩，而上述業務過去是外資行“跨境業務”優勢的體現。爲了應對趨勢的變化，抓住中國金融開放的機遇，加碼中國境內業務可能是未來3-5年的重點。

當然，這一戰略並不一定適用於所有外資行，關鍵在於哪些外資行有能力、資金、牌照來撐起境內業務。今年初，北京銀行擬與ING Bank N.V.設立合資銀行（ING持股51%），因此後續外資控股中資銀行的可能性也受到關注。

不過，多位資深銀行業人士對筆者表示，目前需要考量的是控股中資行對外資的成本收益比，ING的直銷銀行戰略仍只能被看作一個獨特的案例。早年，外資行進入中國之初，有些希望“通喫”公司和零售業務，然而零售業務停滯不前；也有銀行希望在中國複製在亞洲的信用卡業務優勢，但至今並無太大進展。

因此，也有觀點認爲，對於本土偏好較重的業務，外資行控股或許並非理想的路徑。如果外資行抱着開拓中國零售消費市場的目的，進入消費金融公司或許是更可行的選擇。

此外，近期外資行也獲得了更多業務資質。例如，德銀和法巴此前獲得了A類主承銷業務資格，這將使得外資行有機會開拓中國境內幾十萬億信用債市場的承銷業務。

當然，挑戰和機遇並重——如何強化對境內信用風險的研究分析工作，如何熟悉境內的客戶、渠道，如何與海外客戶推介境內債券等，這都將是外資行未來急需強化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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