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最近,這些城市房租上漲的原因是什麼?當然是多方面的。有人認爲是季節性因素,是供需結構失衡,是如北京那樣大力拆除違規建築,是長租公寓哄擡房租,等等。對於房租上漲季節性因素,數據顯示,北京、上海、深圳三個一線城市,7月房租環比上漲分別爲2.4%,2.1%和3.1%。2018年1-7月,租金指數同比上漲10.7%,略高於2015年和2017年漲幅,低於2016年漲幅。也就是說,按照一般情況,其房租上漲較正常,並非有多大問題。

對於大力拆除違章建築,這個因素是否能夠導致房租這樣快速上漲,其理由一點都不充分,因爲北京曾有過這樣舉動,也引發了社會廣泛的輿論,但這些政府行爲已經在調整,更何況,其它城市沒有這種大力拆除違章建築的舉動,房租也不是快速上漲了嗎?就目前情況來說,這些政府行爲對當前房租上漲有一點影響,但不會太大。

面對房租上漲的原因,鏈家研究院院長楊現領稱,根據貝殼研究院的租金指數,可以觀察到三個趨勢:其一,北京及其它一線城市在2015年之前的租金漲幅非常小,且十分穩定;2015年之後,租金指數走勢出現持續上漲的趨勢,漲幅基本保持在10%左右,考慮到複利的作用,連續上漲的累積性影響已經十分顯著。其三,租金上漲從一線擴散到核心二線,人口淨流入的二線城市開始進入上漲的行列。

如果一種產品或服務的價格出現持續的上漲,那隻能說明一個問題:供給短缺,要麼是數量的絕對短缺,要麼是質量的相對短缺。一線及二線核心城市的租賃市場同時面臨這種形式的短缺,這是租金上漲的根本原因。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指出,這一輪房租上漲,有多種因素,但不容迴避的一個因素是資本介入。不管是風投也好,一些社會資本也好,他們在選擇投資標的的時候,經常會講頭部效應,只投這個行業裏的前幾位。這樣一種投資行爲或者說投資模式,會造成一些企業在擴張速度方面,在市場化房源蒐集方面,用力過猛。

我認爲原因主要有三:

1、在違建行動的前提下,長租公寓還同時響應了國家號召:“供給側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成爲房租上漲的助推器。因爲資本的進駐,長租公寓將原來低端的房源進行加工,包裝成高檔物業進行出租,從中賺取服務費和價差。長租公寓模式從市場層面來看,是沒有任何問題的,然而他們進駐的領域是租房市場——這一影響廣大民衆生活的重要的生產要素,所以,民憤就起來了。想想以前的“蒜泥狠”、“豆你玩”吧!

2、從中介人員自身來講,行業內部亂象、從業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在大衆心中的地位本來就不是很高;

3、中介或長租公寓對北京出租房源的壟斷。一旦一個行業出現壟斷,消費者就缺少了定價權。這讓消費者失去安全感。一旦出現風吹草動,很容易成爲消費者的目標。房租本質上還是由供求關係決定的,當影響民生的基本生活資料受到資本的衝擊時,國家看不見的“手”就需要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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