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而從宏觀上看，疆域遼闊的統一王朝，由於國力強盛、政令通達，統治範圍擴大，以及從秦以來就形成的完整地方行政體系，使得全國範圍的地圖測繪成爲可能，中國古代地圖的多項重要成就都是完成於統一時期。14世紀至16世紀，西方文藝復興，資本主義萌芽衝破了中世紀宗教統治，爲資本主義發展奠定了基礎，也迎來了西方大航海和地理大發現時代，而隨着通商貿易、航海事業的發展，地圖測繪也開始迅速發展，托勒密的地理知識也重新受到重視，並在製圖學中佔據統治地位。

這幅地圖，據悉源自清代康熙年間的《皇輿全覽圖》。 （資料圖片）

2014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康熙朝》一書中的“江南省”輿圖。（資料圖片）

現能見到的《鄭和航海圖》是17世紀編纂的《武備志》中的附圖。（資料圖片）

澳門大三巴旁的利瑪竇雕像。 何以端 攝

編者按

在漫長的人類文明史上，地圖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考古發現的地圖，就記錄了先民對大地形態最初的認知，並夾雜着不同文明的信仰；在大一統的古代中國和中世紀西方，地圖則成爲權力和支配能力的重要體現；而在西方地理大發現的大航海時代，地圖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擁有着改變世界的力量。當下，地圖特別是電子地圖，早已成爲人們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左圖右史”是我國古代治學的基本格言。華夏先賢很早就認識到史地不分家的道理，不少古代地圖，繪製水平不俗，文史價值不菲。

海南島從“炎荒半壁天”到“南溟奇甸”“海濱鄒魯”，經歷了中原文化的浸潤和洗禮，凡此種種，正史、方誌和家譜等史料皆有記載，而當年那些輿圖，包括外國人所繪製的地圖，也承載了滿滿的信息量，折射出千百年來海南島的開發史和文明史。

《海南週刊》從本期起，除了記者撰稿，還誠邀專家、學者按圖索驥，梳理中外地圖簡史，解讀歷代海南島地圖背後的文化密碼。

人類生來就具有一種空間思維能力，早在文明出現之前，原始的狩獵部落就要將他們跟蹤動物遷移的路線和狩獵地點進行分類，至少在腦海中要有意境地圖，才能確保種羣的生存和延續。無論古代中國，還是古代巴比倫、埃及、希臘，東西方的幾大文明古國都產生了各自的地圖文化，這也基於人類活動的實際需要，比如古埃及尼羅河雨季時河水氾濫，淹沒農田，爲重新確定土地邊界，就產生了用圖形表示土地輪廓和數量的地圖。

美索不達米亞作爲人類文明發祥地之一，選擇用泥板作爲製圖的媒介，考古發現的很多泥板上都以楔形文字標註了地點、河流和山脈的名單。巴比倫空中花園被譽爲古代世界七大奇蹟之一，一塊約公元前500年的泥板上就繪有這座城市的地圖。

“九鼎”上的山海圖

中國有記載的最古老的地圖要算4000年前夏禹的《九鼎圖》了，傳說九鼎上繪有表示山川和珍奇物產的原始地圖，對應了古代的九州，象徵了中國最高的統治權。儘管不能確定大禹鑄九鼎的事實，但最遲到周武王滅商時，也就是公元前11世紀時，九鼎就已經存在了。武王伐紂，奪九鼎，結束了商的統治；等到春秋周王室衰弱時，楚國有不臣之心，就向周王的使臣王孫滿打聽九鼎，此後，“問鼎”一詞就成爲向最高權力挑戰的代名詞。

秦滅周，九鼎遷於秦，途中一鼎沉於泗水，其餘八鼎後來也下落不明。但九鼎上的地圖卻流傳下來，後來被稱爲《山海圖》，據說地理和神話學名著《山海經》就是對九鼎圖的說明文字。

地圖在春秋戰國歷史中已頻頻出現，比如在著名的完璧歸趙事件中，秦王爲安撫要砸碎和氏璧的藺相如，就打開地圖，指出用來換璧的15城，以示誠心；而荊軻刺秦王，也要將兇器匕首藏於督亢地圖中，圖窮匕見，方有機會下手。

秦滅六國，收繳各國地圖，交由御史掌管，成爲秦朝統治的

重要工具；後來劉邦打進秦朝首都咸陽，諸將都去爭搶金帛財物，蕭何卻獨去搶收秦丞相御史府的律令圖書，包括這批地圖，於是知道天下戶口多寡、地理形勢、勞役賦稅等，爲後來楚漢相爭佔得先機，也奠定了大漢王朝的制度基礎。

古代中國地圖測繪的輝煌

古希臘文明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礎，西方製圖學的創始人正是希臘的埃拉托色奈斯，他生活的時代相當於中國的戰國末年至西漢初年，他最大的貢獻是確定了地球的曲率，推算出地球的周長。

因此古希臘的製圖學是以球形地面爲基礎的，並將經緯線繪到地圖上作爲定向定位的控制方法，這不同於以平面地面爲基礎的中國製圖學，但古希臘人也沒找到好的方法將球形面投影到平面紙上，因此實際操作中兩者差別並不大。

西方古代的地圖測繪在托勒密時代達到了高峯，他撰寫八卷本的《地理學指南》，總結了古希臘的地理知識，在他的書中，就有8100點的緯度和經度說明，並附有27幅世界地圖和26幅局部區域地圖，可惜的是，托勒密繪製的地圖沒有流傳下來。

托勒密之後，歐洲的製圖學經歷了中世紀漫長的中斷期，由於當時宗教佔統治地位，科學的製圖學完全被宗教神學觀念所替代，地球球形的概念受到排斥，座標的嘗試被拋棄，地圖不再成爲反映實際地理情況，而成爲神學著作中的插圖。這種千篇一律的地圖被稱作“T-O地圖”，即把世界繪製成一個圓盤，耶路撒冷位居圓的中心，中間一豎爲地中海，一橫的兩半分別爲頓河和尼羅河，構成T字形水體，將世界分爲歐、亞、非三個大陸，這種地圖沒有比例尺也沒有經緯網絡，完全失去了科學和實用價值。

而相比之下，同時代的中國的地圖測繪卻處於大發展時期，曾創造過多項世界紀錄，如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駐軍圖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彩色軍事地圖；西晉司空裴秀在3世紀後期提出了“製圖六體”，即繪製地圖的六項原則，標誌着中國古代地圖製圖理論體系的形成。

北宋科學家沈括在11世紀後期製作的立體地圖比歐洲要早700多年；南宋人楊甲在1155年編繪的《六經圖》是世界上已發現的最早的印刷地圖；元代郭守敬在13世紀後期主持的全國緯度測量是當時世界上範圍最廣、結果最準確的一次，並首次提出“海拔”的概念。

而鑑於地圖在治理國家和軍事等方面的重要性，其管理制度也愈發嚴格，如北宋就嚴禁私造或仿製地圖，嚴禁外國人偷測或蒐集地圖，各路州府所送地圖都要交專管軍事事務的樞密院，並加蓋密印後保管，大臣要借閱地圖，還須經皇帝親自批准。

我國曆史地理學專家葛劍雄教授認爲，中國古代地理測繪出現過長期的輝煌絕不是偶然的，就科學技術而言，中國先民早就掌握了相當豐富的天文知識、數學運算技能和使用測量工具；而從宏觀上看，疆域遼闊的統一王朝，由於國力強盛、政令通達，統治範圍擴大，以及從秦以來就形成的完整地方行政體系，使得全國範圍的地圖測繪成爲可能，中國古代地圖的多項重要成就都是完成於統一時期。

中西文明碰撞下的地圖測繪

14世紀至16世紀，西方文藝復興，資本主義萌芽衝破了中世紀宗教統治，爲資本主義發展奠定了基礎，也迎來了西方大航海和地理大發現時代，而隨着通商貿易、航海事業的發展，地圖測繪也開始迅速發展，托勒密的地理知識也重新受到重視，並在製圖學中佔據統治地位。

16世紀，海上貿易繁榮的荷蘭就出現了一位著名的地圖學家墨卡託，他用圓柱正形投影法繪製了世界大地圖，上面用直線表現等角航線，對航海最爲合適，直到現在世界各國還採用該投影編制航海圖；荷蘭製圖師瓦格赫納的《海員寶鑑》也隨後問世，這標誌着製圖學進入了現代時期。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的四大發明傳入歐洲，推動了西方文明的發展，特別是宋代指南針的發明，大大推進了西方近代航海事業、世界測繪和地圖學的發展；中國的地圖測繪成果也通過傳教士東學西傳，修正了西方各種版本世界地圖中有關東方特別是中國的錯誤畫法。

中國的製圖學也在與世界其它地區的接觸中向前發展。明初，鄭和受明成祖朱棣派遣，七下西洋，最遠到達今天非洲東岸肯尼亞的蒙巴薩，本來留下了詳細的航海圖資料，可惜的是後來明憲宗派太監到兵部查閱鄭和出使西洋的水程時，兵部主事劉大夏怕皇帝查到航海圖後又要幹勞民傷財的事，就將這些檔案全部轉移，此後這批資料不知所蹤。

現在能見到的《鄭和航海圖》是茅元儀於17世紀20年代編纂的《武備志》中的附圖，採用長卷形式記載了鄭和船隊由南京的寶船廠出發，沿長江出海至西洋的航程，記錄了地名500多個，並注出航線的“針路”、計算距離的“更數”和海上導航天象的“牽星”。

明清時期，大批西方傳教士來華，爲中國地圖測繪作出了貢獻，其中最著名的是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他於明萬曆十年（1582年）到達澳門，此後一直在中國，足跡踏遍南北，在華28年期間繪製了10多種世界地圖；他將西方地圖投影法傳入中國，並吸收了歐洲地理學界發現新大陸的成果，這是中國人首次接觸到了近代地理學知識。投影法在中國產生了很大影響，如萬曆三十年李之藻的《坤輿萬國全圖》，就是採用投影法繪製的。

到了清康熙時期，先後平定“三藩之亂”、臺灣鄭氏割據政權，國力日益強盛，康熙本人對自然科學興趣濃厚，與西方傳教士接觸頗多，在他的佈置下，開啓了全國性的經緯度測量，並繪製完成康熙《皇輿全覽圖》。

到康熙的孫子乾隆，徹底平定了天山南北兩路，又補齊了新疆、西藏等地的經緯度測繪，至此，中國全境的經緯度測量宣告完成，在此基礎上，繪製了乾隆《內府輿圖》，這是中國悠久的製圖學傳統和西方先進製圖理論的一次重要碰撞和實踐，其成果也代表了當時世界上的最高水平。 （記者 邵長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