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二里头遗址做为我国对夏朝文明探索的一个重要文化遗址，取得一些重要的夏商分界时期的文物与历史遗迹的真实器物，在此基础上国家与地方筹建一个遗址博物馆，本无可厚非，也是理所当然；可以为广大群众与历史研究者提供一个很好的了解3750年-3500年前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夏商交界时期的文明发展状况，其积极意义是值得称道的。

但是，围绕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名称问题，地方与国家相关部门存在不同的定位，给这一工程带来了很大争议，也影响了这一工程的积极正面意义，给群众与专业研究者带来了很大困惑。这一困惑就是二里头博物馆究竟是“二里头遗址博物馆”还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不同的名称标志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必须要旗帜鲜明地加以澄清，以证视听。

在2017年3月23日国家文物局恢复洛阳文物局“关于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建设”的批复文件中，明确要求“我局建议该遗址博物馆名称中不含夏都”。但在2018年12月洛阳文物局征集二里头博物馆的馆徽设计方案文件中，却使用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馆徽征集方案的名称，并在国家文物局2018年12月7日的官方网站上，以新闻资讯下行业资讯的新闻报道形式，转载了这一征名公告，并沿用了洛阳文物局中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称呼。

因为洛阳文物局在征名公告与国家文物局的新闻报道中沿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称谓，造成一种社会印象，仿佛国家文物局认可、承认“二里头遗址博物馆”为夏朝国都的性质。实际上，开始只是洛阳文物局在征名中不当使用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称谓。在后期关于二里头遗址博物馆的建设项目中，还是纠正了这一谬误，明确二里头博物馆项目为“二里头遗址博物馆”这一标准称谓。

“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因为“夏都”的这一特殊意义的称谓，给夏朝历史研究带来了负面影响，包含了在夏朝历史研究中，一个不为夏朝研究者所忽略的一个根本问题：现存的关于大禹、夏朝历史有关的地名，有多少是值得研究，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地名。一个在建的遗址博物馆名称，与真实的历史定位都产生如此大的争议；那么现在的地名与历史文献中的地名，对夏朝历史研究又会产生多大的错误与误导作用呢？为什么根据文献记载的地名，进行的夏朝历史研究、考古研究取得的成果，让学界与社会普遍质疑夏朝的存在？我们是否要对关于夏朝历史与大禹的文献记载，进行一些开放性的解读，找出其中隐含的历史真相，既要合情又要合理，再结合考古方面的物证，还原夏朝历史的本来面目。（作者：赵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