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五十多歲的夫婦，丈夫對着鏡子刮臉，看到妻子從身背後走過，他若有所思地說，三十年前，你二十多歲，那是最不好的時代，但恰恰是你最美的時候。”

三十年，當時的年輕人老了；當時的孩子大了。

三十年前，波蘭、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紛紛發生劇變，柏林牆倒塌、東西方鐵幕落下、蘇聯解體。

2018 年，感覺捷克整年都在紀念第一共和國成立百年。而今，在網頁瀏覽器中輸入 1989 - 2019 的字樣，自動跳出來的條目，彷彿提醒着我們，三十年前是與現在距離最近的整個歐洲格局的劇變。

坐落在布拉格史傑潘斯卡街的法國中心，準備了“歐洲之路”系列講座，幾乎每個月一場，題目包括“歐洲改革派離開了：一場永無止境的危機”、“歐洲和年輕人是一對好伴侶麼？”、“憤怒的歐洲”、“移居歐洲：政府、國家、公民”、“歐洲和氣候，本世紀的挑戰”、“歐洲的女人，宗教和狂熱/世俗主義”、“歐洲流亡與收養：歷史是理解當代問題的關鍵”等等。講述者來自法國、荷蘭、捷克，有政治家、哲學家、歷史學家和教育家。系列講座的主題闡釋中寫着，“除了想到的歷史和背景，我們的目標是瞭解當代歐洲。我們將反思社會、文化和政治領域，塑造歐洲的身份和未來的道路。”

布拉格的波蘭文化中心，也在舉辦各種有關三十年問題，三十年捷克人和波蘭人關係的主題研討會。

捷克廣播公司，製作了“ 2019 年，三十年的自由在等待我們，回顧導致天鵝絨革命的事件”專題節目；布拉格盧採納宮將在 11 月 16 日舉辦特別的紀念晚會；捷克國家美術館也將舉辦爲期三個月的主題影像展。

布魯塞爾、柏林……

人們願意用“劇變”來說 30 年前，也接受“重回歐洲”這種提法， 30 年前是劇變開始，接下來 30 年其實有更多變化。歷史學家米哈爾·科貝切克認爲，社會的多樣化最爲原生也最爲可貴，而歷史上最有意思的階段，就是變化，這三十年發生了對比平常數倍的變化，因此是迷人的。

烏金已經 87 歲，坐在布拉格二區一百多年曆史的樓房公寓裏，接受我們的採訪，給我們講了本文開頭那個情節。除此之外，她還講了她的童年、家族、父親、第一共和國。她出生在 1930 年代，一生被政治的百年分爲三段，經歷過二戰、戰後直到劇變之前的整個歷史時期。她父親是第一共和國國會議員，二戰中隨當時捷克斯洛伐克貝內斯流亡政府一起到英國。因爲家庭關係，烏金學會了不關心政治，而專注學術，成了藝術理論家、漢學家。她十分肯定地說：“這三十年，是非常成功的。雖然有很多問題，我相信很多情況都是必然要走過的階段，還在逐漸發生變化。”

我們跟一些人聊了聊他們的 30 年，請他們自由寬泛地談談三十年的個人記憶和對社會變化的評價，這裏面有故事、有感受、有觀點，涉及到三十年的起點、與更早歷史的銜接、與歐盟的關係。

皮特說，這三十年是建立在不公平起點上的公平競爭。蘇珊娜告訴我難忘九十年代，那是如同初戀的感覺。訪問格羅斯比齊先生，的確因爲他是共產黨副主席，但我本來特別希望聽到他作爲個人的觀點，卻總覺得他的講述無法脫離身份的影子，“我不敢說如果共產黨就一定能做得比現在歷任政府更好，但我們一定比我們過去做得更好”。布瑞索娃最打動我的那句話是“我喜歡民主社會，因爲我們可以爲自己負責”。

應該說，從百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歐洲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開啓現代民族國家時代，並且適應新格局。什麼纔是新格局呢？經過對抗、切磋甚至混戰，歐洲一體化，東歐迴歸，是這個歷史階段達成共識的概念，也沒有人懷疑如今的民主制度。人們普遍關心的是社會的技術和品質問題，有關人性。

一

斯塔尼斯拉夫•格羅斯比齊， 1989 年二十五歲， 2019 年五十五歲。

律師、捷克摩拉維亞共產黨副主席。

他在 1985 年五月十六日遞交了入黨申請書， 1987 年被批准入黨。他非常自豪地告訴我們，遞交申請書和被批准入黨的日子，都是建黨紀念日。

格羅斯比齊耐心地從他的角度，回顧了捷克百年曆史。

1918 年之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成立，對於捷克人來說，是四百年來第一次，對於斯洛伐克來說，是一千年來第一次，擁有屬於自己的獨立國家，當時這裏就實現了男女平等，土地的所有權、工業管理和分工都已非常成熟，國家有很強的生產能力，經濟發達。而第一共和國時期，已經出現了社會主義元素，只不過僅僅是觀念上的，並沒有實際的體現。

1948 年，共產黨掌握了政權，實行了一些社會改革，那些改革與一九一八年第一共和國要實施的改革一脈相承。 1950 年代，共產黨用了最快的速度，把社會中負面的東西清除出去。之後，當然，自身也出現了很多問題，共產黨失去了威望，也失去了自我，特別是 1968 年到 1969 年之間，爲引發 1989 年的劇變，埋下了種子。其實， 1968 年有過很多關於社會改革的計劃，但此後的共產黨力不從心，沒有把應該做的工作做好。而 1989 年之後的政府，做的一些改革，反而和共產黨政權本來要做的事情相類似。

1990 年，社會發生很大的變化，人們開始了自由職業。 1992 年開始實行大私有化， 1993 年 1 月份捷克和斯洛伐克分開。

站在捷克共產黨的角度來看，最近三十年，社會的體制，其實回到了二戰之前第一共和國的水平，也可以說是社會人文領域的退步。最近四、五年，捷克的經濟比較好，但這不在於政黨領導，而是因爲國際經濟環境好。同時，我們沒有獨立的經濟。

人們看到捷克的變化，比如說自由出入去別的國家旅遊或者留學。我認爲這個變化其實不值一提。因爲事實上，出國旅行或者留學的，還是極少數人，而三十年之前，人們也是可以出去的。就是說，能出去的，過去也能出去，不能出去的，現在還是出不去。只不過現在是因爲多數人沒有錢。雖然前後原因不同，但結果是相同的。現在，有些年輕人竟然借錢休假旅行，依靠貸款，他們不是生活在現有的經濟能力之上，而是生活在未來的收入之上，這是很糟糕的事情。

我承認一些進步，但是，捷克並沒有做到應該做到的那麼好。很多人在生活中掙扎，他們對政治沒有興趣，不去投票，所以，現在的投票結果，並沒有反應真實的黨派支持率。現在這個社會就是以經濟來劃分，有錢人，不在於你屬於哪個政黨或支持哪個政黨，僅僅和經濟有關。

我認爲 1989 年之前民主更多，民主系統更好，一個主要政黨把所有小政黨全部集中在一起。現在的多黨制，是世界上民主國家流行的形式，但是，這卻造成了一個局面，大家都發聲，卻沒有辦法達成共識，效率低下。 1989 年之前，其他政黨仍然是有權力說話和參與的，但可以更有效地做出決策。當時共產黨的問題，是脫離羣衆，並不知道公衆到底想要什麼。很多人認可 1989 年之前的系統更好，卻害怕承認這個事實。

全社會必須要了解一點，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必須要有比例的結合。以我這麼多年看到的事實， 1989 年的確是到了一個拐點，必須要改變。

二

皮特•布拉達， 1989 年二十六歲， 2019 年五十六歲。

農學碩士、進出口商人。

他花了好多時間談“起點”，我們說的“三十年”的起點，以及，這個起點並非這段歷史時期的真正起點。這個“起點”圍繞着一個問題， 1989 年爲什麼會發生劇變？

蘇聯的變化，當然是我們這些東歐國家變化的重要外力。

那時候共產黨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管理者，但恰恰那時候的領導人，都是很無能的。

政府背後最有勢力的那部分人，具有地位和職權，比如，當年各大國有企業、外貿公司的老總，他們有智商，懂經濟，瞭解當時國內的情況非常差。他們握有資本或者調動資本的能力，需要發展，卻被當時的體制和意識形態束縛；他們手裏有錢或者可以弄到錢，需要享受，而當時的社會狀況，沒有消費的空間。所以，這部分人的願望和需要變成劇變的推動力量。

十九世紀奧匈帝國時期，直到二十世紀二戰之前，捷克人習慣了過富有的生活， 1918 年第一共和國成立以後，這裏也形成了完整的成熟的民主制度，老年人有親身經歷的記憶，年輕人從自己的家庭那裏，也瞭解了早前的社會和生活，所以，人們非常知道他們想要什麼。

皮特說這幾個因素促成了 1989 年的劇變。

而捷克後來的富豪，很多和前朝高官有着深刻的聯繫，大私有化時期，他們比其他人具有天然優勢，所以應該說，後來的民主體制、公平競爭，建立在不公平的起點之上。

這裏還個問題，比如現在一些富豪、政客、法官，需要回避甚至掩蓋過去不光彩的歷史，便使用各種手段洗白，甚至是敲詐性質的。這樣的行爲正在人爲地影響政治和法治公正，這是前時代遺留下來的影響。

這三十年中，對捷克影響最大的就是 2004 年加入歐盟。

加入歐盟之前的十五年，捷克有自由的經濟、自由的資本主義和開放的市場。而加入歐盟之後，受到歐盟的控制。歐盟通過支持體系調節經濟，比如生物燃料戰略，對於用來製造生物柴油的油菜籽播種給予高額補貼，爲了取得補貼，人們都去種植油菜籽，幾年下來，沒有輪作休耕，土地貧瘠了。這一面的生物戰略，卻影響了另外一面的自然生態。而且，當有些公司依靠補貼而不需要利潤的時候，自由競爭就消失了，所以說，歐盟的政策，傷害了捷克的自由經濟。

我當年說過，加入歐盟，我們這樣的中小商人會受到衝擊，但當年的我選擇支持，現在的我也這樣說，如果捷克不加入歐盟，是不可想象的。換句話說，站在地區政治的角度，捷克不需要歐盟，但需要避免與鄰國爲敵；如果站在全球高度，歐盟則是必要的，這點我毫不懷疑。

但歐盟的發展，應該遵循自然規律，而不能單靠簡單幼稚的政治熱情。

歐盟成員國，應該具有相似的基礎，不應該這樣加速擴大，這造成很多問題。還有歐元，你能想象麼，荷蘭和希臘，這樣的兩個情況如此不同的國家，使用同一個貨幣，而同一個貨幣，卻沒有同一個有效的央行。而是衆多經濟水平不同的地區和衆多央行作爲基礎的歐元政策，弱化了每個地區的自我調節功能，卻加劇了不公。建設歐元這樣一個貨幣，也應該遵循發展規律，不能急於求成。

還有，近些年，我發現社會上出現了奇怪的現象。很多三十年前的年輕人和中年人，對當時社會是持批判態度的。現在他們老了，開始生活在回憶當中。而回憶中，年輕時代總是美好的，於是，他們開始懷念曾經批判的過去。現在的年輕人，沒有直接經驗對比，所有的信息都是通過閱讀得來的，也有人簡單化地認爲過去更好。

格羅斯比齊也提到這個問題，他說，“很多新生代從來沒有生活在過去的時代，只是從書本上學到，僅僅是簡單地選擇否定過去。”

三

布瑞索娃， 1989 年十三歲， 2019 年四十三歲。

經濟學碩士，公司職員。

那年我十三歲，不是很理解社會上發生了什麼，父母給我解釋。我感覺是很有趣的變化，需要一些時間去適應。

過去我們不能出國旅行，但父母會帶我們在境內旅遊，我不知道存在着出國旅遊這樣的選項，所以，也不覺得生活中缺少了什麼。那會兒市場短缺，沒有香蕉，橙子很難買到，甚至廁紙也常缺貨，但作爲一個十三歲的孩子，並不注意這些。對了，當時只有二個電視臺，我們只能看這兩個電視臺播放的節目，還有報紙、雜誌、廣播的所有信息，都是被過濾的。

過去我們在學校只學俄語，但恰好我們的老師會英語，所以，我們課後跟老師學。上高中的時候，學校開始有英語和德語課，這是我經歷的變化。

開放之後，去奧地利旅行，看到商店裏商品那麼豐富，非常震撼，但是，我們當時的貨幣不值錢，買不起任何東西，我覺得我們和他們完全是兩個世界。

我上大學學習經濟和國際貿易，那時候先有捷克斯洛伐克分家，後來都加入了歐盟，我感到困惑，爲什麼一方面我們一個不大的尚可運行的國家分開成兩個小國，而另一方面，歐洲各國卻在結盟。後來就算理解了吧，所有的一切都是政治的，好吧，政治家不真的關心人們在想什麼，但是看重他們所認爲的政治成就。

我認爲歐盟這個計劃是偉大的，但是人們必須看到很多事情並非公平地發生。十八、九歲的時候，我覺得歐盟將使歐洲強大，並使歐洲國家縮小相互之間的差距，但是後來發現，這只是一個良好的願望，這將不會實現。現在，我們看到，如此多的政治在背後，或者說，政治凌駕於一切之上。還有歐元，我覺得這個主意是偉大的，但是，它的實施，有各種問題，有各種力量希望操縱其中，完美的理想終究是不可能實現的。

當然，我絕對贊同，捷克必須是歐盟的成員，這點毋庸置疑。捷克是個小國，不能獨立於全球化經濟和政治之下。

這些年，隨着年紀，我越來越感到歷史的影響，比如民族主義情緒在迴歸在增長，很多人都恐懼來自非洲或者阿拉伯地區的移民，因爲歐洲太小，沒有能力承擔。

這三十年，明顯不好的是，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人，他們不關心社會。他們一邊追求自在的生活，一邊期待奇蹟發生，以爲成功唾手可得。碰巧的是，政治家的雄心也在期待短時間出效果，他們希望改變，希望有所成就，於是制定一些不切合實際但看起來正確的政策。

比如讓輕度智障兒進入常規學校班級，給予他們和其他孩子均等的受教育機會，這完全忽略了現實存在的差異。對智障兒來說，功課量是難以承受的；他們的行爲有可能影響班級的正常氣氛；需要給他們每個人分配一名專門的看護，而國家沒有那麼多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員。這都是現實問題，但人們被政治正確綁架，不敢說出真實想法。

這三十年，最明顯的好的情況，是全歐洲都全面地走向真正的民主制度，我喜歡民主社會，因爲我們可以爲自己負責。過去則有賴於某些人甚至某個人的決定，而現在我們爲自己負責，並且承擔選擇的後果，雖然無論如何都存在一些不平等，但是，我們可以在極大程度上自由選擇。

歐洲的民主形式很好，多黨制，可以有多種選擇，不是非此即彼，但是，也因此沒有明顯強大的政黨，總是組成多黨聯合政府，政黨之間需要妥協，妥協意味着很難有強力的政策。

總之，我們對生活是滿意的，重要的是我們有權爲自己選擇爲自己負責。

四

蘇珊娜•李， 1989 年十四歲， 2019 年四十四歲。

著名翻譯家、漢學家。

我記得很清楚， 1989 年對我來說，衝擊很大，社會發生了大事兒，但不明白大家爲什麼遊行。本來是很平靜的很好的生活，當然是有黑暗面，但是沒覺得需要革命。我父母不關心政治，他們也不是黨員，家裏從來不聊政治話題。後來電視臺什麼的都在說，我就明白了，接受了當時的言論。

個人來講，我就是很自然的，有一些機會，就利用遇到的可能性，順理成章地成長。我上的高中是非常好的學校，老師也沒什麼變化，都是很好的老師。我從小就學英語， 1989 年以後，大學在明顯擴大，招生很多，比如帕拉斯基大學的中文系也是那個時候設立的。我一向對自己比較嚴格，還是比較有社會責任感，國家提供免費的大學教育，既然上學，就應該好好學習，畢業以後幹一些對社會有用的事情。捷克有免費大學教育是非常好的，這個和過去沒有什麼區別和變化。以前對出國旅遊是限制的，但我那時候是小孩子，完全不涉及。正好年輕的時候，開始有自由出國的機會，我們去英國去奧地利，到處旅遊，這方面當然是自由多了。生活水平，對我來說一直在提高，我覺得捷克人的平均生活水平都一直在提高。

大社會的環境來說，我當然最懷念的是九十年代初期，那個時候不僅是捷克，全歐洲都是，非常開放、樂觀、自由，大家都是微笑的，對未來充滿希望。比如說我們年輕人，在馬路上打車，就有人免費搭我們，在車上聊天，非常舒服也覺得非常安全，和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不一定說現在不安全，但是人和人之間有不滿、有恐懼、有隔閡，也許現在是個成熟的狀態。有可能就像，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人，不管如何看那個時代，也會懷念比如當時在天安門廣場那種氣氛啊，大家都怎麼怎麼瘋狂。當然捷克沒有那麼瘋狂，但是你經歷過那種全社會的波動，而且是非常樂觀非常開心的，這就跟你愛上什麼人，初戀的時候，自己就很興奮。我那個時候正好年輕，感覺很陽光。當時去英國，作爲一個捷克的小姑娘，明顯感到大家歡迎你，願意跟你聊天，問你問題，聊捷克的古典音樂，好多話題。現在不一樣了，所以，當然，九十年代初期的社會氣氛是最讓人懷念的。

政治方面，受到父母影響，我關心的比較少。但瓦茨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對我們這代人來說，是偶像，到現在都是。我現在不太明白爲什麼有些人——不是不明白，理性地明白，但是我不接受他們對哈維爾的批評，爲什麼澤曼（Milos Zeman）或者克勞斯(Vaclav Klaus)或者其他黨派乾的事情都要哈維爾承擔責任，作爲總統，根本不是他的權力去幹涉那些。比如社民黨和公民黨籤的《反對派協議》，捷克當時兩個最大的黨派之間達成的政治互通，這是 1989 年以後捷克社會發生的很大的錯誤，對健康的政治發展是有傷害的，我覺得到現在社會都在受這個協議的影響。

現在我感覺到突出的問題，社會的公共言論一定要有底線，作爲公共人物，不可以隨便愛說什麼說什麼，第一天說過的話，第二天就說我不是這個意思。但現在這種好像很正常，大家都接受，胡來沒有帶來應該有的負面影響。要麼是我歲數大了，反正我不太願意接受。我希望這種情況不會持續很長時間，因爲不管是人與人之間，還是社會當中，是需要一定誠信度的。信守承諾，對自己說出的話做過的事負責，這是基本的道德準則，否則，世界就亂了。但是我相信，所有的事情都不是永恆的，不管怎麼說，過一段時間也許有變化。也許我們需要經歷這麼一個階段，才能成爲一個真正成熟的社會。

我覺得捷克的民主不是很成熟。民主制度，從理論上來講是成熟的，但是人的心理不完全成熟。捷克還是有人情關係，關係好就可以走後門，捷克需要做得更好，一方面制度應該迫使人們承擔自己的錯誤，另一方面是人的素質，制度需要由人改善。

我不覺得東歐和西歐的分界還有意義，尤其是捷克、波蘭、斯洛文尼亞等這些國家，距離西歐更近，但是，肯定有之前留下的痕跡，到現在都還沒有完全結束它的影響力，因爲它的影響在每個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之中產生。

斯拉夫民族情結，從歷史的角度肯定是有的，現在全球化對每個人的心理影響也比較大。但是，二十世紀那些血緣種族關係的觀點基本都被否定了。我自己不認爲我是斯拉夫人或我是什麼，我認爲年輕人不太會去這麼想，包括大家到處旅遊，會發現人和人沒有多少不同。我覺得年輕人、我的圈子裏，民族問題不成爲一個話題。當然我知道，所有的國家都有保守派、民族派，我還是希望民族主義不會成爲很大的問題，我們已經有歷史教訓了，這不是我們要走的路。

另外，如果從理性的角度看歷史，你就會看到，每一次捷克、捷克斯洛伐克，親東方和俄羅斯的時候，結果都不怎麼好；和西方關係好的時候，我們的發展都比較好。當然，這是從理性角度，民族意識不是理性的事情。

我對年輕人感覺有希望，九零後肯定是，八零後可能也是，他們更有勇氣敢去闖敢去犯錯誤。

五

米哈爾•科貝切克，1989 年十五歲， 2019 年四十五歲。

歷史學家，研究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思想史和政治史。

1989 年，我積極地跟進發生的事情，雖然只有十五歲，但我已經在想，我不喜歡當時這個國家的狀態，希望民主革命，我在 1990 年代成長，這也是我的青年時代，享受着當時的自由。當然，自由也會帶來問題，這是事實。但，我們還是更加希望自由的環境，我希望這個國家繼續保持。

敵對和戰爭的時候，需要強有力的體制，對於和平年代，因爲社會是多樣化的，多樣化是最可貴的，而任何極權都無法解決所有的多種多樣的問題，沒有比民主制度更好的方式，能令人們所有的興趣和觀點相遇相斥，在反對和爭論中獲得進步。

作爲一個公民，對這三十年的評價，我認爲加分多於減分，正面多於負面。

很多情況對於捷克社會、經濟、文化是好的，負面的情況，比如貧富分化，以民主制度作爲基礎，在民主政治環境中，左翼應該努力發揮作用。我們是一個富有的國家，不應該有流落街頭的人，社會可以提供更多幫助。政府不能強迫人們的行爲，比如有人就想住在街上，只能由他去。但是，應該給他們提供更多的機會和可能。

我真的認爲歐盟是一個難以置信的、雄心勃勃的市場自由和民主政治的結合體。作爲歐盟的公民，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只要不影響他人的自由，市場經濟、市場效率、政治民主和政治個人自由，這是歐盟公民的元素。歐盟的確需要有一個能夠有效做出政治決定的機制，但這是很困難的，民主本來就有這個特性，而現在我們是二十四個民主。當然，當英國離開之後，我們很快就是二十三個民主。如何集中二十三個民主，在歐盟的民主層面上做出決策，這是非常令人興奮的計劃，我不知道如何能夠達到，但是，我仍然相信歐盟。

作爲歷史學家，我必須說，這一段歷史時期，是我們歷史上的重大轉折，社會有突出的變化。

首先，是完全的政治轉型。我們有多黨制的民主政治，我不是說這是很奇妙的，的確存在很多問題，民主是有代價的，需要支付。但這是開放的體系，很多政治論題、很多政黨、很多政治勢力互相爭奪權力，這種競爭是可見的，發生在公衆視野之下，在公衆討論之中，在議會中戰鬥，在媒體中戰鬥，這就是政治上的變化，開放的社會，開放的民主競爭制度。

其次，是完全的經濟轉型，完全改變了經濟運行的邏輯，有製造業經濟的轉型，對企業實行私有化。三十年之後回頭看，我們和西歐、全球市場經濟兼容，這意味着我們非常融入歐洲和全球的資本經濟，這同樣意味着現在的經濟對比三十年之前非常有效，也十分可敬。我是說，因爲經濟非常開放，而我們國家很小，經濟量很小，非常依賴於德國經濟、歐洲經濟、全球經濟，也容易因此受到衝擊。但比如當面對2008年的金融危機，捷克做到這個程度，是十分值得敬佩的。

國家組合與地緣政治上的變化， 1989 年我們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 1993 年我們分開成爲獨立的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共和國，現在回頭看，我可以說這是好的。特別是捷克和斯洛伐克並沒有比如巴爾幹國家之間那樣的敵對歷史。分家後我們都加入了歐盟，這給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地緣政治情況帶來了很大變化。我們成爲北約和歐盟成員國，這些都是 1980 年代沒有人敢夢想的事情。我們所在的地區曾經是蘇聯統治的範圍，現在迴歸成爲西方的一部分。

社會的變化，從三十年前推崇平均主義的社會，轉變之後，產生了社會分化。對於民主社會自由市場，平均主義未必是壞事，但如果社會基礎是平均主義，那會付出昂貴的代價。所以，我欣賞三十年前那段歷史的局部，但不欣賞其整體。社會主義或者國家社會主義的理念，是不應該有在街上生活的赤貧者，把無家可歸者的數量維持在最低值。我認爲捷克的體制，以及歐盟的體制，具有相當的社會敏感性，不像英美，歐洲大陸國家試圖在一定的福利規劃中納入最貧窮的族羣，使他們的生活具有更多可能性。

泛泛地說，這三十年發生了難以置信的變化，因爲我們改變了政治，改變了地緣，在一定意義上改變了文化，改變了社會，改變了經濟。用研究者的話來說，這相當於三倍、四倍、數倍的轉型，這的確是在我們直接可見的範圍裏最大的轉型，這是非常有趣且值得研究的階段。

作者簡介

韓葵，北京中學生通訊社首批百名記者之一，畢業於中央財政金融學院（現中央財政金融大學），在布拉格生活二十多年，經營公司並從事文化交流，曾兼任鳳凰衛視特約記者。工作之餘，用文字記錄在捷克的觀察和體驗，曾爲《世界博覽》、《看世界》等雜誌供稿，並出版有散文集《落草波西米亞》、《布拉格 布拉格》等。捷中國際文化交流協會和布拉格中國作家居住地的聯合創辦人。

她說：“我在捷克生活了二十多年，先生徐暉甚至親身經歷了捷克斯洛伐克分家。捷克一國不能全權代表 1989 年發生劇變的前東歐國家，但算是一個角度，也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們印象中九十年代空氣比現在更好，下雪也多，現在已經好幾年不需要掃雪了。那時候經濟單調、市場單一、商品短缺，政府提供寬鬆的環境，吸引廉價的快貨滿足社會需求，也給相當一部分華人經營者提供了機會。現在購物中心、品牌小店林立，市場明顯成熟多樣；網絡上能看到各種各樣的活動通知；年輕人不僅參加本地的活動，還會跟着芝加哥、倫敦時間，觀看感興趣的直播；人們在重要紀念日、在表達訴求的時候湧上街頭……新生代已經締造了他們的常態生活方式。舊的印記，可能還存在於一些意識不到的角落，但生活好像從來就是這樣，也本該如此。”

題圖爲電影《飛越瘋人院》劇照，來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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