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發研究所”最近一條活動通知的標題是《Simon Wald-Lasowski 藝術家講座 & 告別黑芝麻胡同》，活動介紹中寫道：“激發研究所誠摯地邀請您於本週六（3 月 30 日）出席 Simon Wald-Lasowski 的藝術家講座。與此同時，激發研究所因不可抗力因素即將告別黑芝麻胡同 13 號。”

激發研究所是一個藝術策劃平臺。它在 2011 年時搬進北京黑芝麻胡同，但激發研究所的前身移動劇場（Theatre In Motion）從 2008 年起就開始策劃相關藝術項目了。當時的活動組織人只有建築師陳淑瑜和來自比利時的漢學家 Els Silvrants-Barclay 。項目多是讓歐洲和中國的藝術家進行交流交換，更關注身體表演和社會空間介入等藝術項目。

“激發研究所”這個名字是在 2010 年啓用的，當時激發研究所的負責人在 2011 年時偶然發現了這個三進的四合院，於是就向煤炭部租下了這個地方。院子裏一間正房被改成了大家集體工作的區域，又加蓋了一下旁邊的屋子，改造成了一個兩室一廳的公寓，以供駐地藝術家短期居住。公寓旁的芝麻空間原來是一個鍋爐房，衚衕裏的供暖系統被改變後那間屋子就空了出來，他們發現這個屋子挑梁很高，適合做展廳，所以就把它改造成了現在的芝麻空間。

這個院子已經有 300 多年的歷史，最早是四川總督的宅子，民國時期是外交大臣住在這裏，建國後才一直在歸煤炭部管，有點像職工家屬院的感覺，所以除了激發研究所，這個院子裏本身也有很多居民。而激發研究所的活動一直都對外開放，有時候院子裏的居民也會感到好奇，過來看看展覽，參加活動。

這個獨立藝術空間幾乎沒有可被明確辨識的標誌，按照展覽信息給出的地址能鎖定激發研究所在衚衕裏的哪一個院子。對於沒去過的人來說，院子裏時斷時續的影像配音有時能導向芝麻空間的具體位置。

10 年間，激發研究所作爲藝術平臺開展了 45 個駐地藝術家的創作項目，也舉辦了多場非營利性的放映會、講座和讀書沙龍活動。從表演到裝置藝術，從社會公共空間介入到人類學、社會學知識分享，這裏似乎總能容納比想象中種類要多的文化藝術活動。

激發研究所一個典型的工作方式，即不只限於協助藝術家展出藝術作品，而是能從合作的角度和藝術家交換想法；不只和成熟的藝術家合作，也多向年輕的藝術創作者開放。

激發研究所的負責人之一胡偉曾這樣解釋激發研究所，“我們想營造一個平臺，藝術家朋友和藝術愛好者可以聚集在這裏，產生討論的可能。成員們運營的過程中也在學習，不斷完善理論，和藝術實踐相互補充。”

2018 年 12 月 29 日到 2019 年 1 月 3 日期間，Dennis de Bel 的展覽《“摟着點兒您”——蹲在頻率、面部識別和糞便之間》在激發研究所的芝麻空間展出。

這個作品的靈感來源自 2017 年北京天壇公園爲控制遊客的衛生紙使用數量而安裝的人工智能廁紙機。藝術家 Dennis 在北京駐地創作了 6 個月，在作品展出時，天壇公園裏裝配的所有的自動控制廁紙機都消失了。

因此，他在展覽中展出了自己創作的“山寨人臉識別廁紙機”邀請觀衆親身體驗這種人機互動過程。藝術家想以此探討“遺留技術、意識形態、語言和代碼如何一同造就了我們當前的技術現狀，以及我們的身體如何被重重不透明的技術簾幕所間隔”。

激發研究所的另一個負責人宋軼在解釋合作過程時強調用“幫助”來形容不太合適，因爲幫助這個詞有點“重”。“我們都是年輕人，所以說不上有那麼重的幫助，這只是因爲我們需要這樣的氛圍”。宋軼說很多年輕藝術家的作品不見得只有時機成熟了才需要被展出，因爲對創作來說只有不斷被展出纔有助於創作者自己的調整。

2019 年 3 月 1 日，青年藝術家寇塔的個人項目《丿皿》在“激發研究所”的芝麻空間開幕。

離門最近的那堵白牆被用來展示影像。影像從醫生爲病人放血開始，也呈現了血液在人體內和體外的不同形態。創作者自己爲影像配音，以血液的不同形態做了很多比喻，畫面成爲一種象徵，主要是說血液的流動變化和死亡之間的關係。

激發研究所的負責人之一宋軼評價這個項目說，“優點是藝術家能把自己敏感的地方處理得比較到位，影像裏材料的質感也把握得不錯”。

除了創作者的身份，寇塔同時也是激發研究所現在的工作人員之一。至於缺點，宋軼也會歸爲藝術創作者的經驗問題，“因爲她是年輕藝術家，有自己的隱喻和理解，但一些與此相關的感受還不是特別清晰”，像這樣的評價，宋軼也會等到整個展覽結束後再去和寇塔交流。對激發研究所來說，創作出來顯然比創作出了什麼重要，這是目前會出現的問題，但也應該在下一次的創作中由創作者自己去解決。

激發研究所現在的工作人員主要是是胡偉、戴西雲、宋軼、寇塔和蔡昕媛 5 人，分別具有影像創作、藝術策展和寫作等不同藝術創作背景。胡偉說現在的激發研究所更接近於一種集體的工作方式，沒有刻意的去規劃分工，誰有自己的想做的部分和具體的想法都可以提出來，然後大家再來一起討論怎麼去推進這個項目。

國內青年藝術家創作的作品，胡偉說印象深刻的項目其實挺多的，以2018 年年初時激發研究所和麻劍鋒藝術家的合作爲例，麻劍鋒不在常規的材料上作畫，激發研究所瞭解後覺得很有意思。

當時正在過年，芝麻空間正好有一個空檔期，激發研究所就把這個空檔期給了麻劍鋒。在那個階段，芝麻空間就成爲了他的一個工作室。麻劍鋒則直接在展廳裏開始工作，最後呈現出來的作品很有“過程性”，他也嘗試了自己之前從沒嘗試過的影像形式。胡偉說，“我們還是希望藝術家在這裏可以放下一些包袱，做一些他想過但從來沒做過的事情，這樣就挺有意思的。”

在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1 月間，來自澳大利亞的藝術家 Tessa Zettel 在激發研究所主持了一個“非正式”的以“滅絕”爲主題的讀書小組。

讀書會在此期間一共舉行了 10 次，Tessa Zettel 選取了研究者Thom van Dooren的《飛行方式：滅絕邊緣的生死》（Flight Ways: Life and Loss at the Edges of Extinction）和文章彙編書籍《滅絕研究：時間、死亡和世代的故事》（Extinction Studies: Stories ofTime, Death, and Generations）作爲讀書會的主要閱讀書目。Tessa Zettel 嘗試以這樣的形式和大家一起探討“第六次全球生物滅絕危機”的相關問題。在這 10 次活動中，藝術家和參與活動的讀者們去到了蘇州動物園“拜訪”了全世界僅存三隻的班鰲和麪臨滅絕危機的華南虎，也去到了北京南海子公園一起看麋鹿。

胡偉回憶這次活動時介紹說，Tessa Zettel 的寫作能力很強，也瞭解很多批判理論，能直接提供很多最一手的資料。但也是因爲這個原因，對於很多讀者來說，這其實也挺難“代入”的。這個活動最開始時參加人員的流動性很大，很多人來了幾次就不來了，但因爲持續時間長這個活動最終還是找到了一個參與的固定羣體，最後幾次討論竟然也很深入。

胡偉說，“跟科研不一樣的地方是，她希望從植物和動物裏找到一些能把人文性和神話性結合的部分，從而給藝術家提供能進行創作的養分，這跟單純的環境保護主義也是不一樣的。”

激發研究所和什麼樣的藝術家合作沒有“標準”。當有項目主動找到激發研究所時，這個“有意思”或許就是一種直覺，而非要說一個可以被衡量的感受的話，“嚴肅度”和“真誠度”是激發研究所比較看重的東西，只要能感受到這兩個特點，不是太帶有明顯獵奇視角，製作成本也不會太誇張的作品就都會被考慮。“我們不是說要進行一個很嚴格的基礎選拔，最後挑出一個更好的”，宋軼說在北京爲精選出來的作品提供展示的空間還是挺多的，但能容納藝術家嘗試性、實驗性作品的空間就比較少了，更重要的事情是先把這些想法呈現出來。

2017 年 7 月 9 日到 7 月 14 日期間，藝術家 Johan Kleinjan 的展覽《定點爆破》在激發研究所的芝麻空間展出。 Johan 原本是一名繪本創作藝術家，在北京駐地的 4 個月時間裏，他穿梭在北京的各個衚衕和社區裏，描繪了一百多張形色各異的人物和建築物。

展覽裏除了他在此期間創作的畫作，Johan 還製作了一件建築裝置作品。他在北京期間正好時“拆店修牆”政策實施階段。他把這種進展與前往北京老舊的“共產主義大樓”的經歷相結合，在芝麻空間裏建造了一個等比例縮小的高樓，並且在開幕期間通過表演的方式使其崩塌。展覽預告中這樣解釋了這件作品，“這個表演性的姿態最終實現了他童年希望實施的一場定點爆破的夢想，同時也展現了藝術家對當下北京的觀察”。

比起影響力，芝麻空間的存在更像是一種活力。

激發研究所的主要運營資金來自國外藝術家過來創作的藝術基金的支持，這些收入只做好藝術家的駐地沒有太大問題，但如果想額外做一些項目，就總要額外去找一些資金。而另一個所有獨立藝術空間都有的難點是，獨立藝術空間在國內所處的沒有身份的境遇。

“說白了就是三無產品或者是沒有身份，這就會導致你處處受到限制”。宋軼解釋說，國外有非營利空間，但在國內普通人承不承認這個東西得先有一個相應的政策，“不管這個政策是爲了規範你的，還是爲了支持你的。”

這實際上就是在“逼着”讀藝術空間在國家機構和商業機構之間選擇一種身份。宋軼說變成國家機構是基本不可能的，但要變成商業機構就要爲了不斷地去掙錢，而捲入到商業競爭的遊戲規則中去。“這本身就和非營利空間的初衷相違背，所以具有這樣一種社會壓力”。而沒有身份的情況則會讓獨立藝術空間很脆弱，難以做出長遠的規劃。

但目前激發研究所遇到的最着急的問題是，他們收到了物業公司的通知，要收回北京二環以內的所有公租房。所以這個 8 年前租下的小院也纔要在 3 月 30 日向大家告別。而芝麻空間展出的那個《謝燚個人項目：V-Ray成竹 – 具體的排演》就是激發研究所在黑芝麻胡同的最後一個展覽了。在展覽裏，謝燚用繪畫的形式探討了“藝術實踐中的勞動”這一話題。

宋軼說，二環以內的房子是肯定不會再找了，因爲被收回的風險也很大。但二環以外就都是商鋪了，798 藝術區又有點貴，最終會落在哪裏現在還沒有一個頭緒。

“一個城市不能只有物質，沒有精神生活，精神生活也不能全都是‘國家大劇院’的東西。一個城市不能給出生活在其中的人豐富的精神生活的話，人就很容易生病。”宋軼說。

題圖和文圖 由激發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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