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夏， 24岁的地下党员赵幼芷受上级派遣，打入国民党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做中文打字员工作。她的任务是：准备长期埋伏，搜集敌人的一切活动的情报，尽可能破坏敌人的反动活动计划。

稽查处在形式上是警备司令部的一个机构，并服从它的指挥，但实质上，它是军统头子毛人凤的保密局直接指挥的特务机构，执行保密局的一切指令，是敌上海反动机构的“心脏”。

赵幼芷打入稽查处后，即着手了解周困的环境和人员的出身、个性、特点、反共程度，并研究怎样适应这样的环境。

由于她过惯了学校生活，单调有序，现在成了一名“军人”，要适应国民党社会的尊卑意识，必须伪装自己。

一方面，年轻漂亮的赵幼芷装扮出“摩登小姐”的模样和作风，例如爱看电影、爱玩、讲究服饰等。另一方面，她又把自己的个性表现得老实、单纯、容易接近，但又爱管闲事，有时还耍点小脾气。但在工作上却表现得非常认真负责、积极主动，打字的速度既快又准确。

一段时间后，赵幼芷便取得了二课课长、股长、缮校室主任等上司的好感。过了一段时间，她又按照组织上的安排，介绍了另一名地下党员、22岁的漂亮姑娘柳茂才进入稽查处“潜伏”。

缮校主任喜讨好上级，邀功请赏，贪小便宜。针对此人特点，赵幼芷和柳茂才还代他抄写急件等，帮他得功。由于她俩“忠心耿耿”的服务，打字质量又好又快又无误，情报课的每年情报总结由副课长直接请她们打印，不少原来不经她们手的材料“主动”送给她们，以至连一些课长、股长的私人信件亦常请赵、柳二人打印。

在稽查处内部，有一个《保密防奸条例》，由其内部的肃奸组专门负责执行。《条例》中对付和防止“共匪”打入，主要是要求所有工作人员遵守法规，制订循环监视办法，指定专人任秘密督察，负责小单位内被监视者的言语行动，随时检查办公室抽屉及宿舍。并要每一工作人员实行连坐，每星期汇报一次等。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工作，等于天天是在老虎嘴里过日子。赵幼芷下定决心，不怕危险、沉着坚定地坚持斗争，严格遵守组织规定的纪律，努力完成组织上交待的任务。

赵幼芷在稽查处搜集情报的主要手段，是充分运用一架打字机。“打字员”是个极普通的职务，在稽查处的军衔最高也不过是个中尉。可坐在这张打字椅上，不断地敲着打字机的机头，就能获取到上呈保密局，下发警备司令部各处和各区稽查大队，以及送发给警察局、工福会等有关反动机构的公文，能比较全面真实地了解敌情动态。

赵幼芷和柳茂才打入敌特内部工作的两年时间里，获取了数百件绝密情报，其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以下几类：

1、重大专案的绝密情报，比如：新四军在上海的主要贸易机构上海“大华公司”，被国民党警察局和稽查处破坏的前后经过及结案报告。其中有原系苏中地委书记金柯被捕后叛变，带领稽查处特务捕捉该公司上海负责人忻元锡的重要情报。赵幼芷将其迅速转给组织上，通报有关方面发出警报后，忻元锡未遭逮捕。这一情报的底稿，还为解放后江苏省高级法院捕判金柯死刑，提供了有力罪证。

2、直接指向中共在上海活动的绝密情报，包括逮捕中共人员呈报保密局之代电及名单，历次破获中共人员名册；稽查大队拘押人犯的报告等。

3、有关于稽查处自身情况的情报包括：呈报保密局关于稽查处情报工作概况；呈保密局的关于稽查处年度工作年报；稽查处各级人员名册；稽查处各级人员照相底片及稽查处历任头子及各级人员大张照片等。

4、涉及敌潜伏布置的情报，包括：保密局派员疏散名册；稽查处官佐伪造国民身份证之化名名册；各稽查处大队官佐化名名册等。

5、其他如“淞沪警备地区工事构筑要图”、每月召开的敌“党、政、军、警、宪、特的联席会议记录”，敌内部发行的“旧日情报”等。

1948年后，在赵幼芷之前打入稽查处的付亚娟被叛徒过烈民出卖而被中统逮捕。第二天组织上得知此消息，感到情况非常严重，认为付亚娟虽是被中统特务所捕，万一她在稽查处的身份暴露，后果将不堪设想。为此，当晚地下党直接联系人陈来生与赵幼芷悄悄见面时，要她和柳茂才立即撤出稽查处。

当时赵幼芷考虑到“中统”与“军统”是有矛盾的，这两个机构对逮捕的人是互不通气互相保密的，只要付亚娟自己不暴露，稽查处未必会知道。如果赵幼芷和柳茂才二人突然同时撤出，反而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同时亦就从此失去这个获得重要情报来源的阵地。

赵幼芷向陈来生提出，柳茂才比自己年龄小，家有老父老母，不如暂时找个借口躲避一下，自己则坚持工作。

经反复研究商量，最后陈来生同意赵幼芷这样做，并商量好措施对策，准备好万一被捕时的口供，停止用文字收集情报的方法，不给敌人抓到任何把柄。一旦付亚娟身份暴露，她俩就立即撤退，不要犹豫。

按照这一指示，赵幼芷暗地里做好撤走的一切准备，表面上仍一点不动声色，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但当时情报课内有那么两三个特务，似真非真地好几次说：“柳小姐怎么没有来上班，是不是到四明山看她娘去了？”又说“柳小姐是四明山派来的”等等。

赵幼芷故作镇静地有时也似真非真或开玩笑似的给以还击：“你吃饱饭拉三句不离本行”，“还是去问问你自己吧，当心点”。

看赵幼芷毫不在意的样子，特务们没趣地走了。

一段时间后，确定敌人没有发现付亚娟被捕。付亦以“逃婚”为由来信辞职，这段危机总算过去了。不久柳茂才也来复职。坚守阵地的目的实现了。

上海解放前一星期，稽查处的主任秘书，特地找她们去谈话。起初她俩还有些紧张，担心被发现了什么，便互相鼓励要保持最后的镇静，不动声色。

一见到她们，主任秘书一开口就带有威胁的口吻说：“你们是否跟我们一起去台湾？”

赵幼芷和柳茂才互相看了一眼，都说：“我们是女的，家里的父母舍不得我们走，不能去台湾。”

主任秘书又说：“你们两位在稽查处工作这么长时间，知道的情况很多，如果共匪来了，你们不能向共匪提供什么情况，否则你们当心点，我们有人留在上海的。”

赵、柳二人回答道：“我们不懂什么别的，只想赚点钱用。”

谈论很快结束，她俩回到办公室嘘了一口气，恢复了正常状态，继续留在早已在混乱中的稽查处。

1949年5月24日下午，解放军已到达龙华，赵幼芷和柳茂才一前一后离开了那已不存在的特务机构，与陈来生会面，宣告她们终于坚持到上海解放的最后时刻，完成了上级交给她们的潜伏任务。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