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的新書《方島》《輕寒》《碗》,書寫了作者早年在東北農場的知青經歷和少時聽父親所說的家鄉往事,書寫了複雜、曖昧的記憶。在2018上海書展期間舉行的文景藝文季上,作家金宇澄說他很感謝文學,讓自己可以把很多無用的事情記錄下來。

活動現場。 本文圖片 任強 攝

新書:保存無用的記憶

《方島》:北方記憶

金宇澄:1986年,上海作協辦了首屆青年創作學習班,把我們大家拉到寧波附近一個山裏邊,半個月。結束時候必須交一個小說出來。有天晚上我就寫了《風中鳥》這個小說。小說寫了什麼?我那天晚上不知怎麼想到,還是聽有人聊到了棺材。棺材這東西,城市人,尤其上海都是火葬,根本不知道怎麼個講究、怎麼個做法。但我當時在東北,是20歲的時候吧,在我們那個農場,如果今晚有人要死了,醫生就得通知木匠,趕緊加班做棺材,這種加班的場面,我經歷過多次。

中國棺材和外國棺材完全是兩回事,價值觀也是兩回事。我印象中的中國棺材,幾乎是給外人看的,就是它的底板都特別薄,最厚的是一個蓋子,有錢人,蓋子會非常誇張非常之厚。當然農場的棺材都是極薄的白皮棺材。

這小說寫的,就是年輕人加夜班做了棺材,要死的病人卻搶救過來了。這個棺材就擱在木匠房門口,風吹雨打,這個階段一直沒有人死,棺材就越來越醜陋,板縫都裂開了。剛開始大家可以坐在上面聊天打牌,之後就在裏面養雞養鴨,慘不忍睹。年輕人後來發現,周圍身體不好的、年紀大的人特別注意這棺材——農場的規矩就是,接下來誰死,這棺材就是他的。對於年輕人,這是個非常難看的大板箱子而已,對某些人來說,就是歸屬。

小說寫“我”當時做木匠,很多女青年來找我做小板凳,我就很煩。有一回看見很遠有兩個女青年過來,“我”就躲在棺材裏了,她們走過來說,這個小南,怎麼忽然不見了,棺材有不少裂縫,我躺進裏面,蓋上了蓋子,忽然就笑不起來了,一種難以言說的感受,等於你是一個死人,通過棺材縫子,卻看到了人世,後來看見了兩個女孩子的尼龍襪子,她們的腳踝,看見青草,看到了陽光,這感受是小說裏抒情的一小段,表明人多麼恐懼這種黑暗,你眼中的光明和你平時看到的完全不同。

所以這個小說到最後,年輕人發現不少上年紀的老人,都非常害怕這個東西,並且掩飾這種恐懼,有時是在半夜,會發現一個老頭蹲在棺材附近……小說結尾就是:本地有兩個老人都已經彌留,都已經差不多了,但醫生髮現,這兩人誰也死不掉……小說是在這地方結束的。這是我中短篇小說集《方島》其中的一篇。

《輕寒》:江南曖昧的細節

金宇澄:《輕寒》是1990年發表在《收穫》的一個四萬多字中篇。按現在說法,是個抗戰題材。但它裏面基本沒出現日本人,實際是講的一個在日本人佔領時期中國人的故事,他們怎麼互相爭鬥……背景爲江南小鎮,有各種元素,有三角戀、有懸疑、有驚悚的情節細節。在那個階段我特別研究了江南小鎮,故鄉黎裏這地方的方方面面內容,所以後來再寫《回望》時,對我的幫助非常之大,我對故鄉的瞭解,就是吳江這麼一個小鎮,也有更復雜更深奧的一個內涵在。

小說最特殊的一個橋段是,我聽父親說,淪陷後鎮上做的一件最丟臉的事,日本人駐紮在黎裏附近的平望,要鎮上維持會送女人過去,鎮維持會商量來商量去,最後把鎮上幾個最無依無靠的尼姑用船送到平望。這天早上,全鎮都聽到女人的哭聲,小船穿過一個一個橋洞,這個聲音從弱到響,從響到弱,這個聲音影響了幾代人,當地應該有很多老人都知道這事,對於我來說,也是一直不會忘記的這種追憶。這小說或者這個小鎮,都沒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都是在細節上給人以複雜的滋味。不像一般的說要宏大敘事或史詩或者什麼。江南味道,只在細枝末節,所以這部分,也恰恰是我最注意的內容。我喜歡的題材一般都小,包括《繁花》都是一些接近市民的內容。

在我印象中,江南小鎮顯現的是某些有意味的細小特徵,或者說,它都是那麼具體,但又那麼曖昧。記得陳丹青說,午後的江南小鎮,給人一種“偷情”的印象,大致這麼一句話,傳遞了某種曖昧,眼前是曲折安靜的小巷,是很多緊閉的窗,卻不知窗裏在做什麼,是不是沒有人,有時卻飄來了評彈的女聲,氣息清淡,也是濃郁,給你有了很多想象空間,不是北方相對敞亮的那種建築感覺,是一種曖昧。

到我現在這個年齡,看人或者看生活,越來越看不清楚,這也許是我和其他作者的想法不同的地方。對於人際關係,我越來越看不清楚,它會有無數可能,你將非常難以定義,或者說對有些寫得特別清楚的內容,我就會特別懷疑。做編輯我做了很多年,我覺得小說要留更多的空間,給讀者更多的想象——我面對的是現在的讀者們,當前是中國曆朝歷代一個最有文化的時代,從寫《繁花》階段天天與讀者交手,我知道的讀者是洋洋大觀,比我懂得多,他們走遍世界,藏龍臥虎,愛好廣泛,並且有那麼細化的興趣分類,這是我在青年時代不敢想象的事。

我一直在懷疑我過去所喜歡的,或者過去我們所推崇的過去的小說。一個是,當然我們現在不會再那麼仔細地、像我青年時代那麼大部頭地看過去的小說。另一個,這樣的小說是不是已經不能滿足我們了?因爲那時代的讀者,沒有那麼多信息量,沒那麼多的故事參照分析力,需要的小說也就得非常詳盡,面面俱到。而現在來說,作者把人物內情寫得越詳細,讀者可能越早就會判斷到——它有各種問題,因爲他們閱人無數,他們有這方面或那方面的豐富經驗。

現在再看《輕寒》這樣的小說,我雖然環境寫得具體,但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上,我幾乎已經忘記,難道那時已經覺得不該寫到明白?使這些故事鏈,保持了彈性,期待感十足。就等於說,我這個作者在場,但是看不清楚,顯現了明顯的曖昧,就是某一種我不瞭解的,我確實不完全瞭解的狀態——確實如此,即使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根本不知道他每天的細節和活動,他心裏想了什麼,我知道1/10也難。

曖昧我覺得可能是一個永遠的主題,再過五百年,可能人類會更曖昧,人將越來越不知道他人的真實是什麼,那時每個人都通曉得更多吧,但也將越來越個人化和私密化……隨着社會的進步,保護私密的要求也就會更水漲船高,人一直就是這樣千方百計努力的——人的兩大特點,一就是千方百計打聽別人的事,八卦。另一個是,千方百計保護自己的隱私,這總是一個矛盾,在這種情況下,肯定也就是“曖昧”兩字的不斷擴展,是必然結果。

《碗》:對於死亡的無功用記述

金宇澄:我的青年時代和各位不一樣。那時,我的同齡人死了一些,一大羣人朝夕相處的特殊情況,在這種相似的環境裏,所謂的死亡卻非常不同,記憶深刻。

到了我現在這年齡,同夥當中也有不少人已經離開了。我只知道:人臨死時的樣子完全變了。我跟好幾個朋友都有過這方面的談話,比如原本他掙了很多錢,有很多房子,很有成就,一旦知道即將失去生命,也立刻覺得非常虛無,因爲這一切的東西都不能帶走了。比如會問我說,人有什麼東西可以最後帶走啊?我說這我不知道。我心裏這麼想,因爲我沒有死。我說,你自己的第一個感覺,是什麼東西可以帶走?比如他說,覺得只有自己對某個人的所謂感情,可以帶走。想想在生命中,遇到一個什麼樣的人,想起來了,現在越想,越覺得有意思,這是非常實實在在的記憶,栩栩如生的記憶,是可以帶走的——這就是人與人最重要的關係。除此之外的錢財等等,就一個數字而已,這些是根本不行的。有的人躺在醫院裏問我說,是帶走我曾經的感情嗎?可惜啊,這一塊什麼也沒有啊。也有人很是慰藉,很花心地喃喃自語,想一想也就算了,覺得本人的這輩子很值了……這就是人千變萬化、即將離開時的一種態度。

但是這些東西,我覺得只能表現在腦海裏的,或者是文字裏的豐富,或者說,記憶的,文學記錄的都是沒有用的東西,它不是一種物質,也不會產生一種摸得到的效益,沒有辦法留存,寫作是起到一個玻璃罩子,一個保存的作用,像一個標本,告訴大家,人的過去像一陣風,一陣雨,他們的要求多麼特別,人的行爲和表達,多麼複雜,要死的時候,可以說那麼多話。

我在《碗》裏寫了一些經歷,比如我20歲在黑河,有個老頭是廣東人,他要死了,打電話來說他要喝甘蔗水。這是在1970年代東北大雪之夜,他的老朋友也是廣東的,多年前他們從廣東發配來黑河的。他朋友放下電話說,這個老頭子是昏頭了,這裏不是廣東,哪裏去弄甘蔗水?只能這樣,小金,我這裏呢有一點白糖,就代我去醫院一次,給這個老頭送一點糖水。我對這事的印象特別深,他牽來了一匹馬,外面大風雪,我穿了很多的衣服,騎上馬,順着電線杆有8公里路,就是順電線杆跑,沒有路,大雪天騎馬特別難受,馬蹄會把雪刨起來,胸口,臉上都是雪,把糖送到老廣東眼前,他立刻就死了。走出醫院,我發現馬已經跑回去了,繮繩沒繫住,老馬識途。

這晚上我特別難受,我覺得唯一的收穫就是,你還能把它記下來,如果對於一個不能把它記下來的人,幾乎是在做一件根本沒有價值的事,價值就是跟朋友說一下,價值應該是讓讀者知道,我真的非常感謝寫作,做了很多無用功的事,但可以把它記錄下來。

金宇澄

作者繞不出少年時代

金宇澄:各花各愛,文學有非常寬泛的內容,但有些是萬世不變,每個作者的面都是窄的,每個人只能取世界的一小部分。對我來說,我知道不能一直往前跑,一直向前,我什麼都懂,就是小熊掰苞米,以爲前頭會更好,一邊走一邊扔,最後只剩下兩個,小熊要找到熟悉的地方,坐下來大喫一頓纔好,意思就是作者不會有更多可能性,只有某個區域我可以發言,每一個作者最大動力源就是少年時期,很難跨越、繞不出這一塊,繞出去都陌生。

如果寫陌生的東西,結果可想而知,只有寫最熟悉的,纔可以跟別人有所分別,因爲這是我自己的經驗,如果寫別人熟悉的東西,一定就是模仿了,或者是按照他人的範圍來做,別人一看就覺得,一點新鮮感都沒有,你無法走出這一步。

常常以爲有一些內容,自己的已經寫過了,寫了兩篇了,要寫別的了。而實際兩篇或者二十篇只是剛剛開始,不能輕易走過。越往前走也就是“文學的盡頭”,這一塊熟悉的地方,肯定就是你的地盤,會慢慢滲透出來屬於你自己的材料,但你以爲已經寫過了……所以剛纔有記者問,關於東北記憶的小說,會不會還要寫?我說這可不知道,但這些是我的範圍,說不定哪一天像寫《碗》這種書,有什麼事情激動了我,就會寫的,現在很難說,我不是有計劃的人,但知道什麼是我熟悉的地盤。

站在人生的角度看

金宇澄:人生境遇,《方島》和《碗》相隔了好多年,卻是接通的,都是當年遇到的這種值得一寫的內容,可以告訴讀者,人生是怎麼回事。

曾經認識一個老漢,專門硝各種皮子,比如一張狐狸皮,經過手工方法,從生做到熟,最不是人乾的活,臭得無法呼吸的環境,在農場屬於地位低微的工作。當年我師傅帶我去,說這老漢過去叛變了革命,爲什麼叛變?受不了刑罰。當時抓起來上刑,脫下褲子,燒紅一塊方鐵,紅到發白,把這塊紅鐵放到他的屁股上,這塊鐵立刻冒油煙就沉下去,他立刻就招了。(我師傅)走進去皮鋪子裏面說:“老王,當年怎麼叛變革命的,把褲子脫下來看看。”這人習慣了,立刻脫下褲子來,屁股上四四方方一個烙印,之前我們常常熟讀“烙印”這個詞,但是沒見過,農場的牛馬到了一定年齡烙印編號,不是人,看不到人的表情,而這個情景,是很難解釋的一種觀感。有人問,你寫作的很多內容,都是當時記下的?其實很多事不需要記的,比如這件事,我不用動筆,會永遠記得。

人生常常像變戲法,有個老人,抗戰的國共合作階段,他和一個最要好的同學從青島趕到山西參加抗戰,到了山西一個大院裏,都是年輕的大學生,排隊登記。他們走到大院子裏,發現隊伍的終點,擺着兩個報名的桌子,一個屬於共產黨系統,一個是國民黨系統,挨着上前,必須是一左一右的程序報名,你沒得自己選。就這樣,他和這位最要好的同學分道揚鑣,最要好的同學參加了共產黨軍隊,在共產黨的桌子上登記了,他就是國民黨,其實就是這一秒鐘的過程,他和他最要好的同學就分手了。

到淮海戰爭的時候,他已是一個國民黨的營級幹部,最後被俘虜,立刻就給判刑,之後開犯人大會,看見坐在上面的首長他就呆了,那就是他當年的好同學。想想看這個戲劇人生。臺上臺下,目光交集。散會時勤務兵就跑來說,我們首長說,他馬上要調去東北嫩江,在那裏辦一個勞改農場,如果願意的話,你就報名,說完勤務兵就走了。然後他說,我當時想,既然我同學這麼轉話給我,當然報名。他就報名去了我以後去的農場。他說,實際去了嫩江農場,也沒得到什麼好處。因爲他到了農場沒多久,這個同學就調走了。可想而知,在那種動盪的年代,人生往往是無從選擇的。

作者:金宇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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