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日"博士被開除 70年前的"精日"分子都有什麼下場

　　9月1日23時，廈門大學新聞網發佈的一條消息顯示，此前“潔潔良”事件的當事人田佳良被開除黨籍、退學。至此，從2018年4月的一起“精日”分子辱華網絡事件，至此終於落下帷幕。作爲事件的當事人田佳良，從當初“惡臭你支”拒不刪帖的死不悔改，直到現在的結果，可謂是大快人心。

　　這樣一個處理結果，實際上是當今時代對於明目張膽“精日和”潛在“漢奸”的一種溫和處理方式。可能田佳良本人對這樣的一個處理並不滿意，甚至有“同道之人”腹誹沒有“言論自由”。但實際上中國作爲一個曾經飽受日本侵略的國家，只有發展到今天，才能對這些“精日”分子網開一面。倒退到70多年前的抗日戰爭時代，那時候的漢奸文人，下場可就不是這麼輕鬆了。

　　早在1938年10月延安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中央就提出厲行鋤奸運動，堅決的鎮壓敵探、漢奸、拖匪、親日派分子的活動。相對於一些專門刺探情報、破壞抗日的鐵桿漢奸，一般是從嚴懲處。不過除了搞破壞的漢奸，一些親日派分子往往是以非軍事行動的“文人”“知識分子”的面目出現，儘管他們不是直接破壞抗日軍事行動，但是他們宣揚“親日”“媚日”思想，在抗日大潮中麻醉中國人的思想，削弱中華民族的鬥志，有時其產生的惡劣效果，反而會更大。

　　例如著名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參與者周作人，1906年隨魯迅到日本留學。從那以後，周作人就同日本文化產生了無法割斷的關係，他甚至把日本作爲他的第二故鄉。周作人寫了很多介紹日本文化、民族風情的文章，表現了他對日本文化的特殊感情，也流露了明顯的親日思想。他明明就是投降派、親日派、但他卻不敢承認，反而說什麼“中國並不曾有真的親日派，因爲中國人還沒有人理解日本國民的真的光榮”。

　　1938年5月，日本在北平舉辦了了“更生中國文化座談會”，周作人應邀出席，震動整個中國文學界。當時茅盾、老舍等18位作家聯名勸周作人悔悟都沒有成功。在1939年馬上就發生了“天津抗日殺奸團”刺殺周作人的事件，但行刺失敗。後來周作人接受了僞北大圖書館館長的職位，大肆出版美化漢奸政權和日本政府的言論。在抗日戰爭後1946年，周作人被國民政府判處有期徒刑14年。

　　在日僞漢奸文人中，張資平也是奴顏卑膝的人，一個人格與文格不相吻合的落水文人，五四時期，作爲留日學生，張資平感受到弱國子民的悲哀，對中國的封建社會也有不滿，曾寫了一些反映留學生苦悶生活、具有一定反封建意義的小說。在日本人佔領華北後公開投敵，出席日僞組辦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成爲日僞統治下的“首都文化人”，在漢奸報《中華日報》、《新申報》上寫文章，厚顏無恥地稱讚“日本民族有全體犧牲的精神”，“如日星照耀大地，萬世留輝”“令人敬佩”。張資平抗戰勝利後曾因漢奸罪被捕，解放後1955年6月被公安部逮捕，以漢奸罪判刑，最後在1959年病死於安徽南部勞改農場。

　　更無恥的要數林柏生。這位汪精衛的前祕書，爲了追逐權力，1938年10月林柏生悍然隨汪精衛逃到河內，參加起草叛國投敵的“豔電”，並在《南華日報》上發表社論，鼓吹對日投降。更嚴重的是，林柏生與汪僞特工聯手，擴大範圍，用恐怖暴力手段迫使租界報人就範，用報界同行的鮮血染紅了自己的頂戴。1946年，林柏生被逮捕並以漢奸罪判處死刑。在臨死前，這位著名的漢奸文人都沒有任何後悔的表現。

　　從周作人到張資平再到林柏生，以及穆時英、劉吶鷗、胡蘭成等“漢奸文人”，他們或被判刑，或被槍斃，還有的被刺殺，也就是胡蘭成，算是逃過一劫，但其實活着和死了也沒什麼分別。因爲這些“漢奸文人”，不但肉體上受到懲罰，就連精神和文學成就也被一筆抹殺。從新中國成立後，周作人、張資平、林柏生、穆時英、劉吶鷗、胡蘭成等人作爲漢奸文人的典型代表，長期被排除在中國文學史之外，完全湮沒在歷史長河之中。

　　因此“潔潔良”事件放在70多年前，其效果等同於全國通電宣稱“大日本帝國萬歲”，其下場可想而知。可能當時就會有抗日積極分子對其實施刺殺行動，最起碼也得被判個10年徒刑，同時一生將被排斥在學術圈之外。“潔潔良”學的是環保專業，不要說上大學，就是給大學掃馬路都沒有人敢要。因此今天的“潔潔良”所受到的懲罰，可能某些人認爲是屈服於“網絡暴力”，或者一些愛國網友也認爲達到了目的，但實際上對比70多年前的中國“精日”分子，“潔潔良”所遭到懲罰可以說是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