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圖：錢鍾書先生本科畢業證書

| 去看了錢鍾書先生的碩士論文 |

曉宇

凡在國外待了一陣的人，難免有語言上的無奈。國語水平不斷退步，詞不達意和提筆忘字成了日常，而這外語上，又陷入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境地，寫篇正經的論文勉強，若要講究表達修辭，文化積累的短板就像枯水期的沙洲，彰顯無遺了。

有了這個困擾，我就想到了歷史上的各位。民國的一羣人早成了腳踏東西文化的典範，彷彿這個問題就不曾有過。作爲一個“存疑派”，我是要把當年人的東西找出來，尤其是被公認爲“大家”的，瞧一眼他們當年的英文水平。地緣上，錢鍾書自然成了我最方便的目標。

抱着這樣的想法，我給飽蠹樓（Bodleian Library，即牛津大學總圖書館，通譯博德利圖書館。“飽蠹樓”是錢鍾書先生當年的雅譯——羣學書院注）寫了一封信，寫明要一位中國學者Qian Zhongshu於本校一九三七年畢業論文的原稿。不久就收到了回信，說沒有查到，那個年代的論文未入電子檔案，而且這篇論文在一九九八年出的一本書中收錄過，可直接去借。

我自然知道現代印刷的版本，但文藝病犯的時候，就是想要捧着原稿的歷史感。既然找尋不到，這事我就當過了，也沒放在心上。沒想到兩週後又收到郵件說，你要找的論文是Chung-Shu Chi’en的吧，那個我們有。

哎！沒文化真可怕！錢鍾書三十年代的時候當然用的威瑪氏注音，我發去的拼音當然查不到。我紅着臉回了信，揣上紙筆奔往檔案館。

拿到那本來自上世紀的線裝論文原稿時，就像到了藏寶圖指明的終點。

錢鍾書碩士論文原稿封面

先看了一眼標題，就嚇到了：

“十七和十八世紀英語文獻裏的中國”（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這題目別說是碩士論文（錢老當年的學位等同於現在的M.Litt，楊絳翻譯作“副博士”，可算是研究型碩士），就是博士論文，拿去導師那裏估計也是被一頓臭罵，打回重來。即便是當時，論文也是往偏僻窄處着力，纔不至於太過寬泛，難以下筆。一篇論文要跨越兩百年的文獻，難以想象。

錢鍾書在前言就給了個下馬威——在引用了法國人Pierre Mertino和德國人Adolf Reichwein後，他說，“相關主題的作品至少我在英文文獻中還沒發現，正巧爲論文的研究提供了空間”。

這文獻綜述寫得霸氣。言下之意，我的研究方向，凡是拿英文寫的文字中都沒有，找到其它語言中倒是有，不如我就拿英文寫一寫吧。

全文中暗藏不少這樣的語氣，時不時地諷刺一下英語作家跟在歐陸作家屁股後面辛勤翻譯的往事。引用的選擇也頗爲有趣，比如，談到文獻中就中國人高傲的描寫時，就引用十七世紀英國人耳聞的中國世界觀：

歐洲人有一眼，我們有雙眼，而其餘的世界都是瞎的。（The Chinese say, that we Europeans have one eye, themselves two, all the world else is blind.）

當然，考證的功夫更深厚。每一頁的幾處引用，全篇下來，跨越兩百年，甚至提到了二十世紀初的文章，不免讓人嘀咕，在沒有電腦、google scholar或者關鍵詞搜索的當年，錢鍾書是看了多少書。

舉個例子，錢鍾書在文中考證了十七世紀英國的文獻記載上第一位中國人。 在Life and Times of Antony Wood這本書裏，他看到牛津大學的東方學學者Thomas Hyde和詹姆斯二世在一六八七年九月的對話紀錄，其中提到一位在牛津的中國居民。詹姆斯二世還收藏了一幅這位中國人的畫像。Thomas Hyde自稱從這位中國人身上學了“不少東西”。

但這個中國人是誰呢？Hyde學到的“不少東西”又有哪些？

圍繞Wood和Hyde的著作，錢鍾書繼續找下去，他發現Hyde有一些未完成的書稿計劃，其中提到了這位中國人的名字“Shin Fo-burgh”，而學到的“不少東西”則是中國的測量單位。Hyde在一六九四年出版的書中還提到了中國的圍棋和骰子。這樣一來，考證纔算告一段落。

而我最關注的文采呢？

廢話少說，我們直接上原文吧。先看看這段總結陳詞，排比用得和流水一樣：

“The general verdict of eighteenth century English writers on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stationary’. Their general verdict on the Chinese ‘genius’ is ‘inferior to the European in science’. Their general verdict on Chinese character since Lord Anson’s voyage is ‘wily and crafty’. Their general verdict on the antiquity of the Chinese is ‘boastful and pretentious’. If this is reaction against the popularity of the Chinese taste in their actual life, it is surely one with a vengeance.”（十八世紀英國作家的臆斷，言及中國文明必談“停滯”，言及中國智慧必然“落後歐洲科學”，Anson王爵環遊後的中國性格是“狡猾詭詐”，中國的古老是自欺欺人。如果這是對他們現實生活中國風格流行的一種反應，那這反應想必是帶着些忿恨的吧。）

當然，錢式幽默的句子是少不了的。談到不將翻譯作品納入考察範圍時，錢老把這稱作是“紳士的共識”（Gentleman’s agreements）：

“Common sense and literary ethics seem to agree on the point that compilation is one remove less from original composition than translation, notwithstanding there might be more fundamental brainwork is a conscientious translation than a perfunctory compilation.”（常理和文學倫理都同意，編撰比翻譯更近於原著的創作過程，雖然有時候一個嚴謹的翻譯可能比敷衍的編撰需要更多的大腦耕耘。）

寫到這句的時候，想必青年錢鍾書也會不由一笑吧。

論文的最後，錢老還給學科化給了個評語，“（漢學）專業化的弊端在於，本專業的學生懂得越來越多，大衆卻越來越冷漠。這個話題（漢學）已然不再是人文熱情的一部分了”。正如絕大多數學科今日所面臨的場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