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和Soraya，最後一個精神殘疾營的營員告別的時候，我內心有一些惆悵，卻並沒有留戀。的確，恰恰是因爲我對精神殘疾人士難以產生身體接觸上的親近感，使我提前結束了這個在風景旖麗的阿爾卑斯山上的預期三週的工作。
在法國，精神殘疾營通常由民間社團組織，大部分是在夏季和冬季放長假的時候，給常年居住在療養院（foyer）的精神殘疾者提供一個和日常生活“隔斷”的機會。這對他們通常也是一種挑戰，因爲對於這個在精神健康方面很脆弱的羣體而言，經年不變的環境常常構成了某種保護，而更換環境很可能讓他們產生不適，這也是爲什麼需要相當數量的協調員（animateur）來爲他們進行全方位的服務，一方面是活躍氣氛並帶營員進行各種室內外活動，另一方面則是照顧他們的飲食起居。
我對精神殘疾並不陌生。因爲自己曾遭受過精神疾病的困擾，另外身邊也有直接或間接的朋友患有或輕或重的精神疾患。這是爲什麼當我接到位於尼斯的LSCA社團的電話時，毫不猶豫就答應下來，雖然薪酬微薄（32歐/天，包喫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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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傍晚到達的上阿爾卑斯省的Gap。帶隊的Pascal開車來火車站接我（Gap距離營地還有半小時車程）。上車後寒暄沒幾句，他就直入主題談起了工作。我便因此對即將到來的工作環境有了大致瞭解。
我所在的這個營地位於阿爾卑斯山區，海拔1400米左右。營員們居住在一個三層的大木頭房子裏，共24人，另有協調員8人，包括兩個年長的帶隊者Pascal和Sylvie，也就是說每個年輕的協調員要負責四個營員的起居生活。
這個營地的營員由高度獨立和中度獨立的精神殘疾者構成，這意味着一部分營員具有獨立生活能力（但對於一些人需要提醒他們如起牀洗澡的時間到了），另一部分營員則在生活上需要我們的幫助，如洗澡，換衣服，整理內務。
營員都是成年人，殘疾症狀各不相同，以智力障礙者居多（如唐氏綜合症，自閉症，腦損傷），也有一些精神病患（但都已經進入平穩期）。一些營員兼有輕微的肢體殘疾，即運動機能障礙，如腦癱。作爲協調員我們一開始就被告知每個人在生活上可能遇到的困難，輕的如外出時需要人牽着手，重的如漫遊症等。
一到營地我立刻就被加拿大女孩Maude的微笑和熱情感染了。事後證明Maude的確是像天使一樣的女孩，她對精神殘疾者的愛和熱情是包括我在內的大部分協調員都難以達到的。
Christine是我見到的第一個營員，晚上9點多，大部分營員都回房間休息了，但Christine卻精力十足。她留着男性一般的短髮，說話粗聲粗氣，乍一看我還以爲是一個男人。Christine是唐氏患者，不識字，但記憶力過人，後來我們常一起玩“記憶紙牌”遊戲，她總是大贏家。
協調員的一天是這樣度過的：每天早上8點開始工作，協助營員喫早餐，營員喫完早餐回房間洗漱收拾房間，這時候每個協調員要監督和幫助自己負責的四個營員洗澡換衣服整理內務。
10點到12點是活動時間，協調員們分工協作，除了一人和Didier帶營員們外出拍攝電影（後文將會詳述），其他協調員要想辦法合理安排剩下的十幾個營員的活動。通常，兩個協調員會開車帶7個營員外出活動，比如爬山或者游泳。剩下的三個協調員就負責室內活動。
中午照顧大家喫過午飯後，一部分營員會午休，不午休的就在活動室。這時候也是協調員一天中唯一的休息時間，我們會輪班休息，每個人休息半小時。下午更多是室內活動多一些。天氣好的話會帶營員在院子裏進行一些簡單的室外活動，比如玩飛盤。喫過晚飯後，協調員還要帶營員們進行一些室內活動，直到他們休息。晚上22點是例會時間，每個人彙報當天的工作情況，然後由Pascal安排第二天的工作計劃。23點回房間休息。
喫完飯後營員們被允許吸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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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在自己的生活中或近或遠地接觸過精神疾病患者，但不得不承認，面對這個羣體剛開始工作時仍然有很大的不適應。最大的問題是身體上的接觸。營員們都是成年人，但因爲智力障礙，很多人的智商都停留在兒童的水平。與之相伴的，是他們，尤其是不少成年男性，需要擁抱和親吻。
Bibi是一個四十多歲的高大健碩的成年男性，第一次見到我他就撲上來要擁抱和親吻，把我嚇得措手不及連連推開。後來我意識到他毫無惡意，尤其看到Maude總是欣然接受和他的親密肢體接觸，我才慢慢放開來。
跟女性營員也存在身體上的問題，但卻是另外一種。工作第二天讓我喫驚的事發生了，在幫助一個女性營員換衣服的時候，當她要脫掉內衣時，我很自然地說“我出去一下，等換好了我再進來”。但她說“請您留下，幫助我”。我很喫驚，因爲她是一個完全有自理能力的營員，事實上我後來也僅僅是幫她扣上了內衣的扣子。我第一次意識到智力殘疾者可以跟協調員在身體距離上這麼近。那種依賴感，毫無個人隱私的關係，甚至有點像母親和孩子——而這也幾乎就是Maude和一些男性營員建立起來的關係——更不用說我們還需要幫助一些自理能力弱的營員洗澡。
大部分營員是不知道自己的個人衛生是有問題的。雖然每天至少洗一次澡是必須的，但一些細節，比如指甲該剪了，有體味該換衣服了，該洗頭了，這些仍需要協調員來提醒。我花了好幾天才漸漸適應每天8點鐘所有人都穿着睡衣，不做任何個人衛生清潔就下樓在公共場所喫早餐，並且還要跟協調員擁抱親吻表示友好。
我在給Christine抹防曬霜
最後，活躍氣氛，調動營員的情緒也是一個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和耐心的事情。除了少數幾個跟Christine一樣精力充沛有好奇心的營員外，大部分營員更喜歡做的事情就是靜靜地坐在那裏，少數人翻翻雜誌或塗塗畫畫（比如我很喜歡的一個自閉症女孩Sophie），更多人則是什麼都不做。我們要想盡辦法爲營員們“找樂子”，如帶大家玩簡單的棋牌遊戲，做手工，畫畫等。
Sophie在畫畫
我本來計劃帶大家寫書法，但很快就發現只有少數人對此感興趣，在感興趣的人中，有臨摹能力的人更是除了Sophie外寥寥無幾。於是我退而求其次，給每個人寫自己的名字（按發音把法文名字翻譯成中文），然後讓他們拿彩色水筆勾畫寫好的名字。這一招倒是吸引了不少人，好幾個人因此完成了自己名字的彩色書法作品。
Sophie 的書法作品，她有非常強的書法臨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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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夏令營都有一個特定的主題。這期的主題是“電影”。目的是讓營員們拍出一個由他們自編自演的電影。營地上有一個職業電影工作者Didier，幫助營員們一步一步實現這一目的。營員們先設想出一個簡單的故事，然後在Didier的幫助下進行攝像，演員也是由營員組成，後期由Didier剪輯製作。
雖然整個過程相較真正的電影來說要簡單粗略得多，但這個活動賦予精神殘疾者極大的主動性，尤其相較於大量有關精神殘疾者的紀錄片而言，他們不再是被動的被拍攝對象，而是主動地去編故事，拍攝，製作的人。這大概是這一以“電影”爲主題的夏令營最動人的地方。
每天喫過晚飯後，營員們會聚集在活動室，Didier宣佈第二天的拍攝內容，感興趣的人報名參加。通常攝製組的人數會限制在7人，因爲取景要去比較遠的地方，這是一箇中巴車可以容納的最多人數。我們會調整每天參加拍攝的人員，因爲對拍電影感興趣的人總是相同的幾個高度獨立自主性強的，而我們希望能讓每個人都能參與進去，或者拍攝或者演出。如果正巧碰上一組老弱病殘多一些（我帶隊的一組便是這種情況），那麼協調員的工作就要重一些。
拍攝現場：Didier (左二）在指導營員拍攝電影
外出拍攝的工作通常在上午，下午的時候Didier會組織觀看剪輯過程，也就是他用電腦對上午拍攝的畫面進行剪輯，感興趣的營員可以參與觀看，同時提出自己的意見。Didier是一個非常有耐心也非常柔軟的人，以前也做過精神殘疾營的協調員，雖然後來轉入電影行業，但每年都會來給相似性質的社團協助做以“電影”爲主題的夏令營。他說，並不是每個做電影的人都會喜歡上這個特殊的工作，但他樂意。
除了拍電影之外，營員們在整個夏令營中最愉快的時刻就是參加村裏舉辦的舞會。當天晚上，所有人都換上了盛裝。男士們穿上襯衫皮鞋，女士們換上漂亮的裙子。Sophie把慣常紮成馬尾的頭髮放下來，穿上了合身的小黑裙，漂亮得驚爲天人。協調員們也一樣，平時總是穿着T恤大褲衩的阿爾及利亞大個子Rachid，換上了筆挺的白襯衫和時髦的西裝短褲，頭髮梳得整整齊齊，令人刮目相看。
舞會是面向公衆的，營員們和來跳舞的村民在同一個舞池裏跳舞。音樂響起來，所有人都盡情得跳起來。這一時刻，所有人與人之間的差別都被抹掉了，在我看來，是營員們和普通人最沒有區分的時刻。總是低着頭皺着眉的Sophie抬起頭來露出了愉快的笑容，以壞脾氣著稱的自閉症女孩Julia開心得扭起了屁股，Christine跳得像個男人，以一種類似80年代的鄉村迪斯科橫掃全場。
營員和協調員在活動室聽着法語老歌載歌載舞
協調員們陪着營員們跳舞，也是異常地開心。平時很少跳舞的我，爲了帶着Sophie和Julia跳舞，也臨場發揮了一下。更不用說舞跳得很好的Maude，帶着男男女女不同的營員隨着音樂起舞，自己也深深陶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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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做這份工作之前，我一直在讀桑塔格的《疾病的隱喻》，也把這本書帶到了營地。在營地上，我常常想到桑塔格所描繪的結核病和癌症的隱喻世界，想起她所倡導的對疾病抵制的隱喻性思考。然而，當我看到身邊的營員，我意識到精神殘疾壓根就沒有隱喻，或者說不需要隱喻，它是如此顯而易見，如此赤裸裸得呈現在你面前，不需要想象力，不需要修辭。一種連隱喻都沒有的疾病，是該爲此慶幸還是爲此悲哀？
最終我還是提前離開了營地。
後來我常常反思自己爲什麼會這麼拒斥和精神殘疾者在身體上的接觸。也常常想到Maude，Pascal，Rachid，他們不僅對和精神殘疾者的親密接觸毫無心理障礙，而且對這份工作抱有一種激情。我不知是否該爲自己的冷漠而感到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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