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魯（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這40年改革中國經濟發生了什麼變化？

1977年改革前一年，中國的人均GDP折算成美元是198美元；2017年是8836美元。如果用人民幣不變價衡量的話，人均GDP大概漲了30倍。用美元的不變價格衡量，大概是15倍。

其他的一些數字，比如城鎮化率，1977年中國的城鎮化率是17.5%，也就是說80%多的中國居民是農民，當時農民的生活狀況是很差的。2017年城鎮化率58.5%，農村居民下降到40%多。官方的統計，1953年-1977年這25年經濟增長率GDP增長率是5.9%，但是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長率只有1.7%。5.9%應該說是中等速度的增長，但是1.7%的人均增長率明顯是低增長。

改革以後，從1978-2017年40年來經濟增長平均是9.6%，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長是7.4%，明顯地高於改革以前。

改革開放的四大進展

這40年改革我們是怎麼走過來的？經歷了什麼事情？我個人大概梳理一下主要在改革方面的主要進展。

第一，從過去的計劃經濟轉向了市場經濟。

第二，從一個封閉的國家轉向了開放。改革前中國對外貿易非常有限，既沒有對外投資，也沒有外來投資，世界各地之間也幾乎不交往。現在變成了一個總體上開放的經濟，我們目前已經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了。

第三，從過去的國有經濟一統天下到現在實際上民營經濟已經佔了主體地位了。改革開放以前，城市經濟基本上是國有經濟，在工業中間國有企業佔的比重接近80%，剩下的20%全部是集體所有制企業。現在非國有經濟佔工業產出的比重已經超過了四分之三，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大概佔不到四分之一。

第四，關於社會保障。改革以前國有企業的職工加上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是有保障的，基本上可以說是終身就業。除了這兩部分人以外都沒有社會保障。現在基本上有了一個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還不能說是百分之百地覆蓋，但是大體上有一個全面的社會保障。

這40年改革在這些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變化是通過“摸着石頭過河”，也就是漸進式地改革取得的這種改革方式如果和世界上其他國家，比如蘇東社會主義國家“休克療法式”的改革相比，有非常大的不同。漸進式的改革儘管每一步都不徹底，但是我們基本平穩地度過了，而“休克療法式”的改革帶來了重大的問題，則是你很難應對的。

漸進式道路不是十全十美，到現在還遺留下了很多問題。改革期間收入差距在不斷地擴大，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腐敗盛行，這種情況最近幾年有所改變，但是我們還不能說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

同時，我們的改革並非徹底？改革也仍然還不完整，不完全。漸進式改革沒有完全規劃，不同的時期，改革都是不同的內容。

1980年代全面改革

1980年代改革內容相對豐富，首先是農村的改革，家庭聯產承包或者叫包產到戶，回到了農戶個體經營的方式。

其次，從1980年，我們建立了四個經濟特區開始，吸引外資，逐步開放自由貿易，然後再把特區的一部分政策擴大到十四個沿海開放城市，再逐步地把這些開放政策推向全國。再次，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

首先是由於農村變成家庭經營，剩餘勞動力閒置出來了，農民開始辦自己的鄉鎮企業，從事非農業生產。其次當時的國有企業完全按照計劃進行生產，沒有計劃的事情不生產，有計劃的事情還要政府投資，市場上高度緊缺。鄉鎮企業根據市場導向進行生產，於是迅速地滿足了市場需要。鄉鎮企業的發展打破了國有企業一統天下的局面，有了國有企業的改革。

1980年代中期，國企開始進入市場，開始在市場上求生存。隨之而來就是城市化，農民家庭經營，勞動力解放了，農民就開始進城打工，一步步地開放這樣一條城市化的道路。通過價格雙軌制的方式完成了價格改革，計劃價格沒有取消，同時又允許一部分產品按照市場價格銷售。通過這種方式，市場價格調節的範圍一步一步擴大，而原來的政府定價計劃價格的範圍一步一步在縮小，所以比較平穩地過渡到了市場價格。

過去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支出由中央定的，全部收入上交，再由中央給你覈定你可以花多少錢。1980年代推行了財政分竈喫飯，每個地方政府就有了自己的一定範圍的財權，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提高了，可以按一定的比例留下來自己用，如此調動了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更重要的是這樣的稅制改革，實現了市場和國家的銜接。有限的金融體制改革，比如銀行，建立了四大商業銀行了，逐漸允許商業銀行之間可以實行有限地競爭。到了1980年代末期，開始嘗試建立了資本市場，到1990年建立了深圳和上海兩個證券市場。

1980年代的改革，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增長迅速進入快車道。1978年到1990年平均經濟增長是9.2%，居民收入增長年均是8.8%，可以說是中國有史以來老百姓的收入增長最快的時期，8.8%的年增長率。

1990年代重點改革

1990年代有兩個標誌性事件。1992年鄧小平南巡，1992年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十四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成了一個明確的方向，隨後發生了一些積極的變化：

第一，對民營經濟發展的制度障礙、政策障礙減少了，於是民營經濟取得了比較快的發展。

第二，分稅制改革。改革以後財政分竈喫飯、利改稅，這些改革給了地方和企業很大的自主權，但是帶來了中央政府弱化，以及財政收入在GDP中間佔的比重越來越小，造成政府財政緊張。1994年分稅制的改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按照稅種劃分收入，建立了一套相對比較規範的稅收體制，這套體制當時解決了政府財政緊張的問題，特別是中央財政緊張的問題。負面問題在於，財權上收比較多，中央收了一部分財權之後，地方政府在一段時間內財源比較緊張，從而催生了土地財政，用來補充地方的財源不足

第三，住房改革，目前城鎮居民大概70%-80%都有了自己的房產，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

第四，國有企業的改制。1996年中小型國有企業全面虧損，只有大型國有企業還有一點盈利，全國的國有工業企業共有11萬戶，這11萬戶當時的利潤總額是400億。這種情況下當時的中央做了一個決定“抓大放小”，大企業攥到手裏，但是要對大企業進行改革，比如引進股份制，推行公司制的改革。中小型企業改革的方式就多了，包括租賃、重組、改制成民營企業、關門倒閉，很多不同的方式。2000年的時候，國有工業企業在總數少了一半以上，從11萬戶下降到5萬戶左右，經營狀況也大幅度地改善。1996年，全部國有工業企業利潤400億，2000年的時候2400億。過程中間當然也有一些缺點，有些地方不夠公開透明，清產覈資過程可能就存在弊病。因此出現了隱藏國有企業資產、隱藏利潤、利益輸送、私相授受。但是總體來講，1990年代後期的國有企業改制在經濟上起的作用是積極的。

第五，建立了一個社會保障機制。國有企業改制，導致大批員工下崗，生活陷入困難，當時中央的辦法是發下崗生活費，但是畢竟不是個長久之計。從1997年開始全面地建立社會保障體制，開始是國有企業職工，而後逐漸地擴展到所有城市職工，再後來擴展到所有的城鄉居民。

2000年之後主要是結構改革

2000年以後，主要有三大改革。

第一，2001年中國加入了WTO，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中國納入了世界分工體系，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

第二，取消了農業稅和相關的收費，增加了對農民的種糧補貼，當時對農村居民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改變。

第三，擴大了社會保障的覆蓋面。2000年的時候大體上把絕大部分城鎮職工覆蓋了，再後來擴大到非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

2000-2010年十年中間，經濟發展狀況還是相當好，經濟增長年均10.6%，居民收入年增長率8.2%。首先是出口快速增加，出口產業快速增長，這十年年均增長15%。其次城鎮化率發展很快，2000年左右作出了政策調整，從“積極發展小城鎮，嚴格限制大城市的規模”，變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之後，城鎮化的速度明顯加快。從36%的城鎮化率上升到了50%。這十年期間，由於政府加大了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所以基礎設施建設是加快了，高速公路、高速鐵路都在快速地建設。

同期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和挑戰，主要是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基尼係數從0.41上升到0.48。另外投資率大幅度上升，消費率下降，債務的槓桿率大幅度上升。產能過剩越來越嚴重，經濟結構失衡變成一個突出的問題。

十八大後全面深化改革

2010年以後的改革，特別是十八大以後的改革，首先就是反腐，遏制了當時出現的大面積腐敗的趨勢。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口號“市場要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包含了60項改革措施，具體有300條以上，這些改革措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目前很多領域的改革在深入推進，還有很多領域需要繼續推動。另外一方面，收入差距擴大趨勢有所抑制，基尼係數最高的時候達到過0.49，最近幾年下降到0.47-0.48之間。結構再平衡也有所進展，但是很多地方還期待深化。

改革期間，前37年，中國經濟都保持了10%左右的高速增長。2010年以後經濟增長逐漸下降，去年爲6.9%。下降意味着一些結構失衡的現象給經濟增長帶來了影響。特別民營經濟的增速也在明顯放緩，而且首次增速低於國有企業。產能過剩、房地產過剩、槓桿率過高、效率下降，都是結構失衡的因素。最近幾年雖然推進結構再平衡有進展，但是目前很多政策的落實，主要通過行政手段，有些深層次的體制問題還沒有解決。

未來改革的主要方向

接下來怎麼辦？我們需要展開哪些領域的改革？

首先是政府改革。改革以前政府幾乎集中了全部資源，掌握了資源配置。改革之後，市場發揮了資源配置的效率優勢。政府在基礎設施投資，經濟發展導向中發揮了作用。但目前面臨的很大的課題還是政府和市場的關係需要進一步理順。

其次，反腐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還需要進一步夯實反腐敗的制度基礎。

第三，防金融風險工作基礎夯實。貨幣政策開始調整，去年M2增長率從過去的百分之十幾降到8.2%。雖然高於GDP增長，但是比以前是放緩了，這是一個積極的變化，需要能持續繼續。這關係到未來中國如何避免重大的金融風險的問題。

第四，關於政府的公共職能。在公共職能方面，政府對物質基礎設施是非常熱衷的，這方面大量投資進展迅速，但是社會基礎設施仍然嚴重欠缺，比如公共醫療、教育、社會轉移支付的制度建設有待加強。政府必須要有爲，但是必須有邊界，尤其是不能把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抓到自己手裏來，變成政府配置資源。向服務型的政府轉型，就要把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係理清楚，資源配置交給市場。政府做好公共服務、社會保障、收入再分配、基礎設施建設、法治建設、推進科技進步等方面。

產品市場方面，市場導向發揮主導的作用，但是市場需要更充分公平的競爭。要素市場方面，整體來看發育不良，影響了資源配置效率，也影響了收入公平分配。國有企業的改革還有很多事要做，過去職能定位不清楚，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應該是扮演一個平等競爭者的角色，而非簡單的要做大做強。企業管理制度，政企分開沒有完全解決。

競爭性領域的關鍵問題就是實現公平競爭，優勝劣汰，誰做得好誰就有理由做大做強，誰做的效率低就需要改革，改革再不行就淘汰。天然壟斷性的領域國有企業要發揮重要的作用，擺正企業和公衆之間的利益的關係。不光需要政府監督，還需要社會監督。公益領域，醫療、教育這些領域還有很多課題需要破題。公益企業或者公益事業單位迴歸公益，同時還要防止官僚化、行政化的趨勢。

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方面，大體上形成了一個全面覆蓋的體系。但是目前城鎮三分之一的居民是沒有戶口的，這些沒有戶口的新城鎮居民，長期在城市裏打工，但是最後無法在城市安居，都要選擇回鄉。再分配體系仍然還有很多缺失，包括戶籍制度的改革、公共服務均等化，這些方面如果不推進的話，我們就沒有辦法實現一個公平、有效、合理的分配。

財政體制改革方面，需要推進稅制改革實現更公平的賦稅。居民的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稅是累進的，從3%到45%，但資本所得、財產所得、偶然收入都沒有那麼高的水平。我們一直在說實現綜合的所得稅稅率，但是到現在沒有做到。公共資源的管理有待改善，政府支出結構有待改善，特別是政府支出的重點需要從投資轉向服務於民生。

土地制度改革需要推進，獨家徵地和賣地的方式要改變，十八屆三中全會說了要形成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這方面還需要深入推進。

宏觀管理方面，需要回歸中性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方面我們需要把重點放到民生政策方面。

總體而言，中國還有巨大的增長潛力，如果我們能超出預期的順利推動改革，2030年人均收入可以達到兩萬美元，中國可以成爲一個高收入國家，可以成爲一個更加公平、和諧、充滿活力的社會。

（本文是王小魯博士在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和鴻儒金融教育基金會合辦的鴻儒論道的演講整理，經本人審定）(編輯李靖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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