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源》是我國第一部現代新型綜合辭書,百餘年間參編者達600餘人,發行數量800餘萬冊,研究成果500餘篇,極大地推動了我國辭書事業和文化事業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辭書編纂和辭書研究成果斐然,逐漸形成了以《現代漢語詞典》爲代表的“《現漢》學”,以《辭海》爲代表的“《辭海》學”,以《辭源》爲代表的“《辭源》學”。近年來,《辭源》研究在國家社科基金立項中也從無到有,如蔡夢麒《漢字今音審訂研究——以“〈辭源〉再修訂”爲平臺》(2011)、趙海燕《〈辭源〉單字釋義研究》(2014)、彭小琴《〈辭源〉百年編修出版研究》(2016)等。

  

  《辭源》研究有薄弱領域

  百年來,學界對《辭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從不同結構要素對辭書文本加以分析,對《辭源》性質和編修方法作介紹總結,對《辭源》版本和編修情況的史料進行梳理,以及基於《辭源》的辭書對比和辭書評論或基於《辭源》的詞彙研究等五大板塊。總體來說,《辭源》的研究雖然成果豐富,但研究主題較爲分散,研究內容略顯微觀,研究視角略顯單一,對《辭源》的首創意義、藍本效應和時代價值挖掘不夠,對“《辭源》學”的學科建設探討較少

  伴隨着《辭源》第三版的出版以及黨和國家對文化建設的重視,《辭源》研究和“《辭源》學”建設將呈現出欣欣向榮的發展態勢。在參考借鑑已有成果的基礎上,我們認爲“《辭源》學”的建設將集中探討前人研究中的薄弱領域,對已有研究中較爲成熟的版本流變、詞條辨析等問題不作過多分析,主要應從如下幾個方面對《辭源》展開研究。

  

  從三重屬性關注《辭源》研究

  屬性一,作爲辭書成品的《辭源》研究。從辭書的結構特徵出發,對初版《辭源》和歷版《辭源》進行對比分析,歸納異同,系統總結《辭源》編纂體例的創新之處、開創性體現,以及修訂中的堅守和創新。

  屬性二,作爲文化產品的《辭源》研究。從文化學、社會學、語言學等多維視角系統分析影響《辭源》編修的外部因素,以及《辭源》編修對社會文化發展的促進作用。

  屬性三,作爲典範藍本的《辭源》研究。挖掘《辭源》對我國現代語文辭書編纂的藍本意義,描繪以《辭源》爲起點的現代語文辭書發展演變的譜系脈絡。

  

  從五個維度發掘《辭源》價值

  維度一,《辭源》之“源”——《辭源》的編纂緣起和學術背景。《辭源》始編於1908年,當時的中國正處於社會文化轉型的關鍵時期,國學的餘暉和新學的晨曦相互掩映,中外文化交流碰撞、維新改良思想湧動,《辭源》的編纂建立在對我國傳統字書和辭書,西方傳教士、外交官、進步學人所編漢外辭書,歐美、日本等國所興起的現代語文辭書等不同類型辭書的批評、借鑑和吸收的基礎之上,受到了古今中外優秀辭書範本的影響,最終實現了以中國辭書爲“體”、歐美日辭書爲“用”的現代辭書編纂體例創新。對這些複雜的學術因素加以整理分析,描寫探究以《辭源》爲代表的我國現代辭書興起發展的多“源”學術背景。

  維度二,《辭源》之“始”——《辭源》初版的結構特徵和首創意義。在多“源”借鑑下,《辭源》首創了我國現代語文辭書的編纂體例,併爲後世辭書的編纂樹立了典範。初版《辭源》最爲突出的歷史意義在於將我國辭書從傳統小學的附庸中解脫出來,發展成爲查考解疑的工具,“便於翻檢參考之書”。這具體體現在辭書結構的諸多方面,如收詞上字詞兼收,更重常用詞和新詞;立目上以字帶詞,依序排列;注音上多音分注,音義兼統;釋義上語義釋義,源委沿革,簡明釋疑;例證輔助釋義,標明出處;同時,外置索引,內設參見,後加附錄,“圖表以助詮釋”等。對《辭源》初版文本加以抽樣整理,建立“《辭源》初版結構信息庫”,對上述創新性體現逐一進行分析。

  維度三,《辭源》之“異”——各版本間的文本對比和傳承關係。百年《辭源》多次增修、版本多樣,在不同歷史時期發揮了不同的作用。縱觀《辭源》的不同版本,正編本屬於首創,收詞橫跨古今,以語詞爲主,兼收百科;續編本重在查漏補缺、糾錯訂誤,增補新詞新義,訂正原本錯誤;正續編合訂本和簡編本則是對前兩者的加減增刪,依託主體還是正編本。選取不同歷史時期的代表性文本爲主要研究對象,在抽樣的基礎上建立“多版本《辭源》對比信息庫”,對辭書結構特徵進行對比分析,梳理《辭源》編纂性質和體例的歷時傳承關係。

  維度四,《辭源》之“本”——《辭源》的編纂宗旨和文化價值。《辭源》編纂之初,正值中國新舊文化激盪碰撞與吸收轉型時期,“社會口語驟變,報紙鼓吹文明,法學哲理名辭,稠疊盈幅”,“預知國家之掌故,鄉土之舊聞,則典籍志乘,浩如煙海”,社會民衆急需一部能“鑽研舊學,博採新知”的新式辭書,《辭源》初版就是在這一編纂宗旨下完成的。初版《辭源》雖“新舊名辭,中外典故,無不詳備”,但“世界之演進,政局之變革,在科學上名物上自有不少之新名辭發生”,1931年《辭源》續編出版。將正編與續編《辭源》相比較,“一則注重古言,一則廣收新名,正書爲研究書學之淵藪,續編爲融貫新舊之津樑”,可見《辭源》續編旨在增補新詞彙。1958年開始啓動《辭源》修訂工作,將其定位於“用來解決閱讀古籍時關於語詞典故和有關古代文物典章制度等知識性疑難問題”的古漢語詞典。2015年出版的《辭源》第三版收錄的全部是中國經、史、子、集等典籍中實際用過的詞語,解釋的全部是這些詞語在文獻語境和思想建構中具有的本來意義,將其明確定位爲“以古代典籍的語詞及其解釋爲信息載體的中國傳統文化知識庫”“通往傳統文化的橋樑”,這是對《辭源》文化功能和文化價值的充分認可。

  維度五,《辭源》之“價”——《辭源》的藍本效應和現實意義。《辭源》之所以被稱爲“經典”,不僅在於其自身編纂體例上的創新,還在於其對後世辭書,尤其是大型語文辭書編纂的藍本價值,以及對當前辭書研究和辭書強國建設的現實意義等方面。百年《辭源》的編修與我國現代語文辭書的發展息息相關,初版《辭源》的發行開啓了現代語文辭書譜系的新篇章,不僅爲民國時期的辭書編纂提供了體例框架的參考,同時因其收詞廣博、釋義準確,也爲辭書的詞條處理提供了借鑑,甚至成爲中小型語文辭書選詞釋義的直接參照,從而帶動了民國時期漢語語文辭書類型的豐富、編纂數量的增加、辭書體例的完善,並湧現出《王雲五大辭典》(1930)、《標準語大辭典》(1935)、《辭海》(1936)、《國語辭典》(1937—1945)等一批辭書。新中國成立後的《辭源》修訂本雖然在辭書性質上有所轉型,但在推動原有辭書的修訂和新型辭書的編纂方面仍然功不可沒,帶動了《辭海》的修訂與《現代漢語詞典》《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等辭書的編纂。進入新時期,在新的辭書編纂環境下,《辭源》第三版適時而出,其在編纂方法、編纂經驗、辭書信息化處理等方面也爲新辭書的編纂提供了參考樣本。可以說,我國現代語文辭書的編纂體例、編纂原則和方法是在《辭源》的基礎上逐漸發展完善起來的,梳理《辭源》百年的編修背景、版本變化和辭書發展的譜系脈絡,能夠豐富辭書學的研究內容,爲當前辭書強國建設提供參考。

  

  “《辭源》學”推動辭書建設

  《辭源》作爲我國第一部現代新型綜合辭書,是我國現代辭書之母,將我國辭書從傳統小學的附庸中解脫出來,將其發展爲查考解疑的工具,開創了我國現代辭書編纂的科學範式。

  在“《辭源》學”的學科建設背景下,應牢牢把握辭書研究的歷史觀、系統觀、譜系觀和時代觀,繼承傳統,開拓創新,將傳統的描寫法、對比法與現代的譜系法、計量法相結合,以《辭源》爲中心,立足辭書史,旁射文化史,在信息庫的基礎上,描述《辭源》的編纂背景、結構面貌、版本差異、發展譜系和時代價值,力求全面、系統、科學地展開研究,爲“《辭源》學”的成長、辭書學的發展、辭書編纂的優化和辭書強國建設貢獻力量。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民國時期漢語語文辭書研究及其數據庫建設”(18CYY049)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曲阜師範大學文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黃琲 排版編輯:黃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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