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多峰，1888年生，早年投奔西北军，乃冯玉祥手下“十三太保”之一，1926年官至第40混成旅旅长。1936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给韩多峰授予了中将军衔。但这位国民政府的将军性格倔强直爽，爱国忧民，与众不同，始终与“党国”正统格格不入。抗战时期，他有机会与共产党人合作，成为一位国共双方的边缘人物，因此走上了一条艰辛报国的独特人生道路。

抗日“双星”实现“国共合作”

1935年，韩多峰当山东省政府参议的时候，曾力阻西北军旧将、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与日本人接近，为粉碎日本人借韩复榘之手实现“山东独立”的阴谋作出了贡献。韩复榘出于面子，敷衍韩多峰。韩多峰虽为中将，但手下没有一兵一卒，只能做一些训练民团的事情。

韩复榘因擅自放弃山东，被蒋介石处决。1938年，沈鸿烈出任山东省省长。沈让韩多峰到毗邻聊城的临清任山东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希望通过他牵制影响聊城第六区的专员范筑先，别让范筑先和共产党坐到一条板凳上去。但沈鸿烈显然是选错了人。韩多峰上任路过聊城，与范筑先会面交谈，两位西北军同僚一拍即合，一致认为共产党开创了抗日新局面，“像北伐一样，发动群众，组织抗日也要靠共产党”。范还介绍他同共产党人见面。

韩多峰到了临清地区，以“国府”官员的身份在国民党、共产党等各种势力之间周旋说和，召集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代表和原是皇协军后来投靠韩多峰的吴连杰部以及鲁西北16支队的吉占鳌部同桌吃饭，划分防区，化解矛盾，互不相扰。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与韩多峰也多有交往。

1938年7月，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卡尔逊访问华北敌后根据地到达临清。在群众欢迎大会上，韩多峰代表地方当局讲话。卡尔逊认为：“韩多峰将军的讲话，人民听得懂而且喜欢听。韩多峰将军是一个来自人民的人，是一个口若悬河、表情生动的演说家。”无独有偶，范筑先将军也擅长演说。卡尔逊将韩多峰和范筑先称为抗日“双星”。

1938年夏，韩多峰与八路军陈再道部合力发动了破袭战，史称“四六八合作”，即韩多峰的四专区、范筑先的六专区和八路军合作，共同发起对日作战。7月12日晚，日军德州至禹城的电话线被切断。13日凌晨，韩多峰指挥部队对辖区段的各车站发动进攻，至13日上午9时许，平原车站被攻克，日军援军被拦截在外线，破袭战获得胜利。“国共合作”一词虽多被提及，但国共双方如此紧密地统一策划和实施战斗行动，在抗日战争中是很罕见的。

报国无门，滑向“边缘”

韩多峰到任不到半年，沈鸿烈就已经无法容忍他的行为。1938年9月，沈鸿烈将韩多峰解职，派自己的内弟胡学仁继任。沈鸿烈撤韩多峰的职可以，因为韩本来就是他任命的，但撤范筑先的职就不可能。范筑先是闻名全国坚持敌后抗日的民族英雄，沈鸿烈要搞掉他，得用别的手段。

1938年11月，日军兵分三路进攻范筑先防守的聊城地区。当地汉奸、土匪武装乘机滋事，以抗捐、抗粮为借口发动武装叛乱，策应日军行动。11月13日，沈鸿烈的参谋长廖安邦给范筑先打来电话，告知不要在意正在配合日军进攻而闹暴乱的“忠孝团”，传话说只要范筑先亲自去一趟讲讲话他们就会收兵。此时范筑先要迎击日军，无法分身，当时在场但已经没有任何职务的韩多峰愿意为老朋友分忧，主动提出自己代表范司令去给暴民做工作。第二天，韩多峰到达出事地点，还没来得及讲话，就被“忠孝团”的乱兵打伤了肩膀，幸亏其中有人是韩多峰过去的部下，知道打错了人，韩多峰才死里逃生。韩多峰清楚，他替范筑先挡了子弹，而背后策划借刀杀人暗害范筑先的，就是廖安邦、沈鸿烈。

1938年11月14日，鲁西行辕主任李树春把范筑先堵在聊城专署门口，故意用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拖延时间，耗费了六七个小时，将欲按原计划出城指挥作战的范筑先拖延在城内，自己则乘车在日军围城之前跑了出去。被包围的范筑先及少数直属队（大部队均已事先转移）与攻城日军激战竟日，15日城破，全体将士阵亡。

韩多峰流血过多昏了过去，等他脱离危险，才知道范筑先已经殉国。他事后提及了范筑先的牺牲：“奇怪的是在城内，李树春和范筑先还在一起吃饭，饭后李树春坐汽车刚一出城，日寇即把出城的路线包围起来了。城外几十个支队，明知主帅陷入包围，但并无人下令前来救援。八路军得知范筑先被围困的情况后，派一个团赶来救援，到聊城后，见城上已插上太阳旗，也无能为力了。这显然是顽固派借日本人的刀，杀害联共抗日的范筑先将军。”

韩多峰与范筑先一样，是国民党地方军阀系统中有爱国心的将领，在抗日战争时期处于国共夹缝之中，日子很不好过。他们作为“党国”的军人，要听命于国民党嫡系派别指挥，而国民党嫡系对共产党是持排斥态度的。但韩、范两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觉得共产党更受人民拥护，共产党员不贪污，不怕死，相互之间更有共同语言。

韩多峰不免要作出选择，他曾表示想参加八路军，但中共称“你在那方面历史很久，地位较高，在抗战中仍能发挥力量，你不要灰心。”韩多峰在国民党那边确实更能发挥作用，但是形势一旦变化，事情就不一样了。先是韩多峰被免职，然后负伤，再是范筑先牺牲，鲁西地区国共合作破裂，继而日军加紧对鲁西北的“扫荡”和控制，另一个地方抗战将领丁树本变成汉奸，最后韩多峰被抛出了抗日舞台的中心。国民党认为他亲共，而一些共产党人则认为他还是外人。韩多峰报国无门，从此滑向“边缘”。

负伤后的韩多峰在东平湖隐蔽治疗，曾有路过的八路军部队对他进行看望慰问，但国民党当局对其不闻不问。1941年，韩多峰辗转抵达重庆，住在冯玉祥的公馆，并两次面见周恩来。正是这两次会面让韩多峰决定了在1945年以后坚决脱离国民党军队，开始在济南兴办教育事业。韩多峰办了两所学校：一所是抗日烈士子弟幼育院，一所是惠鲁工商学校。

经历劫难，报国艰难

新中国成立后，韩多峰担任山东省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兼土改委员会委员，同时仍留任山东育幼院院长和惠鲁工商学校校长等职。

后来韩多峰因对办公共食堂、大炼钢铁等问题直率提出意见而被打成“极右分子”。韩多峰在政协的一次会议上说：“当前农村不少人在挨饿，大炼钢铁是最大的浪费人力、物力和资源。”结果受到错误批判。由于韩多峰已年近70岁，免于送劳改农场，却免不了到南部山区砸石头子，名曰“劳动改造”。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形势有所转变，韩多峰被摘去 帽子，免去“劳动改造”。

1966年 8月23日，在破“四旧”的高潮中，韩多峰的家中闯入了一群红卫兵，他们不由分说打、砸、抢、抄、烧。被烧毁的珍品中，包括张大千的老虎、郎世宁的马。韩多峰十分气愤，只好搬出周恩来、徐向前等为自己解围，哪知对方反而愈加狂妄。韩多峰无奈给同住一条街的杨得志写了一封求救信。他写信的第二天，杨得志的秘书就来到韩多峰家，交给他一封杨得志的亲笔回信。这封信使得韩多峰的处境有了些好转。但被强行抢走的那封回信又在以后成了杨得志“包庇牛鬼蛇神”的证据。韩多峰从大字报上得知此事后，更进一步明白了这场风暴的复杂和猛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山东省政协为韩多峰彻底平反，恢复其政协委员的待遇。1986年12月，99岁的韩多峰还在山东省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大会上发言。

1987年3月25日，99岁的韩多峰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