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李白和杜甫的名氣大，但卻沒有賀知章混得好這是事實。大唐盛世，人才濟濟，燦若星辰，一位詩人在當時要想混得好，並非易事，不得要有文采，還要有高情商。

這方面，賀知章博採衆長，兼而有之，可謂天時地利人和。下面對他們逐一比較，你就知道賀知章混得好並非偶然：

賀知章文采與情商兼備，另加天時地利人和

賀知章他年少時就以書文聞名，而且他還是武則天時期的狀元，這是李白與杜甫所望塵莫及的。他作爲朝廷的御用文人，寫了不少應制詩，這只是他人在朝中，身不由己；

但他也不過分阿諛奉承，讓人感到肉麻，即使是應制詩，寫得清閒自然，如沐春風，這應是拍馬屁的最高境界。

如沐春風

除此之外，他的寫景狀物、直抒胸臆的絕句也是膾炙人口。比如，我們所熟知的《詠柳》和《回鄉偶書》，天然去雕飾，真情滿滿，朗朗上口。

所以，在詩歌上，賀知章與張若虛、張旭、包融並稱“吳中四士”。

笑問客從何處來

與一般人不同的是，他不但工作很努力而且玩起來也玩得也很嗨，在酒場上，他與李白、李適之等人並稱“飲中八仙”。

他曾與李白有過“金龜換酒”典故：有一次，賀知章請李白喝酒，但是身上沒錢買酒，竟毫不猶豫地解下佩在身上的顯示官品級別的金龜，換取酒菜。

這一方面看出他爲人豁達豪爽，熱情好客；另一方面看出他對功名的看淡，所以晚年他自號“四明狂客”。

這纔是做人、做官所需要的，執著一事，並不執迷於它。表面瘋狂，內心謹慎，否則伴君如伴虎，安有不出事的道理。

飲中八仙

你看他到了晚年，他不醉心官場，要告老還鄉，唐玄宗親自以御製詩贈之，皇太子率百官餞行，榮歸故里，這是對他一生的肯定。

這種榮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這彰顯的是他做人做事做官的成功，與他的高情商分不開，也與當時開明的政治環境有關，要知道那時正處於“開元盛世”。

李白曠世奇才，但終非廟堂之器

李白向來就是個傳奇性人物，他少負盛名，早年醉心於官場，過着“朝扣富兒門，晚隨肥馬塵”，終究入不了那個官場的圈子，所以一度自暴自棄，心灰意冷。

但是一應詔馬上就原形畢露，“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小人得志似的輕狂，從這點來看他就不適合那個紛繁複雜、物慾橫流的官場。

李白

在李白想入朝爲官最爲關鍵時候，他碰到了生命中的貴人也是今後的酒友賀知章，當他讀了李白寫的《蜀道難》後，讚歎不已，稱李白是“謫仙”。

幾次酒場上下來，他最後把李白推薦給唐玄宗。而李白跟賀知章酒喝下來後，他看賀知章每天大碗喝酒、大碗喝肉，卻能混的風生水起的，他就篤定今後要像他這樣爲官。

但李白畢竟學的是賀知章的“形”，這個“形”就是放浪形骸。他就像是官場上的“愣頭青”，這種狂放不羈的性格，使他四處樹敵，讓唐玄宗認爲他終究非“廟堂之器”，最後只能賜金放還。

而從此後，人生閱歷豐富了，他雖官場失意，卻讓他詩歌水平達到巔峯的時候，《將進酒》、《夢遊天姥吟留別》等一大批傑出的浪漫主義作品不斷湧現，因而他被稱作是“詩仙”、“酒仙”，這纔是我們現在所熟知的李白。

李白

可以這樣說，李白的詩歌水平肯定要比賀知章高，但他的情商低得可憐，不是後來他不想當官，而是官場上已經容不下他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也只是他無奈後的自我解嘲而已。

杜甫情才具備，只因生逢亂世

杜甫早年生活條件優越，但曾多次應試不舉，後來多次舉薦不爲重用，所以自然在朝中升官無望。

而且他是他們中最小的一位，身處大唐中晚期，已經感受到了大唐的頹勢又經歷了安史之亂，所以他把親身的經歷寫在他的作品裏。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不是空穴來風，他的兒子就是被活活餓死；《春望》《三吏》《三別》等作品力透紙背，飽含最深的憂國憂民的情懷，是強烈的現實主義詩人，被稱爲“詩史”。

杜甫塑像

可能讓現在大家想象不到的是，與上述兩位詩人不同，由於杜甫的作品都是寫的下層百姓生活，當時他在世時，並不怎麼出名，不像現在這樣如雷貫耳。

由於奸臣當道，根本沒有他出頭的日子，國破家亡，舉步維艱，流離失所，哪還能混出個名堂？

杜甫

綜上所述，賀知章雖詩人名氣比同時代的李白和杜甫稍有遜色，但是他的文采、高情商與生在一個好的時代，造就了他在當時的顯赫的地位，混得要比一般文人要好。就像現在說的那樣，拼的是綜合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