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你能聽到很多人跟你的經歷相似，你在這個世上並不孤單 | 寇愛哲 一席第599位講者

寇愛哲，故事FM創始人。

我大概採訪了沒有一千人也有幾百人，我覺得如果不能把這些人的故事呈現出來的話是非常遺憾的一件事情。

雖然不是每個故事都會被聽到

大家好，我是愛哲，是一個收集故事的人。非常感謝一席的邀請，因爲我平時都是在幕後講故事，這是第一次站在這麼多人面前講，所以有點小緊張。

我有記憶以來讀過的第一本書是《格林童話》，我特別喜歡這本書，在上小學之前就把它翻爛了。如果讀過這本書的話，你可能有印象，它幾乎每一篇故事都是以“從前”兩個字開始。這本書也將我訓練成了一隻“巴甫洛夫的狗”——每一次翻我爸的書櫃，想找故事書的時候，只要看到裏面有“從前”兩個字我就直流口水。

可能大家也知道，《格林童話》是由德國的格林兄弟走遍德國的城鎮、森林去收集故事，最後變成了這本書。沒想到，很多年之後我也變成了格林兄弟這樣的人，揹着一隻錄音機滿天下地去尋找故事。最後我收集的這些故事都變成了一檔聲音節目，叫故事FM。

這個節目非常特別，可能很多人都沒有在中文世界裏聽過這種類型的節目。它有幾個特點，第一，它是純粹的聲音節目，沒有圖像和文字；第二，我們每期故事裏的主人公都是一個真實的人，用他自己的聲音去講述自己的真實經歷；第三，每一期故事的配樂都是原創的，我們是以生產電影的標準和方式去製作聲音故事。

我這麼說可能大家很難有直觀的印象，我用幾個故事來解釋一下，先給大家放一段我們的節目片段。

大家聽到的這個聲音是紫紅媽媽，是我們故事FM的一個聽衆。

今年4月份的時候，我們忽然接到了一封電子郵件，郵件的標題是“跨性別者的母親”。我們非常高興，因爲這幾年大家可能聽過很多同志羣體的新聞故事，但是大部分都是從年輕人的角度去講述的——這個當然也很自然，因爲年輕人一般受教育程度相對高一點，互聯網使用得更嫺熟一些。但是我覺得像這樣從一個母親的角度去講她的體驗非常難得，後來我們就去採訪了紫紅媽媽。

剛纔你們聽到的就是她的女兒跟家人出櫃的那一幕。女兒出櫃了之後，紫紅媽媽就拉着她去了心理診所。我覺得她遇到了一位非常棒的心理醫生——心理醫生聽了情況之後把她女兒支開，單獨對紫紅媽媽說，你知道嗎，你的女兒曾經考慮過自殺。

紫紅媽媽非常緊張，就問這位醫生：那您見過的這種情況多嗎？醫生說，見得非常多，但我從來沒有見過一例能夠把性取向扭轉過來的。

紫紅媽媽只能選擇接受這種情況，她甚至開始容忍女兒給自己注射雄性激素。

一開始，女兒是躲在房間裏，揹着家人給自己注射，但一個人拿着注射器給自己的胳膊打針是非常不方便的。有一天，女兒就對媽媽說，媽，你來給我打針吧。

因爲打針前先要把上面那段空氣推掉，紫紅媽媽說，那一刻我舉着那個注射器，在推空氣的時候我就想，我多推一點，我多推一點，這樣也就可以少一點藥注射進我女兒的身體了。

後來時間慢慢過去之後，紫紅媽媽發現自己曾經那個桀驁不馴的女兒，總是跟自己吵架的女兒發生了變化。

大家從紫紅媽媽的聲音當中應該能聽出來，她的語氣中透露着對女兒——不好意思，這時候可能應該稱作兒子——那種自豪。

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她還是在用“疾病”這個詞來稱呼跨性別這樣的性少數羣體。其實紫紅媽媽跟你我的父母是一樣的，她受教育程度一般，她的思維比較保守，但是她會一點一點地爲了自己的孩子去發生改變。

她不是那種邪惡的父權代表，要控制自己的子女，也不是那種大義凜然的英雄母親，她就是一個有瑕疵的人。只有當她用自己的口說出了自己在那段經歷當中的體驗的時候，我們才能真正代入到她的角色裏去感受到她的感受。

這就是我創建《故事FM》這檔節目，選擇用聲音去記錄真實故事的一個原因，我認爲聲音是最能夠促進理解的一種媒介。爲什麼這麼說？我是2010年開始轉行進入媒體的，我既做過文字報道，也做過電臺和電視臺的報道。

我在寫文字報道的時候，經常會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寫的這個人物到底符不符合真實的人物？因爲那時候做國際報道，我會通過Skype越洋電話去採訪一些外國人，然後再把這些採訪翻譯過來。我發現在翻譯的時候，語氣經常不自覺地有偏向性，並且這不算違反新聞倫理。

我知道大部分的文字記者都是非常有職業操守的，甚至會跟自己的偏見去死磕，但是我在讀文字報道的時候還是會覺得有一段距離。因爲你在寫東西的時候筆稍微傾斜一下，連你自己都是意識不到的。

後來我又在一家電視臺工作，我們是一支非常小的新聞團隊，但是每天都要揹着大包小包的專業設備到採訪對象的家裏去採訪。我發現一個特別讓我沮喪的現象，每一次我們把燈光佈置好，把攝像機架好的時候，受訪者就會不由自主地進入一個表演模式。

大部分人是比較緊張的，然後語氣會非常乾癟生硬；少部分人正好相反，他會誇誇其談地進入一個亢奮的模式。但對我來說，這些都不是自然的狀態。

我個人非常喜歡看紀錄片，但只限於那種記者跟拍了很長時間，已經讓受訪者慢慢地放掉心理戒備的紀錄片。否則總是會不由自主地被受訪者臉上不自然的表情所吸引，特別是當受訪者的眼睛不時地瞄向攝像機的時候，我會非常地抓狂。

而且在看視頻的時候會有一個問題，我們往往會通過講述者的長相和衣着先入爲主地去判斷這個人，這些對我來說都是干擾信息。這個人軀殼裏面裝的是一個什麼樣的靈魂，我們往往注意不到。

我覺得聲音可以促進理解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它的代入感特別強。我們在聽一段聲音故事的時候，當撇去所有的外部干擾信息只聽他的聲音，他聲音當中透露出來的語氣，稍微的絲毫的情緒變化你都能感知得到，能體會得到。

我去年專程去了一趟上海採訪了一位媽媽，那位媽媽是一個普通的公務員，她有記日記的習慣。她的孩子很不幸地在剛出生的時候被發現患上了先天性心臟病，不久就過世了，她把自己從懷孕到孩子過世的整個過程都通過日記的方式記錄了下來。

找到她的時候，我說那你就給我讀幾段你的日記吧。

後來這個故事播出之後，我們在後臺收到了大量留言，讓我非常驚訝的是，留言的很多都是男性。有好幾個二十幾歲的大男孩對我說，我聽到這個媽媽讀自己的日記，她強忍着自己哽咽的時候，我放聲大哭，我完全理解了她的感受，我知道那種痛是什麼樣的感覺了。我現在給大家放一點片段，我每次聽這段故事的時候都有點激動。

聽衆一般在幾個特定的場景下聽我們的節目，要麼是在睡前，要麼是在健身的時候，要麼是在做家務的時候，或者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在這種獨處的環境當中，戴着耳機一個人去聽這些聲音故事。

當你在獨處的時候，聽到有一個人在你的耳朵邊說話，你就會非常容易爲他的命運揪心，爲他的成長欣慰。聽衆經常問我們一個問題，爲什麼在聽你們的節目的時候，明明沒有圖像但我卻像是在看電影一樣？

我們在製作聲音故事的時候，在每次採訪的時候，都會不厭其煩地去問受訪者，在經歷自己故事的時候眼睛看到了什麼。我們希望通過受訪者的眼睛把聽衆帶到現場，去感受他感受到的東西。

我覺得聲音可以促進理解的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你可以聽到一些平時聽不到的聲音。以前我在電視臺工作的時候，我打過無數個電話找採訪對象，很多人一聽說要出鏡就選擇拒絕，但多數人都不會拒絕只露出自己的聲音。

去年11月份，我去南方的一個城市採訪一位入殮師，他的化名叫考拉。這位入殮師非常年輕，是94年的。他知道我不需要圖像也不需要照片，所以非常熱情地邀請我，要帶我去參觀他們的停屍間。

因爲預計抵達的時候是晚上，那時候也沒什麼人了，所以我聽了之後是興奮和恐懼齊飛。興奮是因爲作爲一個聲音故事的收集者，我每到一個新的環境中都會去收集那些環境的聲音。

你想一想，在一個安靜的殯儀館裏，拉開停屍間的大門發出的“吱呀”的聲音，走進去的時候鞋踢在地板上發出的“咔噠咔噠”的聲音，還有考拉給我講解的時候，在那空蕩蕩的房間裏迴盪着的他的聲音。這些都是特別好的聲音素材，想想就流口水的那種。

恐懼大家肯定是能理解的，因爲是在大半夜裏。但是後來很遺憾，我的行程改了，白天抵達——白天有非常多工作人員在現場作業，所以噪音非常大，完全不能用。但是在我看到那些入殮師特別敬業地去對待逝者的時候，我非常感動。

我跟考拉見的第一面是在我住的酒店門口。因爲我之前是在外國媒體工作，一直跟老外打交道，我習慣了每次跟人見面的時候主動伸出手去握手，一定要用力地去握，以表達我的熱情。

考拉看到的時候遲疑了一下，然後軟綿綿地把手遞過來，我大手一揮就把他手直接揚起來了。他後來跟我說，不好意思，愛哲，因爲很少有人會跟我們握手，我們爲了避免尷尬也不會主動伸手。

其實考拉和在座的大家應該都差不多，跟我也一樣，都是大學畢業生，他通過考公務員考上了當地的民政局。突然有一天，民政局的領導把他叫到辦公室，說咱們下屬的殯儀館現在缺人，想派個年輕人去鍛鍊一下。考拉還沒有反應過來，當天就讓他去報道了。

我給大家放一個片段。

我記得最清楚，我去單位上班的第一天，回家的時候我奶奶告訴我，她說你穿鞋子不要進門，你把鞋子放在外面，拿進廁所洗一下再放進房子裏。感覺自己最不能接受的還是說社會上面的偏見，真的，做這行的，明顯會感覺朋友變少了很多。

說一個故事，我的一個同事他今年臘月二十一要結婚，現在也沒有告訴他未來老婆他是做什麼職業的，打算生米煮成熟飯以後再去坦白。這就是……真的，也是爲我們自己感到挺悲哀的。

有時候感覺真的跟遺體打交道比跟活人打交道簡單，因爲跟活人打交道真的太累了，勾心鬥角什麼的，遺體多簡單。

我在那兒採訪的兩三天裏，考拉和他的同事們特別熱情地招待我，那幾天堅決不讓我買單，每天喝得我肚子都要脹破了。我平時是一個滴酒不沾的人，但那些天我不想掃他們的興，因爲太久沒有朋友來看望他們了。

經常有人會問我們，你們是怎麼讓這些講述者都道出自己的心裏話的？我很感恩我們的聽衆，他們特別地信任我，他們知道我不會去曲解他們的故事，也不會去評判他們的故事，所以現在我們三分之一的故事都是聽衆主動找過來講述的。

我非常願意跟他們聊天，但是我不太喜歡採訪名人。因爲很多名人都有一套非常熟練的對待媒體的方式，有一套套話，聽起來非常乾癟，不真誠。我一般在採訪的時候都是面對面地採訪，因爲只有兩個人，坐得特別近，互相看着對方的眼睛的時候，纔會彼此信任。

我們辦公室裏有一個錄音室，我把它叫作小黑屋，每次來一個受訪者我都會把他拉進小黑屋單獨聊。創建這個節目以來，我的同事們從來沒見過我採訪，因爲我不希望有第三者在場讓受訪者感到壓力，我希望他能夠在一個非常放鬆的聊天狀態下慢慢地道出自己的故事。

我們選擇故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標準，就是講述者有沒有反思力。我曾經做過一個故事，我相信傳統媒體是絕對不會做這種類型的題材，就是它沒有教科書中所說的那些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反轉，這些元素統統都沒有。

那個故事的主人公叫慧新，這是一個真名，他也是我們的聽衆，他是一個普通的北京中產階級。有一天傍晚，他去洗車的時候跟別人發生了口角，對方下車來要打他，那個人用手臂卡住他的脖子想把他扳倒。他說，在那一瞬間我忽然想到了好多好多。

當時他3歲的兒子，正坐在車的後座拿着iPad看動畫片。他說，我經常告訴我的兒子要保護好自己，要如何去保護好自己，面對這種情況應該怎麼辦，而且我的孩子看起來比同齡人還要強壯，他長大之後會不會去欺負別人？他能不能夠控制住自己的暴力？這些都是我身爲一個父親應該教給兒子的東西。

慧新還是北京一家企業的中層，他帶領着一個團隊，所以每天的工作壓力特別大。即便作爲一箇中產階級，他也很清楚他們一家老小如果哪天忽然生了一場大病，可能瞬間就會破產，所以這種工作和生活中的壓力每天都在壓迫着他。

他說，在那一刻，他感覺所有的壓力都具化成了一個人，站在他面前，卡住他的脖子，想把他扳倒在地，他不能倒，所以當時他用盡全身力氣站住了。對方看到他並不是那麼容易被制服，後來推搡了幾下這事就完了。

後來在回來的路上他就不停地想，他說，我以前看過一部電影叫《搏擊俱樂部》，我終於懂了那種感覺，我找到了自己充滿勇氣的那種感覺。他說有一些事情我必須去做。

他們家附近原本有個垃圾站，一到夏天的時候周圍兩三公里都是臭味。他一直沒有去解決這個事情，那天他下定決心要去解決這個事。我給大家放一段他的講述。

我覺得這種纔是真正閃光的故事，就是事情可以非常簡單非常小，但你從中能看到一個人對家庭的責任，對社會的責任。

2008年左右，我當時的單位是在北京的宇宙中心五道口旁邊。大家可能知道，那周邊是高校林立、研究所林立，所以有非常多的講座和文化活動，我經常輾轉在這些活動之間，去聽一些大師的講座。

我記得第一次聽完一個講座的時候，激動興奮得上下牙齒打顫。我不知道爲什麼我激動的時候牙齒會打顫，我就想到居然可以談這樣的話題，簡直太棒了，那段時間真的學到了很多理論和價值。但時間長了之後我發現一個問題，我不知道這些理論和價值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當時一個月的工資應該是在3000塊錢左右，住在一個隔斷間裏。我媽每天都給我打電話催婚，我又剛跟前女友分手，這些一切的油鹽醬醋，一切的人際關係，我都需要去處理。

我所崇拜的那些講座當中的自由派的知識分子們教給了我很多理論和價值，但是他們沒有告訴我該怎麼去生活。後來我想，如果我想參考更多的人生經驗過好我這一生的話，只有記者這個職業可以讓我去見到更多的人，聽到更多的故事，對我有幫助。

後來我就提出了辭職進入到媒體。從2010年到現在，我大概採訪了沒有一千人也有幾百人，我覺得如果不能把這些人的故事呈現出來的話是非常遺憾的一件事情。我相信我們在人生當中有非常多的經歷，也許一件或兩件，就足以改變我們的人生。

這些經歷可能後人還會再經歷，如果有人說出來的話，對別人會有非常大的參考意義。在上萬年前，我們的祖先們都是在無數個夜晚裏圍坐在篝火旁邊聽老者講故事，講人生經驗，我們的這些知識在文字發明之前都是這麼口口相傳下來的。其實聽故事是最自然的講故事的方法，只不過我們可能忘了。

我有一個想法，再過幾年之後，我會把我收集的這些故事都灌注成磁帶。因爲我之前是學圖書館學的，我知道磁帶是保存時間非常長的一種介質，我要把這個磁帶裝進一個盒子裏埋到地下。

等到千百年之後，人們挖出這些磁帶的時候，他們聽一下就會知道那個時代的人是怎麼講話的，當時的語言體系是怎樣的，他們的喜怒哀樂是什麼樣子的，這一定能給他們還原出一個真實的21世紀。

我常常說每一個人都是有故事的人，可能並不是每一個故事都能被聽到。但是通過我們的節目《故事FM》，你能聽到有很多人跟你的經歷是相似的，你在這個世上並不孤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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