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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鳳凰WEEKLIY作者：寧一、閆如意

　　2018年，全面二孩政策第3年，但中國的人口狀況，一點都不樂觀。

　　目前，我國距人口負增長，只剩10來年的時間。大國空巢的人口“斷崖式”下降，就在不遠的將來。

　　注：國務院《國家人口發展規劃 （2016-2030）》認爲中國人口峯值，將出現在2030年的14.5億人。聯合國《世界人口前景2010年修訂本》認爲，中國人口負增長將出現在2027年，峯值爲13.96億人。

　　與此同時，最近一次人口普查顯示，即將迎來適婚年齡的00後（2000-2010年生），男有7952萬，女有6688萬。男比女多出1264萬。

　　性別比例失衡加劇，會進一步影響結婚率和生育率。

　　圖爲近日的新聞搜索熱點

　　我國人口正面臨着雙重困境——數量上的“斷崖”下降，和性別上的失衡加劇。

　　在嚴峻的人口現狀下，二孩政策的效果如何？能否緩解國家人口問題？人們在二胎的性別上，又是如何選擇的？

　　01

　　中國哪個省最敢生“二孩”？

　　二孩政策推行後，各省的生育情況，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

　　在一些省份，政策推行如閘口放開，出生率激增。而在另一些省份，卻反響平平，甚至還有地區出現出生率下降。

　　圖爲二孩政策推行後，各省出生率漲幅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及各地2017年統計公報

　　總體來看，北方出生率漲幅，高於南方地區。

　　山東以39.76%的出生率漲幅，拔得全國頭籌。而山東17.54‰的出生率、174萬的新生人口，同時也在全國排名第一。

　　2015年出生率全國最低的天津，自政策實施後，出生率暴漲，從5.84‰躍至7.65‰。

　　一線城市北京、上海，出生率也都有不低的上浮。但上浮後的數據，同“扶不起”的東三省一樣，還是在全國排名墊底。

　　在南方地區，除湖北、浙江、廣東出生率明顯上升外，數據基本同往年持平。

　　全國34個省市自治區，2/3的地區出生率漲幅低於10%。不過僅有青海、湖南兩地，出現出生率負增長。

　　圖爲2017年新生兒數量

　　數據來源：各地2017年統計公報

　　2017年，二孩政策開放第二年，共出生1723萬名新生兒。

　　新生兒多集中在中部地區、東南沿海。僅山東、河南、廣東3地，新生兒數量就佔據了全國的27%。

　　東南沿海，是中國經濟發展前沿。這些省份的生育觀念，出現了兩極分化的局面。

　　有些省份，是“越富越不想生”的典例。

　　譬如江蘇，地域富庶，但新生兒比重一直低。2017年江蘇只出生了86萬人。2018年上半年更少，共出生38.3萬人，同比降幅高達11%。

　　而另一些省份，崇尚“多子多福”的觀念。

　　譬如廣東，它是開放二胎後，生育率漲幅最高的幾省之一。一躍從2015年的11.12‰，增長到2017年的13.68‰。

　　02

　　二胎政策下的“重男輕女”與“重女輕男”

　　二胎政策，不僅劍指人口年齡結構，也要調節人口性別結構。

　　目前，中國男女比例不均衡。

　　從下圖2003年到2016年0-4歲兒童的性別比中可看出，男孩比重居高不下。

　　峯值在2007年，(男)123.59：(女)100。

　　谷值在2016年，(男)115：(女)100。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而總的人口性別比，自2010年後，一直維持在(男)105：(女)100的比重上下。

　　這一比例到2016年，二胎政策施行1年多後，下降至104.98。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當數據細分至各省，又有端倪。

　　有一些省份，男女性別比例異常。背後很可能有地域“重男輕女”或“重女輕男”的人爲選擇。

　　2016年，全面二孩施行後的第一年。大環境下，男女性別比應當趨於下降。

　　但以廣西、重慶爲首的14個地區，性別比不降反升。

　　有觀點認爲，這是人爲選擇性別的結果。不少家庭都因“想要個兒子”才生育了二孩。

　　二孩政策推行後，各省新生兒性別比變化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據2016年數據，我國有6個地區，男性性別比異常高。它們是：天津、廣東、海南、浙江、江西、廣西。

　　其中，男女比例最不均衡的，是天津市，人口性別比高達114.39。

　　而有4個地區，男性性別比異常低。它們是：四川、江蘇、遼寧、陝西。

　　其中四川省僅有99.73。意味着在這些地區，女性數量異常的多。

　　注：統計學經驗得知，男性死亡率高於女性。因此地區平均年齡越大，人口性別比就越小。在低性別比的4省中，遼寧、江蘇、四川3省，都是重度人口老齡化省份。

　　對於10年內有5年的性別比都低於102，甚至一度突破100大關的四川省來說，“重女輕男”的性別觀念，可能需要被納入考量。

　　不過，縱觀整體數據，全國34個省級行政區中，2/3的地區人口性別比都在102-107的正常範圍內。

　　性別比上升（男性異常多），且超過正常範疇的，是海南、浙江、江西、廣西4個地區。

　　而對比2015年，性別數據異常高的6地，有5個都呈現了下降趨勢。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而在2015年，性別異常低（女性異常多）的4個地區，有3地上升趨近正常值。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因此，從目前數據來看，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後，性別比整體向好。但二孩政策的影響具體有多大，還需更長時間週期的觀察。

　　從邏輯上推論，政策給了想要男孩的家庭，一個新機會。很可能也會挽救一些，尚在腹中的女嬰的生命。

　　03

　　70、80後成“生育主力軍”90後根本不想生孩子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從2007年到2015年，育齡婦女一胎生育率，呈急速下滑趨勢。

　　從峯值數據來看（23-24歲女性爲生育峯值），一胎生育率峯值，已從2007年的118.5‰，下降至2015年的50.79‰。

　　這意味着在8年的時間中，適齡生育女性，生育意願以“腰斬”速度下降。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有趣的是，二胎的生育趨勢，卻恰恰相反。

　　2011-2014年的抽樣調查顯示，4年間，二胎最高生育率上升了11.24‰。

　　到了2017年，二孩出生數已經超過一孩。也就是說，2017年的新生人口裏，二孩數量，已佔半數之上。

　　一孩生育率下降至“腰斬”的同時，二孩的生育率卻節節攀升。

　　這意味着一個趨勢：不生孩子的，連一胎都不生；生孩子的，只生一胎打不住。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二胎的生育峯值，出現在婦女27-29歲之間。

　　二孩母親集中在70後、80後。這一部分人，積壓的生育願望，在政策放開後，得到了集中的釋放。

　　但關鍵的問題在於：適齡生育的90後，爲什麼連一胎都不想生了？

　　90後身上，帶着異於70後、80後的標籤。

　　這是一羣願意獨居，願意自嘲“單身狗”，並且覺得“有伴侶可以，沒有也行”的佛系人羣。

　　佛系：有也行，沒有也行，不爭不搶，不求輸贏

　　在90後的思想體系中：一個人過的很開心，爲什麼非要多一個人來添堵？

　　他們是第一批獨生子女。成長聚焦了整個家庭的關懷。他們的身上，有越來越強的個性，和強烈自我實現的願望。

　　對他們而言，拋開傳統的傳宗接代觀念，養孩子意味的時間損耗、精力損耗、家庭負擔，容易讓他們心生退意。

　　恰如一位90後網友留言：

　　“老一輩的人永遠也不會明白，爲什麼現在這麼多的年輕人不結婚，不生孩子，就像我們永遠也不明白，爲什麼一定要結婚。”

　　目前，全國的結婚率正在節節下降。而對90後而言，連一個孩子都不願生，更別說二孩了。

　　04

　　“大國空巢”的未來與“想生卻不敢生”的中產

　　二孩放開後，出生數據並不樂觀。僅2017年，實際出生數對比預期，缺口達300-470萬人。

　　一般來說，總和生育率維持在2.1時，纔可維持正常人口更替。而據最新一次1%人口抽查數據，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僅僅爲1.06。

　　政策開放後的實際出生人數，比預期的下限還低

　　來源：《實施全面兩孩政策人口變動測算研究》

　　人口斷崖、勞動力短缺、老齡化，“大國空巢”的殘酷未來，於中國而言，並非空談。

　　曾有學者預言：中國的人口斷崖，將是房地產泡沫、中國債務加速破滅的根本原因。

　　國人真的不願意要二孩嗎？

　　並不是這樣。在調查中發現，拋開其他因素，多數家庭想要兩個孩子。

　　71%的國人，希望生兩個孩子

　　但是當考慮將願望付諸實施時，認真計劃生育二孩的家庭，佔比僅爲31.4%。

　　而在原因調查中，排名居首的是：經濟狀況不允許。排名第二的是：再撫育一個孩子的時間精力不足。

　　數據來源：騰訊生育意願調查報告

　　調查中，高收入人羣裏，不想要孩子的人，和想要3個以上孩子的人，比重都是最高的。

　　收入最低的人羣中，想要1個或1個以下孩子的家庭，佔比最高。

　　而收入居中的中產，許多家庭想生而不敢生。

　　可以說，經濟條件決定着家庭的選擇權。而中產階層，面臨着二孩生育的兩難選擇。

　　一方面，這些家庭，具有一定經濟實力，並且身邊教育資源優質。另一方面，養育二孩所帶來的經濟負擔，對他們還是較重。

　　從現實來看，中產階級最大的壓力，可能集中在3方面：教育、住房、職場。

　　1、孩子的教育投入，是一個無底洞。在家長“精英培養”的投入下，孩子們都師出幾十個興趣班，踏着無數人民幣長大。

　　2、房子，也是壓在年輕人背上的山。在一個“六個錢包”湊首付的時代，年輕人手中的錢，還完貸款，已所剩無幾。又該拿什麼去養孩子？

　　3、對職場女性而言，生孩子的代價很沉重。生養一個孩子，職場至少有長達2-3年停滯期。對企業來說，損失也同樣很大。畢竟帶薪、假期，全是不小的成本。

　　這些，拖住了中產家庭的二孩腳步。

　　新華日報的刊文，在網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目前，國家已出臺多項政策“助推二孩”。近期還有專家提出“生育基金”，想軟硬兼施、多管齊下來“催生”。

　　目前的生育率，遠無法支撐國家正常發展。而養老金的缺口，早已越來越大。提高生育率，是勢在必行的事。

　　中肯地說，養育下一代，關係國家未來。但現狀是：只有政策支持生，少有政策支持養。目前，絕大部分養育成本，都擔負在了家庭和企業的肩上。這個擔子，實在是太沉。

　　生育率是國家的問題，養孩子卻是自己的問題。或許這，纔是解決人口問題裏，最該解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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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裏的三個家庭：在中國，養育二孩是個心理挑戰

　　文｜周卓然

　　煜之是個產科醫生，整個醫院裏，只有產科的人才是帶着喜悅進出。當然，也會看到人世間的種種。

　　煜之記得2016年二孩政策全面開放後，許多在計劃生育時期壓抑了二孩需求的家庭開始集中釋放。他們中的許多將二孩視作釋放生男需求的工具。當年，他所就職的上海某公立醫院出現了一波高齡產婦生育潮，科室裏來的女性多爲三四十歲以上，到了臨產這一環，孕婦們幾乎都已經從小醫院或私立機構處知道了孩子的性別。到了今年，煜之醫院裏每個月的男嬰出生數量都高於女嬰。

　　農耕文明催生的重男輕女雖遭到了現代化價值觀的衝擊，但短期內無法消除。關於如何辨別二孩性別的帖子在媽媽羣和搜索引擎中如今依然隨處可見。而當第二個孩子是兒子時，四口之家則容易全體背上沉重的情感負擔。

　　1978年，“計劃生育”正式寫入憲法，獨生子女成爲許多家庭不情願也無力違抗的一條政策。也有反叛者冒着極大風險去生育二孩，但過程極爲艱辛。2016年，中國放開二孩，然而生活成本大幅度提高、生育觀念的變化和社會壓力的擠壓，讓生育二孩同樣不易。

　　但有比錢更復雜的東西左右着生育二孩後的生活。

　　中國關於二孩的討論很多。前陣子，《新華日報》所發佈的一篇“建立生育基金”的評論，再次將該話題推向風口浪尖。80後、90後眼下正適齡生育，這批新晉父母躍躍欲試，卻又茫然、恐慌。2018年，有1.15億個獨生子女獨自長大，欠缺與親兄弟姐妹共處的能力，也無法從自己的父母身上習得養育兩個孩子的經驗。

　　因此，困於生存難題的赤貧家庭、女嬰足月引產、由獨生子女組成的“反二胎聯盟”等都開始在媒體上出現。但這真的是二孩家庭的全貌嗎？

　　事實上，在由獨生子女向多子家庭轉型的檔口，那些未經污名化的尋常家庭更值得被注視。

　　01

　　如今二孩家庭的不安，有很大成分來源於獨生子女政策及其後續影響。《金融時報》撰稿人劉海寧曾在《沒有兄弟姐妹的一代》中寫道，“一胎化政策對中國人的影響需要更長時間來消除。”

　　菲利普布魯（Phillip Blue）出生於一個美國的中產家庭，父親是伯克利大學教授，而他是家裏的二兒子。1987年的一天，他誕生在父母和姐姐的注視下，在之後的數年裏，父母把大部分關注度都放在了他身上，這導致姐姐產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

　　30年後，布魯上任芝加哥懷特研究院的心理學博士，成爲了中美家庭問題的研究者。“畢竟我就是個二胎。”布魯說。他深知從2013年施行單獨二孩政策、2016年全面開放二孩之後，中國新興家庭所要面臨的問題，可能將極大地影響整個社會的命運。

　　家住成都的王欣雨就用了28年來親歷這個過程。11歲那年，她才發現自己有一個只比自己小一歲的親弟弟，而這個自己素未蒙面的男孩被父母“藏”在湖南長達10年。但這麼長時間，父母從未對她坦露過一絲一毫。

　　他們後來解釋，因爲她是女兒，他們始終怕傷害到她的情感。

　　王欣雨出生在1990年，一個獨生子女扎堆出生的年份。父母爲60後，經歷過國家動亂、恢復高考和改革開放，他們自己多生於多子家庭，卻受到老一輩傳宗接代和男女平等思想的雙重影響，內心頗爲掙扎。

　　承上啓下的工作總是不好做的，但還是有不少夫妻出於孝道選擇屈從家族期待。王欣雨的弟弟就是這麼來的，在她出生那天，護士把她從產房裏被抱出來時，奶奶嘆了口氣，連接過襁褓都不願意。取而代之的是一年後，皆大歡喜的弟弟的出生。

　　再生個兒子是奶奶下的強制命令，不然就讓父母離婚。母親是在王欣雨出生三個月後再次懷孕的，但計劃生育當前，二胎隨時會砸掉父母的飯碗，還會導致一大筆罰款。

　　王欣雨的父親是公務員，母親在國企工作，兒子的生育和交接只能全程打游擊戰。母親90多斤，日日穿着寬大的衣服，到了實在藏不住了，只有請假到農村的姑奶奶家住。臨盆也必須偷偷摸摸，兒子剛在產房裏落地沒倆小時，在醫院工作的姑姑就催着嫂子“逃命”。

　　由於姑父是部隊上的幹部，有一個生第二胎的名額，弟弟王梓維就此被交接給姑姑撫養。而在公安局工作的爸爸則要負責將媽媽從醫院運回姑奶奶家坐月子。他騎上一輛摩托車，將老婆藏在從車頂垂下的斗篷裏，把車飆得像在追捕逃犯。

　　數月後，他們帶着女兒離開了湖南。一直到2001年，計劃生育沒當初抓得緊了，媽媽纔敢把兒子從姑姑家接到身邊。但她不知道該如何向剛上初一的女兒解釋，在數月中，她都騙女兒說，這是姑姑家的兒子。

　　王欣雨不傻，弟弟遲遲不走，她猜到了真相。爲了證明是自己多想，王欣雨翻箱倒櫃地找出了自己的獨生子女證明，把這個蓋着藍章、白紙黑字的小本拿給父母對質，卻沒能得到想要的答案。她也開始把氣撒在弟弟身上，“要是沒有你就好了，是奶奶要你，爸爸媽媽不要你！”有時弟弟說不贏她，只能複述姐姐的話。王欣雨回：“你這個沒有創意的蠢貨！”

　　這場迴歸動搖了家庭內部原本穩固的關係。姐弟的相處並不順利，王梓維的到來讓一直以爲自己是獨生子女的她頓感晴天霹靂，“周圍的同學都是獨生子女，我和大家不一樣了。”

　　父母的教育方式也開始陡然分化。他們錯過了兒子的童年，也不知道該如何調和兒女的關係，只有選擇自以爲正確的方式——男孩要散養，女孩要富養。

　　王梓維剛到家裏時有些愛哭，性格柔弱，這讓當過兵的爸爸接受不了。他怪奶奶把兒子慣壞了，於是用最激進的方式去調整他積累的“壞”習慣。

　　兒子暈車，父親故意帶他開了一整天，讓他一次吐個夠，王梓維在座位上難受得眼淚流了一臉，卻不敢哭出聲來。王梓維還怕坐飛機，某年春節，父親開車帶着老婆女兒回湖南省親，只給兒子買了機票。

　　相反，王欣雨的成長卻是有求必應的。父母對她的零花錢從不加以限制，高中時，她花掉1000塊，弟弟只有500；畢業後，家裏給姐姐全款買了房，卻只同意給弟弟負擔首付。外人看不懂，說“你們家真奇怪，別人都偏向兒子。”

　　王欣雨知道，這是父母爲了彌補當年重男輕女的後遺症。她常聽母親說：“如果我們再不多愛你一點，你多可憐啊。”但這種差別對待卻一而再拖慢她和弟弟緩和關係的步伐。一次，母親看到弟弟的日記本沒上鎖，瞄到一句：“所有人都只對姐姐好，好像只有姐姐是親生的。”

　　這些幼年問題即使在長大後得到了緩解，也常常因結婚後外人的介入而捲土重來。每每面對不滿的弟媳、始終站在自己這邊的母親、左右爲難的弟弟，王欣雨解決家庭紛爭的方式都是逃跑。

　　如今，她在父母給她買的房子裏單獨居住。她說自己還是沒學會做一個姐姐。

　　02

　　在歐美，“Birth Order”，即出生次序，長期以來被作爲心理學和家庭社會學的重點課題來進行研究。在心理學家Alfred Adler看來，兒童性格的形成其實更依賴於他們承擔的角色，而不是性別。1974年，高爾頓發現英國科學家中長子比例較高。1999年，Frank J. Sulloway論證了長子與次子的人格差異，是源於父母的教養方式。

　　長子通常會肩負一部分教育弟妹的責任，這使他們自然地站在父母的同側，成爲了規矩的守衛者。但當父母缺乏主動溝通的能力，也無法引導兩個孩子的相處時，長子和次子則都會不可避免地陷入失落，認爲自己沒有價值，從而增加家庭紛爭。

　　布魯指出，這恐怕是中國獨生子女一定會面臨的問題。他們在成長過程中無法像二孩那樣去平衡父母的關注，而這也不利於父母實現人生角色的轉變，他們也容易陷入對自我價值的詰問中。

　　Parents網站的一篇文章《成爲二胎家庭》中寫道，無論你和多少人交談，或者讀了多少本書，都永遠不會爲從嘻嘻哈哈的一胎媽媽坎坷過度到憔悴的二孩媽媽做好充分準備。對於許多人來說，生育第一個孩子難在接受自己成爲父母，而生育第二個孩子最困難的部分，在於說服自己重複這個過程。海倫對此深有體會，這四年裏，她正感到自己一點一點失去了人生。她有兩個兒子，大的3歲半，小的100天，都處在沒法撒手不管的階段。

　　早上5點，二寶喝奶；7點，大寶起牀，8點喫飯，9點學英語，10點陪玩；小兒子每3個小時喝一次奶，半夜啼哭，24小時裏的每一秒都被死死填滿。她一天裏唯一的空閒時間，是趁着大兒子上幼兒園、小兒子母親幫忙照料時，去做一個瑜伽。

　　海倫和大寶、二寶

　　如果沒有孩子，海倫不會辭掉工作，去做一名全職媽媽。她一直是爭氣的女兒、體貼的妻子，一口氣讀完碩士後結婚生子、陪伴丈夫赴美讀博、又回國發展。她原有個學術夢想，但因爲孩子的相繼出生，而被打斷。

　　丈夫要養家，因此很少過問家庭事務，她自己解決大多數生活難題。常常是哥哥在一邊喊媽媽，小的也開始哇哇大哭，最棘手的是碰上一個孩子生病了，迅速導致兩個孩子交叉感染，她只能手忙腳亂地扛着他們一起去醫院。

　　醫院是每個母親的“煉獄”。她們在這裏遭遇生產時的身體之痛，又要面對孩子生病時的心急如焚。海倫記得大兒子出生時得了腦膜炎；小兒子出生時又有新生兒膿血，熬過去後也沒消停，喫飯被魚刺卡、感冒了、發燒了......醫院成了第二個家。

　　“只有一個孩子時，年輕媽媽還可以保留許多自己的生活方式，出去喫飯或度假並不難，但第二寶寶會令你設法維持的自由感消失殆盡。”密蘇里州堪薩斯城兒童慈善醫院心理學家，堪薩斯城醫學院兒科教授Edward Christophersen坦言。

　　二胎延長了母親的焦慮期。海倫不是沒有猶豫過，三年前第一次當媽媽時，她在產房裏足足疼了20幾個小時。疼痛感持續到了月子期，她覺得自己有了抑鬱傾向。

　　這讓她一度放棄了和丈夫結婚時制定的二胎計劃。“反正第一胎是兒子，婆婆也不會說什麼，媽媽也心疼我。”臺階找好了，但還是糾結：她是獨生女，幾年前親人的去世令她感受到親情的易逝，她想要多一些陪伴。

　　說服自己再生一個花掉了兩年多時間。最後她告訴自己，二胎只是複製一遍走過的路，眼睛一閉一睜就過去了。結果備孕過程依然瑣事纏身，爲了照顧大兒子的情緒，她給大兒子買了一個小娃娃，終日讓他抱着，一邊忙着去南京的公共圖書館裏借繪本給兒子看。繪本上畫着相親相愛的四口之家，插圖小框裏寫着：“媽媽要有新寶寶了。”

　　“是啊，又有新寶寶了。”這真值得高興，但每每說到成功的女性或者夢想這個話題時，她還是有些失落。網上有不少教二胎母親放鬆的帖子寫道：處理那些不可避免的挫折感應該怎麼辦？深吸一口氣吧，你知道這會過去，五分鐘，就讓水槽裏的髒盤子浸泡着，這樣就可以放鬆一下。但似乎也沒什麼作用。

　　“我出國去讀個博吧？”、“我什麼時候能迴歸職場呢？”、“孩子這個大事解決了，我應該能在30多歲的賽道贏一把吧？”……她有時一遍一遍詢問丈夫這些問題，即使他們極少就此事上達成過共識。

　　03

　　丈夫如今更想要留在南京發展，作爲家裏的頂樑柱，他肩上也有重擔。事實上，每多一個孩子，伴侶間的關係也會因此受到更大的挑戰，因爲彼此分給對方的時間和精力都更少了。

　　據2002年Attitude Press發表的研究顯示，許多新媽媽都會感到沮喪，並希望他們的配偶能滿足需求，但結果往往徒勞無功。這個問題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下更爲明顯，尤其是，當父親是那個更主要的生活條件供給者時，他們也承擔着更大的現實壓力。

　　醫療和教育是兩座大山。海倫的大兒子得腦膜炎時，家裏一共花掉了四萬，醫保報了一萬。兩個孩子一個月的零食和喫飯錢近1萬元，出去玩，光是父母照顧不過來，加上姥姥姥爺等，基本所有的消費都要乘以四倍以上。

　　而撫養兩個孩子的成本，只會跟着他們年齡的增長而增長。“南京的房價如今漲到了3、4萬，學區房更貴。“爲了省掉了一個興趣班的開支，她自己上陣教起了英語。

　　沒爲省錢動過腦筋的二胎父母不足以談人生。在北京，身爲年輕法官的林麟在家裏卻像個賬房，在妻子懷上老二後，他總結出了一套妙招，關鍵在於如何廢物利用、減少浪費，以降低邊際成本。正所謂一胎照書養，二胎當豬養。

　　作爲兩個女兒的父親，林麟留下了剛剛淘汰下來的大女兒舊衣服、媽媽用來消除妊娠紋的油，這些都可以接着使用。消費還可以分檔：影響到身體健康的，就儘量用最好的；易壞品可以挑便宜點的來；如果考慮到二胎也能用的，就買好一點的。

　　“我覺得養育是因人而異的，你是什麼經濟實力，就過什麼樣的生活。”林麟覺得，如今二胎家庭的焦慮，大部分是因爲商業社會的裹挾。這種恐懼來源於社會對跨界層培養孩子氛圍的渲染，“因爲養育成本較高，而獨生子女政策影響了幾十年，大家習慣了一個人，也沒有帶多個孩子的經驗，因爲未知，所以恐懼。”

　　這樣一年下來，大女兒嬰兒時期的花銷爲2萬左右。林麟把多餘的錢用來請保姆，以減少妻子的負擔。他有個“老公決定論”，意思是女性生孩子、帶孩子都比較辛苦，如果男的還不願意幫忙，老婆的二胎生育意願肯定下降。”

　　這催促着他從買嬰兒牀到餐飲搭配、陪玩、說故事，都自己張羅。沒應酬的時候，他教女兒畫畫，給她洗澡，收拾好抱上牀，交接給負責哄睡的妻子。如果不是女兒必須抓着媽媽的頭髮才能睡着，他也願意代勞催眠的環節。

　　很快法院裏的同事一遇到買房子、生孩子的事，都跑來諮詢他。

　　04

　　“因爲生育是一件風險蠻大的事情，一個人沒有辦法承擔。”煜之說，而這種風險從懷孕階段將一直延續，“沒有丈夫，產婦在病牀上發生任何事，誰來幫你做決定？”

　　沒有誰能比產科醫生更體會到生產的痛苦。煜之記得，自己剛剛開始接手剖宮產手術時，他從劃肚子開始、打開子宮......再把肚子灌回去，每一步都倍感緊張，光是縫皮，進針出針到打結，手生和過高的重複動作，都會決定一個女性留下疤痕的樣子。

　　“婦產科很辛苦，所以喜歡男醫生。”煜之說。

　　一般來說，醫生不會建議第一胎剖宮產的女性在第二胎時採用順產。中國對於兩胎之間的間隔年限規定得比較保守，通常爲一年以上。小於這個數字，大於5年—10年，併發症的概率都會增高。理想的是母親在第一胎後恢復月經兩三個月，纔可以懷孕，這樣到了第二次生產時，宮頸還未完全恢復，生得會比較順暢

　　由於生產和撫養的不易，2018年，當受到計劃生育管控的人釋放掉了需求，生二胎的人數又有了顯著的下降。煜之看到，今年上海在牀位等醫療資源上較爲充足，已經沒有了新政剛開放時的景象。

　　但是，生二胎也絕不是洪水猛獸。“如果能將兩個孩子的年齡差控制在3歲以內，其實更有利於他們的成長，讓他們學會彼此照料，而不是像獨生子女一樣因獲得了過多關注而變得自私。”布魯說。

　　布魯是Alfred Adler和Sulloway理論的支持者，他表示在重男輕女思想並沒有那麼嚴重的美國大城市，哥哥和姐姐的角色也都更接近於父母，和中國一樣。而當長子順利度過低迷期後，會擁有更健康的心理狀態，他們去發現生活中還有更多其他美好。

　　2014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一項研究表示，擁有兩個孩子的家庭幸福感最高。父母看着兩個孩子互相打鬧和嬉戲時，能夠極大地紓解成年人的心理壓力，但如果還有第三胎，這種幸福感又會回到解放前。

　　一個獨生子女家庭出生的母親就此解釋道：“獨生子女和父母的關係都更爲親密，這會導致他們失去父母后的心靈處境更加艱難，而三胎又太多了。”

　　目前來看，大多數家庭關於二孩的期待都是一兒一女。這是一個傳統觀念、個人情感和生養成本綜合考慮後的折衷方案。“有一兒一女肯定更好呀？但沒必要過分強求。”排除極端家庭，普通城市居民在性別選擇上也都可以接受“順其自然”的結果。

　　林麟說，知道第二個孩子也是女兒那天，妻子大哭了一場，比他還要激動。但對於一位26歲的父親來說，無論男女，第一個孩子的出生都最爲意義重大。正是在那一天，他才真正從男孩變成男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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