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吻、鴛鴦浴、裸睡……明州警方公佈的高達百餘頁的劉強東案檔案，被“北美留學生日報”的編輯經過提煉和“潤飾”縮減爲一篇奇情小說般刺激眼球的公號體文章。該文刊後不久，便被媒體人批評爲誤導公衆眼球，北美留學生日報見反應不妙，很快在網絡上公開致歉，並奉上了四萬字的原版報告中文版“將功補過”。

相比起當事人平平無奇的冗長陳述，媒體人自然懂得這個時代的喫瓜羣衆缺乏耐心，所以即便那篇修辭誇張的文章中有插入警方的原始檔案截圖，他們也知道讀者多半對觀看那些英文截圖並沒什麼興趣，但檔案截圖作爲塑造文章真實感的證明，卻又必須存在。很多時候，讀者需要的是“真實感”，而非“真實”。讀者在頭腦中建立了“真實感”以後，當讀到“激吻”和“鴛鴦浴”這樣的字眼後，便會在頭腦中構建一個雙方當事人“你情我願”的語境，而這種語境明顯是事件的另一方當事人所不認可的。

如今，我們看到傳統的客觀中立的新聞報道已經越來越被邊緣化，大型的新聞機構還可以藉助平臺的影響力維持昔日新聞報道的體面形象，而自媒體想要從龐雜的信息流中“突圍”，則開始完全罔顧新聞倫理，新聞報道越發進入一種“故事化”寫作的時代，而作爲“共謀”，讀者也越發開始接受這種“故事化”的新聞創作，新聞與娛樂混爲一談。而“故事化”中最被看中的一點，就是它行文中所反映的價值觀。

羅伯特·麥基在《故事經濟學》中認爲，“價值觀”對事件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力，在談及爲什麼虛構事件比真實發生的事情更令人印象深刻時，他提到“真實生活中混亂的價值觀通常讓事件輕易被置之腦後，而虛構事件中的情感負荷清晰有力，牢牢地構築在記憶之中”。而如今的新聞報道，也越發開始有意迎合不同讀者，根據不同的讀者的價值觀，來量身打造不同的“故事”，如果你是個陰謀論愛好者，我就會爲你提供一個“仙人跳”的故事來進一步確認和加強你的偏見，而如果你天生嫉惡如仇，我便會爲你編織一個權勢和金錢如何欺壓一個弱勢者的故事……種種內含着極爲鮮明甚至挑唆性觀點的“故事化”新聞寫作，餵養着信息繭房中的讀者，長期以來形成的後果，便是進一步加強每個人心中的偏見，讓真相變得越發混沌。

旁觀者帶着最大程度攫取讀者注意力的強大動力，讓事情變得虛虛實實，並不是事情開始變得“模糊”的第一步。當事人自身就一定能完整的還原事情的真相嗎？

Showtime有一部講述婚外情的電視劇《情事》，該劇採用男女雙視角的敘事手法，將婚姻出軌的當事人男女的表現塑造的極爲真實可信，比如在男主視角的講述中，他的主觀記憶中呈現的記憶場景，很多時候都是女方在主動，女方穿着暴露的裙子、女方主動撩撥着他，而在女方的視角呈現中，則是一副與前者全然相反的描述，她纔是那個被動者。在這裏，不同人的主觀記憶有了極爲鮮明的差異，而這些都是有心理學依據的故事編排。我們的記憶會作假，有時候我們會本能地構建出對自己有利或將錯誤指向對方的記憶。

那是不是說，既然許多時候不可能出現客觀的真相，那我們選擇站隊，去相信我們所相信的真相，又有什麼不對呢？不然，我們豈不是會墜入一種相對主義式的虛無狀態嗎？

當然，我們不應該在真相難以考證時就選擇不去追問真相，因噎廢食。但追問真相的前提是，我們不能沉浸在我們喜歡的“故事”中去追問，因爲“故事”是你個人情感和信念的價值投射，它是感性的，訴諸情緒的。當你一旦進入故事化的語境之後，你很難再去理性的結合證據去分析、論證和判斷。所以，這時候，法律中“合理懷疑”精神就顯得尤爲重要了。例如前幾個月明州檢方在對媒體宣佈不予起訴時，對劉強東案提出的觀點是“此案被認爲有嚴重證據問題，這使得任何刑事指控都極不可能，被證明超出合理懷疑。”《布萊克法律詞典》中對這個概念做過嚴格的限定：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並不排除輕微可能的或者想象的懷疑，而是排除每一個合理的假設，除非這種假設已經有了依據；它（合理懷疑）是達到道德上的確信的證明”。

這樣的法律思維手段，所衍生的一個後果，就是判決有罪的證明標準就是排除合理的懷疑。爲什麼要以此作爲標準而非採用優勢證據標準呢？美國大法官哈倫在一樁案子中的觀念很好的解釋了這個初衷，哈倫認爲，如果採用優勢證據標準導致犯罪者被釋放的事實錯誤的風險的確是降低了，但卻有可能造成“無辜者蒙冤的事實錯誤的風險大大增加”。而這也無疑是法律程序正義的題中之義。

在龐大的信息洪流前，我們太過容易迷失自己，尤其是當新聞以故事的名義出現在我們面前時，如同一個美味的誘餌一般蠱惑着每個人的分析和判斷能力。

因此，對“故事化”的新聞閱讀產生警惕也就變得尤爲重要。建構起合理懷疑的精神，是我們邁向理智思考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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