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經濟觀察報觀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章詩依。

金庸先生遠行，中文世界有浩蕩的文字來紀念、致敬。其實，由於其巨大的成就與影響力，金庸傳奇的一生，早就棺未蓋而論已定。武俠鉅子，報業宗師，迴歸前夕香港前途命運的擘劃者之一，這些都是評價其非凡人生的不刊之論。除了“立功”“立言”，真實世界中的金庸，還有撫哭吊叛、糞土王侯的俠士之風，不過，書寫這些故事，還需俟諸來日。在這篇文章裏，筆者將另闢蹊徑，梳理、鉤沉金庸“曝光不足”的一面，以表達對一代文化巨人的傷逝之情。

最後的告白

目前可見的金庸最後的文字，見於2013年10月香港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明窗小札1963》後記。這是金庸政論專欄文字的首次結集出版。明河社是金庸自己的公司，只出金庸自己的書。此時金庸已近90高齡，將半個世紀前的“易碎品”結集成書，這一舉動，足可視爲這位行將告別世界的新聞鉅子對自己新聞文字的總結與交待。

據金庸祕書李以建對筆者講，2011年，金庸囑咐他整理自己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撰寫的專欄文章。其中犖犖大者，是金庸用“徐慧之”爲筆名撰寫的“明窗小札”專欄。這一專欄從一九六二年十二月開筆，持續到一九六八年十月，近五年裏，除一九六七年間中斷幾個月外，幾乎每天一篇。“徐慧之”是金庸帶給人們的驚喜。“金迷”皆知，金庸用過“姚馥蘭”、“林歡”及“查理”的筆名，但寫下近兩千篇文章的“徐慧之”卻鮮爲人知。

李以建透露，當年《明報》“自由談”欄目中，寫作“論祖國系列”的“黃愛華”，其真身也是金庸。金庸交待給李以建的編輯原則是：每一篇文字的內容，和當日《明報》發表時完全相同，不做任何改動。而熟悉金庸武俠小說的人都知道，對於自己的小說，他在數年裏曾屢次做過修改。

這篇598個字的“後記”，言近旨遠，重申了金庸的新聞理念，同時盡顯其對自己新聞文字的巨大自信。其中，金庸寫道：“孔子說，‘溫故而知新’。讀者們當可發現，所表達的見解和評述，我都盡力保持‘明辨是非，客觀中立’的立場，是非未必完全明辨，客觀和中立卻是一貫的，其中的推測與預斷，也幸而沒有重大錯誤。”語氣中，一派溫文爾雅的自信與驕傲，是他推崇的那種八風不動的風度。

這些令金庸“不悔少作”的預斷，包括大躍進、人民公社及文革初起時，他即撰文質疑，也包括對個人崇拜的批判，對蘇聯模式的警惕，甚至包括林彪剛剛成爲“副統帥”時，就預言其結局不妙。至於對生態與環保問題的重視，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無疑足夠前沿。

從金庸這些專欄文章的標題，即可見其不俗的評論寫作身手。“奶罩與蘇聯人的經濟”“康熙強過彼得大帝”“捷克和北京填鴨”、“痛悼最優秀的敵人——卡斯特羅突聞肯尼迪死訊的一剎那！”“蘇聯元帥和袁崇煥”“美國的武俠小說迷”，諸如此類的題目，簡潔而抓眼球，在其專欄中俯拾皆是。

“明窗小札”開欄的第四篇文章，題目爲“談曼徹斯特的衛報”。這篇文章是金庸向他一生敬仰《大公報》的創始人之一張季鸞的致敬文字。作爲《大公報》的曾經一員，金庸終身服膺《大公報》“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辦報理念。甚至，連張季鸞當年推崇的《曼徹斯特衛報》，也是金庸心目中報紙的標杆。

2000年那一年，金庸在新聞理念上似乎有過“失足”行爲，不僅舉世大譁，即令其多年好友、著名學者勞思光與周策縱，也私下寫詩唱和，表達對這位新聞鉅子的譏刺與失望之情。其中周策縱用“故人每與蝶爭豔，袖手無言便是詩”這樣的詩句，發出勸誡之意。而《明窗小札1963》的後記，以及所收錄的談曼徹斯特衛報的文章，足以表明，晚年金庸在向世人告白，自己血液裏流淌的，仍是新紀大公報時期張季鸞標舉的新聞理念。

專欄文章只是金庸浩瀚的文字中，今人瞭解遠不充分的一部分。金庸最被今人忽略而價值猶在的新聞文字，當屬其遊記作品《在臺所見、所聞、所思》。

該篇遊記的寫作背景是：1973年4月18日至28日，應臺灣當局邀請，金庸赴臺考察訪問，回港後撰寫長篇遊記，於當年6月7日至23日在《明報》上連載。這篇全文4萬多字的文章刊發後，在兩岸三地引發很大反響，特別是當時的大陸政府，因此迅即在7月份結集出版了單行本。2016年香港書展前，香港天地圖書公司推出《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金庸卷》，收入了《在臺所見、所聞、所思》一文，使這篇在金庸文字世界中佔有重要地位但很長時間裏卻難得一見的遊記文字重見天日。

即使以半個多世紀後的眼光看去，金庸的這篇訪問記也允稱一篇立意高、寫作精、有情懷的大手筆之作。整篇文章，金庸超越黨派之見，站在一箇中國的立場，以普通中國人的福祉爲看待問題的最高原則，去分析兩岸關係、考察臺灣政治、經濟及社會的真實狀況，並對兩岸執政者給出誠懇的建議，其中的一些思考，今日仍不失光芒。

概括地說，關於兩岸前途，金庸的核心思想，是基於民本主義的一箇中國立場。他認爲兩岸應該努力使得治下的人民的生活，比對方治下的人民更好，兩岸爲此而展開的和平競賽，將使全中國人民受益。在此基礎上，他殷切希望實現中國政府在越南停戰前後對南北越提出的統一目標，即雙方組成一個“獨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論出版自由、企業自由、居住自由、行動自由、集會結社自由、財產權、人民權利獲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

從這一願景與標準出發，金庸肯定了當時臺灣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比如經濟保持了多年的10%以上的增長速度、成功的土地改革、根除軍中派系、注重將士謀生技能培訓的軍隊改革等，但整篇遊記給人留下最深印象的，還是那些直言不諱的批評性文字。

他當面詢問蔣經國，是不是管得太多太細，凡事都要由他做主，而在一個民主政體中，應當職權分明；

他批評臺灣缺少新聞自由，這方面不但不能與英美相比，就連香港也不如；

他批評臺灣人享受不到充分的人身自由，工人沒有罷工的權利，遊行示威是非法的，出境旅行相當不容易，警察和法庭有相當大的權力來侵入民居和捕人；

針對臺灣當局所說的，國民黨與中共鬥爭，現在已不是爲了奪取政權，而是在保衛中國人所喜愛的生活方式這一說法，金庸駁論說：生活方式包括精神方面與物質方面。物質生活的標準，無論什麼思想體系下都是一樣的，精神生活的標準就頗不同，有人以爲只要國家強大，一切都可犧牲；也有人認爲個人言論與行動的自由比什麼都重要。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精神生活還是有普遍標準的。

他進一步說，中國人有傳統的生活方式。幾千年來，中國人民能忍受皇帝與官吏的欺壓，能接受政府無限制的權力，覺得那是理所當然，但接觸之後就能認識到民主與自由的好處，正如一個生在落後社會中生活的人，並不覺得油燈、牛車、葵扇、柴竈有什麼不好，但當享受過電燈、汽車、冷氣機、石油氣爐之後，自然會對油燈、牛車等等不滿意了。中國人不是不喜歡民主自由，只不過以前沒有機會享受到而已。有些西方學者說中國人能忍受統治者的專橫，那是中國人的民族性。這種說法是侮辱了中國人，等於說中國人犯賤。只要是好的東西，人人都會喜歡的。

特別值得一說的是，金庸此次臺灣之行，是應臺灣當局邀請並且採訪過程中得到當局全力配合，採訪對象極其廣泛，即接地氣又足夠高端。儘管如此，金庸的筆下卻全無“和諧”之辭。對此他說，此次自己去臺灣，並非以私人身份去親戚朋友家做客，而是以記者身份去採訪。有關國家人民的事，做記者的應當忠於職責和良心，向讀者忠實報道，如果只講好話，有失報人的品格。他並說，臺灣當局如果把他當作一個朋友的話，“友直”總比“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要有價值一些。

金庸的新聞文字充分說明，易碎，絕非是新聞文字的必然屬性，相反，新聞作品完全可以有戰勝時間的力量。

金庸與達蒙·魯尼恩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金庸曾翻譯出版過美國小說家達蒙·魯尼恩的小說集，這一事實及其背後的意義，至今仍未得到應有的重視。

達蒙·魯尼恩1880年出生於美國的一個新聞世家。其祖父是新澤西一個印刷報紙的印刷商，父親也在新澤西辦了一張報紙。後來這個家族於1887年搬到科羅拉多州中部的普韋布洛市。在這裏，魯尼恩度過了他青春的大部分時光。

魯尼恩只上了四年學，就到父親在當地辦的報紙去工作了。1898年，他當兵並經歷了美西戰爭。服役期間，開始爲《士兵來鴻》等雜誌寫稿。

退役後，魯尼恩爲科羅拉多的多家報紙工作過。起初是在老家普韋布洛市的《普韋布洛星報》，後來到《丹佛每日新聞》做體育編輯，同時也嘗試組建棒球隊，不過，這些嘗試都以失敗告終。在“科羅拉多小棒球聯盟”短命地存在了不到一週後，魯尼恩來到紐約，開始了自己的專欄作家生涯。

從1911年開始，魯尼恩爲赫斯特報系寫棒球方面的文章，一干多年。他寫作的棒球專欄文章，被認爲別具一格，1967年，在他去世21年後，被列入棒球名人堂，他同時還進入了國際拳擊名人堂。

魯尼恩個性放蕩不羈，賭博、酗酒、吸菸，外加出軌，幾乎五毒俱全。賽馬是他寫作中的恆常主題，他同時也是一個聲名不佳的賭徒，熱衷於靠內幕消息來下注。他的感情生活也是不循常軌。某年，他在德克薩斯週報道棒球春訓時，在一家酒吧裏，遇到一位墨西哥女子，一見鍾情，隨後有墨西哥之行，目的是尋找這位女郎。雖然不果，但在墨西哥，他遇到了自己心儀的女子海倫·伊根，並與之成婚。

魯尼恩與伊根生下兩個孩子後，傳出他與帕特里西·阿瑪蒂的戀情。阿瑪蒂也是墨西哥人，與魯尼恩也是在酒吧結識的。魯尼恩許諾，自己出錢供她上學，如果她完成學業，就給她在紐約找一份做舞者的活兒。魯尼恩與伊根分手後，與阿瑪蒂生活在一起。伊根後來死於酗酒，在她死後，魯尼恩與阿瑪蒂結婚。1946年，阿瑪蒂爲了一個青年男子甩了魯尼恩，此時，魯尼恩身患喉癌，不久即辭世。

不過，魯尼恩雖放蕩不羈，但對朋友卻十分俠義。當他最好的朋友、在一個黑幫組織裏做會計的奧圖·伯曼，在一次針對老闆的襲擊中被打死之後，魯尼恩爲他高聲辯誣，認爲他並非如媒體所說的那樣，是個玩槍弄棒的殺手。

雖然不像福克納、海明威及菲茨傑拉德那樣，是個光芒四射、名聲如雷貫耳的作家，但魯尼恩堪稱是一個特色十足的寫作者。他的作品，能受金庸青睞，不爲無因。

魯尼恩的小說多以百老匯爲背景，而人物則多是賭徒、妓女、黑社會人物，是紐約社會邊緣地帶的寫真，與一般人筆下不同的是，魯尼恩塑造的這些人，並非僅僅是好勇鬥狠、偷雞摸狗之輩，相反，他們往往富於奇情。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故事，不但情節引人入勝，結局更常常出人意料。

香港學者孫立川認爲，金庸的武俠小說，採用的是中國傳統小說的形式，但環環相扣、引人入勝的情節設計，則與他對西方小說的大量閱讀與翻譯及對西方電影的熟稔不無關係。考諸金庸對魯尼恩的翻譯與偏愛，可證此言不虛。

金庸翻譯的魯尼恩小說，以《最厲害的傢伙》爲書名，於1956年由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出版。這個年份值得注意。金庸的第一本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於1955年問世，也就是說，他寫作自己第一本武俠小說的時間，幾乎與對魯尼恩小說的翻譯平行進行。我們可以大膽地推斷，金庸此時翻譯多篇魯尼恩的小說，目的之一，完全有可能是在翻譯過程中揣摩、破解小說引人入勝的密碼，服務於自己的小說創作。

事實上，儘管金庸小說有着完全的中國元素，但讀罷魯尼恩的小說之後，不難發現兩者之間的相通之處。首先，兩人的小說，關注的都是江湖世界；其次，兩人筆下的人物，儘管多爲草莽間人，但均個性鮮明，富於奇情壯彩。甚至可以進一步地推斷，對於魯尼恩，金庸抱有極大的認同、欣賞之情。兩人同爲新聞人，都喜歡寫小說。魯尼恩終身愛好體育，金庸則對圍棋有極大的興趣。或許，魯尼恩放浪自由的生活態度，也未嘗不讓金庸心有慼慼，連兩人的婚姻生活，也都驚人地相似。

從某種程度上，說魯尼恩是“美國的金庸”，也未嘗不可。

已故香港著名學者、出版家餘也魯曾在日記中記載，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宋淇、馬蒙、賴恬昌、金庸與餘也魯發起成立“香港翻譯學會”，學會的發起宣言便是金庸起草的，餘也魯還說，很少人知道金庸對翻譯也有濃厚興趣。除了武俠小說、新聞評論，金庸還有大量的翻譯作品，例如他曾翻譯過法國作家莫洛亞的《幸福婚姻講座》、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的《人類的前途》。金庸的翻譯作品，仍有待認真的研究與閱讀。

香港論述：未盡的光芒

金庸是承接古今、貫通中西的香港在特殊時空下孕育出的文化傳奇。他熱愛香港，香港迴歸前夕，不但利用《明報》爲香港的前途命運建言獻策，更坐言起行，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身份，投身於實際政治中，爲香港爭取美好的未來而僕僕奔走。迴歸前夕，他關於香港未來政制安排的立場，曾飽受港人批評，但今日看來，金庸是極富先見之明的。

在香港激盪的近年，對香港前途念茲在茲的金庸沒有公開發過一言。翻檢金庸當年關於香港的論述，不但可推知其可能的態度與立場，更對青燈黃卷中散發的智慧而讚歎。

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經濟觀察報觀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章詩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