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誕辰百年，武俠真的絕版了嗎？

金庸誕辰百年，時代飛馳向前，種種新的元素、詞彙、流行文化滋長，那個前現代的“江湖武俠夢”似乎正從當代生活徐徐退場。

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我們仍然與金庸筆下的江湖兒女共享許多類似的追求和困惑，經歷着似曾相識的恩怨情仇。

從某種角度而言，金庸小說已經成爲獨屬於中文世界的“答案之書”，一個個關於愛情、名利、仇恨、家國的古典寓言，同樣映照當代生活。

正因如此，我們有必要在武俠的餘暉中重審武俠的意義，在“後金庸”的時代重估金庸的價值。

作者 | 譚山山

題圖 | 《神鵰俠侶》

5年前的10月30日，金庸逝世。之後的緬懷文章中，作者們不約而同地引用了金庸對於“人生應如何度過？”這一問題的答案：“大鬧一場，悄然離去。”

如果說“大鬧一場”是指以一己之力影響這個世界，那金庸可謂當之無愧——他的老友倪匡說過，“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都有人知道他的名字”；至於“悄然離去”，當指金庸希望像他仰慕的范蠡、張良或者他筆下的大俠一樣，“事了拂衣去”——只是，無論在縱橫大半生的傳媒業“江湖”，還是晚年所處的文化界“江湖”，他都備受矚目，無法“悄然離去”。

金庸本人早已成爲與斯坦·李並稱的“東西 IP 第一人”。有論者指出，“金庸宇宙”與“漫威宇宙”一樣，就是當年的“虛擬現實”（VR），讀者或觀者可以暫時從現實世界逃離，代入故事中的角色，在另一個虛擬世界——也就是“江湖”——快意恩仇。漫威英雄在漢化時往往被取名爲“蜘蛛俠”“蝙蝠俠”，正是因爲他們呼應了國人所推崇的秉持公正、懲惡揚善的“俠”文化。

2024年3月，我們迎來金庸百年冥誕。早在 2023 年，爲“金庸百年”特別策劃的電影、電視、圖書、遊戲及展覽等項目已全面啓動，其中有徐克執導的電影《射鵰英雄傳：俠之大者》、騰訊版電視劇《金庸武俠世界》、學者楊照所著的新書，等等。

俠義精神與現代意識的相遇

金庸小說在內地的首次正式亮相，可以追溯到 1983年在深圳展覽館（今深圳美術館）舉辦的首屆“深圳書市”。12種由香港明河社出版的金庸小說，出現在該屆書市的境外圖書區。

內地正式出版金庸小說，則要等到1985年。百花文藝出版社獲得金庸的授權，出版其原著小說《書劍恩仇錄》。這版《書劍恩仇錄》，是1994 年“三聯版”《金庸作品集》面世之前唯一的正版金庸作品。

同樣在1985年，香港TVB版電視劇《射鵰英雄傳》（也稱“83版射鵰”）被引進內地，帶起了一波“金庸小說熱”——當時內地尚未加入《世界版權公約》，出版社爭相出版金庸著作，據報道，僅《射鵰英雄傳》就有7個版本。

1983年版《射鵰英雄傳》，翁美玲飾黃蓉。（圖/《射鵰英雄傳》）

生於1975 年、著有《金庸識小錄》的學者嚴曉星就在彼時接觸到金庸小說。在一次受訪時，他回憶起，實習老師上作文課，就是用《書劍恩仇錄》來講解文章怎樣設置懸念、怎樣一波三折。嚴曉星說，不僅像他這樣的青少年讀金庸小說，他們的父輩也在讀，金庸小說“用報紙包幾層，很珍貴的，大家都在看”。

倪匡是金庸小說的重度閱讀者，每一部都會反覆地看，他自稱看金庸小說的“段數”已到了“金段”。倪匡認爲，武俠小說是中國特有的小說形式，“武俠小說中的俠，是根據中國傳統的俠義精神而來的，這種俠義精神，有歷史記載的，可以上溯到荊軻、劇孟等古代人物。傳統的俠義精神，充滿了浪漫的激情，輕生命，重然諾，鋤強，扶弱。這種傳統的俠義精神，使武俠小說中各種俠士有生命，以活生生的形象呈現在讀者眼前”。

在著作《金庸小說論稿》中，學者嚴家炎和倪匡一樣，將“俠文化”上溯到先秦時期。他將俠義行動視爲一種社會潤滑劑，“如果說法家的最大特點是力主法治，儒家的最大特點是實行德治，那麼，源於墨家的遊俠則在法治和德治難以奏效的範圍內彌合傷痛，爲社會敷上一貼貼止痛療傷膏，作爲它們的一種補充，同樣起着保持生態平衡的作用”。

在嚴家炎看來，以梁羽生、金庸、古龍爲代表的新派武俠小說家，“運用西方近代文學和中國‘五四’新文學的經驗，在保持武俠小說傳統型的同時，通過自己的藝術筆墨，體現出現代人應有的時代意識，成功地實現了武俠小說從思想到藝術的多方面革新，使作品呈現出許多嶄新的質素”。

從1955 年到 1972 年，金庸白天寫武俠小說，晚上寫社評。他的社評和小說構成了互補關係，前者干預社會，後者娛樂大衆。“金庸小說的背景，大都是易代之際（如宋遼之際、元明之際、明清之際）。此種關注國家興亡的思路，既有政論家的人生感慨，也有‘亂世天教重俠遊’（柳亞子詩）的現實考慮，還包含章太炎、周作人所說的綱常鬆弛時思考的自由度。”學者陳平原評述道。

“反英雄”和“後金庸”時代

讀金庸小說，曾經是很多人的青春記憶。作家六神磊磊說過：“什麼是中年？中年就是不再覺得自己是主角了。年輕時讀武俠小說，總會把自己代入主角，代入令狐沖、代入喬峯、代入楊過，很糾結地想‘小龍女和郭襄，我到底該選哪一個’，然後惡狠狠地想‘我全都要’。等很多年後，纔會忽然驚覺，在某個不起眼的小配角身上發現自己的人生，原來自己活成的是他的樣子。再看書的時候，就會慢慢情不自禁地把自己代入配角，代入柯鎮惡、代入張阿生、代入茅十八、代入福威鏢局的某個趟子手、代入被阿紫欺侮的店小二，爲他們的悲喜而悲喜。”

實際上，金庸筆下的人物，也是不斷變化的。在《神鵰俠侶》之前，從陳家洛、袁承志、胡斐到郭靖，都是正派人物，走的是“正邪不兩立”的傳統路子；到了《神鵰俠侶》，楊過成爲一代大俠，接受了郭靖“俠之大者”的訓言，但他依然是那個有意做社會叛逆者的楊過，人物形象變得豐富、複雜起來。

1995年版《神鵰俠侶》，古天樂飾楊過。（圖/《神鵰俠侶》）

《天龍八部》中的蕭峯之死讓作者和讀者一樣萬念俱灰——蕭峯，堪稱英雄中的英雄，在命運的捉弄下也免不了一死；到了《鹿鼎記》，金庸則寫出了韋小寶這個“反英雄”。

有論者指出，有兩類“阿 Q”：一類是魯迅的阿 Q，卑微地活着，卑微地死去；另一類是韋小寶，他是生活中的成功者，在他身上可以看見古往今來多少名流紳士、達官貴人的影子。作爲武俠生涯的封筆之作，金庸在《鹿鼎記》中塑造韋小寶這樣的角色，一定有特別的用意：與一衆英雄大俠揮手告別，江湖夢遠之後，用一個具有人性中普遍暗面的典型人物，超越一般意義上的武俠小說。

一部《鹿鼎記》，說是武俠小說，其實已經沒有“俠”，所以金庸表示，“毋寧說是歷史小說”。至此，他只能封筆。“一來我不希望自己寫過的風格、人物再重複，過去我寫了相當多，要突破比較困難；再者武俠小說出自浪漫想象，年紀大了，心境自然也不同。”

1998年版《鹿鼎記》，陳小春飾韋小寶。（圖/《鹿鼎記》）

金庸封筆後，學者吳秀明提出了“後金庸”概念——20世紀80年代中期，“隨着整個大衆文化趨勢愈來愈朝着視覺化、時尚化的方向發展和人們閱讀習慣、審美趣味的變化，武俠小說包括其他大衆文學開始調整敘事策略。前一階段所崇尚的精神審美要素削弱，逐漸向純娛樂和藝術快感傾斜，故事情節也大同小異，日益明顯地體現出‘文化工業’的複製性特點和後現代的平面化、娛樂化原則”。

你的“金庸成分”是多少？

承接吳秀明的觀點，如今這個原子化時代，應該被稱爲“後後金庸”或者“後後武俠”時代。當代年輕人傾向於“躲進‘（信息）繭房’成一統”，把握日常的、所見即所得的“小確幸”。

有學者說，進入當代，武俠精神有了微妙的轉折。“俠之大者，爲國爲民”依然是俠義精神的核心，但新一代創作者更加關注“個體”的命運——在成爲“俠”之前，先成爲“人”。

這是一個“俠隱”的時代。這就像徐浩峯筆下的人物，從外表上看，凡人一個，毫無俠士風範。《師父》中單挑八家武館的耿良辰，以開租書攤維生——主打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北派五大家”的白羽、鄭證因等人的書也有，其全部家當就是一架獨輪車、五個小馬紮，再加上七十本書。路陽作品《繡春刀》裏的沈煉，也是一個小人物，但在生死攸關的時刻，他身上的任俠精神就會迸發。

“20世紀80年代的武俠熱，是中國人尋找自信的反映，寫作者和讀者都在追求一種極大的浪漫情懷和驕傲感。”徐浩峯說。

吳秀明指出，在金庸的武俠敘事背後，有一個核心的支撐，即“人學”。新一代創作者沿着金庸“反武俠”路線繼續行進，從“大寫的人”轉向“小寫的人”。

“他們筆下的俠士不僅武功平平，而且往往還充滿了道德瑕疵，肩膀上再也不願承擔家國天下之責任，而紛紛尋求歸隱後的草長鶯飛。有的甚至比韋小寶還世俗，更關心個體出路和自身生命安全，往往極盡灑脫卻又不得善終。”吳秀明寫道。

總體而言，這撥新武俠創作者的作品，其影響力還不能與金庸匹敵。DT 財經與塔門在 2021年10月聯合發佈的《當代年輕人“金庸成分”報告》顯示，金庸作品受到一代又一代年輕人的喜愛：看過金庸小說及相關影視劇的人羣中，80 前、80 後、85 後、90 後的佔比幾近 100%，95 後、00 後人羣的佔比則分別爲超過九成、接近八成。

2024年1月31日，香港文化博物館金庸館。觀衆在一幅描繪武俠世界的畫作前經過。（圖/阿燦）

不同人羣接觸金庸作品的方式也不同：有95.2%的80前通過讀原著小說進入“金庸宇宙”；從80後（77.9%）到90後（92.3%），人們通過影視劇瞭解金庸作品的比例不斷上升；與此同時，選擇遊戲的比例也不斷上升，85後最高（20.7%）。

按六神磊磊的劃分，金庸作品中有兩類人物：前者體現“俠之大者，爲國爲民”，如郭靖、蕭峯；後者體現“憐我世人，憂患實多”，如東方不敗、周芷若、阿紫。《當代年輕人“金庸成分”報告》發現，年輕人對後者的共情越來越深，如東方不敗進入最受歡迎的 top 10 男性角色之列；周芷若不僅位列最受歡迎 top 10 女性角色，且在 00 後人羣心目中排第 5 位；另外，相較於郭靖，年輕人更喜歡隨性而活、自由自在的令狐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