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後，不平等條約的籤汀使洋商在中國貿易的權力得到較大擴張。但主要集中在沿海開放城市，對內地的貿易仍然受到多方面的限制。根據1843年中英《虎門條約》第五款規定，英商“均不可妄到鄉間任意遊行，更不可遠人內地貿易”。然而，地域廣闊、人口衆多的中國內地無疑是洋商們渴望擴張的巨大市場。

在這種情況下，買辦作爲中國人，有到內地經商的權力，外商普遍依賴買辦幫他們開拓市場。買辦大都攜帶着大量的白銀或者較爲廉價的工業品到內地換取中國民衆的生絲、茶葉等土特產。買辦另一個更重要的職責就是在中國內地兜售諸如洋油、洋紗、洋布、洋火柴等西方工業品。由於買辦同爲國人，普通百姓在心理上更易接受，這些洋貨從沿海大城市逐漸深人內地農村地區。

買辦不僅可以從洋人那裏得到薪金和佣金，而且在爲外商推銷商品和收購農副產品的居間活動中，憑藉洋人的經濟特權運用各種手段在短時內迅速地積累了大量財富成爲社會顯貴買辦羣體的經濟地位迅速提升後人們也改變對這一羣體的看法並且隨着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遷，人們對其形象的認知也隨之發生相應的變化。

買辦經濟地位迅速改善後，一方面是底層民衆羨慕其經濟收入，於是競相廁身於買辦行列；另一方面由於買辦通過依附於洋人而獲得一定的特權，並且不時伴隨有不光彩的一面故其身份和社會地位始終沒有得到傳統社會的普遍認同人們多將其定位於暴發戶，這也是近代買辦最初的社會形象。

人們雖然羨慕買辦的經濟收入，但卻以別樣的眼光看待這一羣體，其根本原因還在於他們登上歷史舞臺的特殊環境所致。鴉片戰爭打破天朝上國的迷夢，世界之中，轉瞬間成爲西來夷人任意踐踏的樂園，這一過程中買辦藉助洋人的勢力和相應特權“於農工商之外，別成一業”。

在學而優則仕的文化傳統中其代表的是西方文化侵入之後衍生的新羣體，這種因素決定了“別成一業”的新生買辦帶有歷史原罪——伴隨着民族恥辱而誕生。所以在開埠之初，“在粵夷商往往被民人蔑視，氣不得舒”。不管買辦積累了多少財富，他們始終無法擺脫依附洋人帶來的負面評價。

《發財祕訣》《官場現形記》《苦社會》《黃金世界》等晚清小說中大量描寫了買辦爲謀取一己之私利，採用各種欺騙手段大肆榨取中國人民的血汗錢，有的買辦甚至不惜出賣國家利益。小說中的人和事雖然不是史實，但小說也是一種社會現實的反映。經過小說等文學作品的渲染，買辦以暴發戶的形象、騙子的嘴臉定格於人們的認知中。

事實上，晚清買辦作爲一個依附外商而誕生的新興階層，最明顯的特徵便是對外商的趨附性。他們努力學習外語，熟悉洋人的生活習慣，巴結奉承洋人，崇洋媚外，對中國文化大都持貶斥態度。然而他們又是中國人，又生活在中國這一大環境中，大都都是在中國文化的薰陶下長大的，所以與中國文化又有着難以割捨的聯繫。因此，買辦階層在對待中國文化的態度上，大都顯示出了其兩面性。

1、

全盤否定中國文化。他們中的大都數首先表現爲崇洋媚外，有的甚至對中國文化持全盤否定的觀點。《發財祕訣》中的買辦慶雲道：“方纔牧蕃哥說，讀過兩年書，那兩年倘然讀的是外國書，此刻不是寫字，也可以做個跑樓了。不是我說句甚麼話，那中國書讀了有甚麼用處?你看我們的兩廣總督葉名琛，聽說他是翰林出身，己經拜了相，可見得一定是讀飽中國書的了，爲甚麼去年外國人一來，便把他捉了去?他就低頭、服禮，屁也不敢放一個。讀了中國書若是中用的，何至於如此呢?”

入翰林再拜相，是中國讀書人的最高境界了，但在西洋的強勢文化面前“低頭”“服禮”，這是他全盤否定中國文化的根本原因。在他們的眼裏，中國以儒家思想爲中心的修身治國平天下的理論在西洋文化面前己一錢不值了，在他的眼裏，一個翰林出身的相國，甚至還不如一個讀過兩年書的洋人“跑樓”。

他還大言不慚地說：“那年廣東省城失守，那總督便是翰林宰相，何以打不過外國人?倘是我做了總督，只要和那外國兵官說得明白，何至如此?所以我說，不獨中國文字沒有一毫用處，便連中國話也可以無須說得。”買辦對待中國文化的態度於此可見一斑。很顯然他的這種認識帶有明顯的盲目性，以爲學會英語就可以讓外國兵官退兵，也實在是一種幼稚的想法。

這種文化態度與以全盤西化以振興國家的出發點又截然不同，小說中的買辦是一幫純爲自己而不顧民族利益的人。《發財祕訣》中的魏又園甚至“情願做外國人的狗，還不願做中國的人呢”。同是吳趼人的另一部小說《新石頭記》中的洋行買辦柏耀廉曾聲稱“中國人都靠不住”，並自稱自己“雖是中國人，卻有點外國脾氣”。

2、

中國文化冷峻的觀察者。當然，買辦們對中國人及中國文化的全盤否定態度固然是十分荒謬的，但也不可否認他們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上，有時也確實道出了中國人的某些“劣根性”。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的買辦指責中國的官老爺官太太們的作風：

買辦道:“一主一僕，單是一去，收五十元。寫來回票，收九十元。這還是本局的船，若是外國行家的船，他還情願空着，不準中國人坐呢。”我道:“這是甚麼意思?”買辦道:“這也是我們中國人自取的。有一回一個甚麼軍門大人，帶着家眷，坐了大餐房。那回是夏天，那位軍門光着脊樑，光着腳，坐在客座裏，還要支給着腿，在那裏摳腳。外國人看着，己經厭煩的了不得了。大餐間裏本來備着水廁，廁門上有鑰匙，男女可用的，那位太太偏要用自己的馬桶。用了舀了，洗了，就拿回他自己房裏，倒也罷了，偏又嫌他溼，擱在客座裏晾着。洗了裹腳布，又晾到客座靠背上。外國人見了，可大不答應了，把他們攆了出來。船到了上海，船主便到行裏，見了大班，回了這件事。從此外國人家的船，便不準中國人坐大餐房了。你說這不是中國人自取的麼?”我道:“這個本來太不像樣了。然而我們中國人不見得個個如此。”買辦道:“這個合了我們廣東人一句話，‘一個小雞不好，帶壞一籠’了。”

這裏買辦以“旁觀”者的身份，通過親眼目睹官員及其家屬的“老爺”行爲。得出“一個小雞不好，帶壞一籠”這句話很值得玩味。首先是認爲中國人本來是不“壞”的，或者給外國人的印象是不壞的，但給那些官老爺們給逞“壞”了，或者給外國人造成壞的印象。很顯然，這種好壞的標準是以西方文化爲參照系的。如果是在傳統社會里，中國百姓就未必有這種意識及指斥的勇氣。

3、

對中國官僚的依賴與巴結。買辦們又畢竟是中國人，而且他們的買辦業務也是在中國展開，他們不僅要巴結好外國人，還要與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官僚搞好關係。這時便顯示出他們對待中國人及中國文化的兩面性。

買辦身份的性質決定了他們是一種隸屬於洋人的聯絡中外官商的中介。爲了從中國官員處獲得某些特權，贏得一些方便，因此買辦不僅要巴結洋人，還要千萬百計地巴結中國的官僚。其手段較之對洋人總體上可能要稍遜些，但他們的用心照樣是良苦之至。

試以《官場現形記》第65回爲例說明之。洋行買辦舒淡湖爲求得生意上的方便，對釐卡總辦竭誠盡瘁地巴結。因總辦在被請喫花酒時看中了妓女金紅玉，便設法從中促合。併爲他預備了一切事宜。他自己這樣向總辦吹噓自己的行爲：

“娶新姨太太的日子近了，一切事情，卑職都預備了。他們向來是沒有妝窗的，新房裏動用物件，卑職也己經警謹預備。那個馬桶，卑職想來桶店裏買的，又笨重，又不雅相，卑職親自到福利公司去買了一個洋式白瓷的，是法蘭西的上等貨。今天特地來請大人的示，幾時好送到公館裏來，專等大人示下，卑職好遵辦。”

而當總辦大人說要讓帳房還他帳時，他卻表示“卑職孝敬大人的，大人肯賞收，便是萬分榮耀，怎敢領價”。雖然最終婚事因故沒成，他的這一次拍馬甚至也純屬空頭支票，但買辦溜鬚拍馬的用心卻可見一斑。

4、

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血脈難斷。買辦們大都從小接受過中國傳統教育，雖然後來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侵染，但並不太容易從根本上拒絕中國文化。

《發財祕訣》中通過區丙之子阿牛進到當時在寫字間任職後來成爲紅買辦的慶雲的臥室時，除見到幾本英語書、喫剩半寸來長的呂宋菸頭外，還見“牀前放着一隻衣箱，就將衣箱面做了桌子，上面亂七八遭堆一些茶壺茶碗洋燈之類，又放着幾本書。拿起來一看，都是些《粉妝樓》《五虎平西》之類”。可見買辦也並非不讀中國書，不喜歡中國文化。

不僅如此，他們還對“窮翰林”十分看重，這顯現了洋行的金錢也不能完全洗盡他們傳統的功名利祿之心。先看《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24回中吳繼之的兩段話：

繼之道:“那班洋行買辦，他們向來都是羨慕外國人的，無論甚麼，都說是外國人好，甚至於外國人放個屁也是香的;說起中國來，是沒有一樣好的，甚至連孔夫子也是個迂儒。他也懂得八股不是槍炮，不能仗着他強國的，卻不知怎麼見了這班新翰林，又那樣崇敬起來，轉彎託人去認識他，送錢把他用，請他喫，請他喝，設法同他換貼，不過爲的是求他寫兩個字。”

繼之道:“換了帖，他寫起上下款來，便是如兄如弟的稱呼，好誇耀於人呢。最奇怪的，這班買辦平日都是一錢如命的，有甚麼窮親戚、窮朋友投靠了他，隨他的情，薦在本行做做西患，賺得幾塊錢一個月，臨了在他帳房裏喫頓飯，他還要按月算飯錢呢。到見了那班窮翰林，他就一百二百的濫送。

細析上文，不難發現買辦這樣一種矛盾心理，從實用的層面上看，他們“於外國人放個屁也是香的；說起中國來，是沒有一樣好的”，及“甚至連孔夫子也是個迂儒”，因爲外國比我們強，孔夫子是“不能仗着他強國”的。而從民族文化心理上看，他們又難以一下子割捨與綿延數千年中華文化之間的血脈聯繫。所以他們偏偏“見了這班新翰林，又那樣崇敬起來”。

如果這裏還有可能被理解爲預先與“窮翰林”們拉上關係，以便待到他們一發達而爲己所用的話，那麼《文明小史》中的洋行買辦花清抱的行爲則更有說服力。花清抱在生意上“志滿意得”之後，便將生意交託幾個誠實的夥計後，自己便捐了個二品銜的道臺，“結識幾個文墨人，逍遙筋詠”，他不曾讀書，便想着要開一個“蒙學堂”，並輾轉請了個翰林出身的楊編修任總辦。“想要做些學務上的事業，以博士林讚頌他的功德”。

總之，晚清買辦對待中國文化的態度是十分複雜的。

撰稿/默默【讀史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