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抹黑李自成？“迎闖王，不納糧”是編造的？

李自成這個因爲一個皇帝沒當成，身後的事成了兩個“派別”，一派是以他家鄉人爲代表，極力美化他；另一派即是和《明史》一樣的觀點，認爲他是個“賊”，他的部隊是“賊兵”，稱賊“迎闖王，不納糧”是編造出來的，賊兵給社會帶來巨大災難。李自成在他的家鄉有多麼好，而《明史》又是如何“黑”他的，一一道來的同時，我想得最多的卻是當年那個明廷官員有意放走李自成的神奇“包圍圈”。

李自成在米脂的行宮

聽傳說要看起由，讀歷史要長腦子。李自成在他家鄉的那些傳說核心的東西就是一個“龍”字，關於這個大約有這麼些說法：1.李自成本來有做18年皇帝的命，但他把這事兒總說給別人聽，結果把天機給泄露了，皇帝沒的做了；2.李自成沒起事前是個驛卒，但命裏是條龍，有次在送件途中困了，就在一廟門前睡着了，廟裏老和尚出門看見，怕着涼，就給蓋了一條草簾。誰知這一蓋把一條真龍蓋成了草龍，所以沒有坐成天下。等等吧。因爲這條龍的存在，直今米脂人還說他們那裏有“龍脈”，甚至有人還考察了李自成家當年的祖墳，認爲風水不錯，李家祖墳當年被米脂縣令邊大綬刨開出現的那條“龍”可能真的存在，是邊大綬他們把李家祖墳上的“龍脈”給斬斷了。

通過這些傳說，我們能看到了家鄉人民對於李自成這樣一位難得英雄的惋惜，進而也形成了爲在《明史》裏將李自成“抹白”的民間力量，和“抹黑”邦對立了起來。那麼，《明史》中有多少地方是“抹黑”李自成的、不可信的呢？這就需要我們的腦子了。

首先說態度和立場問題，不管是明末中國趕上了歷史上的“小冰河期”（是相對而言較冷的時期，會導致了地球氣溫大幅度下降，使全球糧食大幅度減產，由此引發社會劇烈動盪，人口銳減）什麼的，但從崇禎元年（1628年）起，中國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人們“蓬草喫完，剝樹皮喫，樹皮喫完，只能喫觀音土，最後腹脹而死”，“全陝旱蝗，耀州、澄城縣一帶，百姓死亡過半”這是事實。作爲官方的修史者，應該清清楚老百姓喫不飽肚子要幹什麼、將意味着什麼，但卻一口一個“賊”，口口稱李自成軍爲“賊兵”、“賊人”，將明軍的鎮壓稱爲“剿賊”這是不對的，只讓州官放火、不讓百姓點燈，什麼意思？這是《明史》最噁心人的地方。因爲這種立場與態度，直接導致添油加醋的、經不起推理的不實記述。

陝北高原的村莊

《明史·李自成傳》中說，崇禎十四年正月二十日（1641年1月），李自成軍攻克洛陽，殺萬曆皇帝的兒子福王朱常洵，從後園弄出幾頭鹿，與福王的肉一起共煮，名為“福祿宴”。這個事兒是有可能的，因爲農民軍嘛有時處事是有些極端的，但話說回來，這個福王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我們看到在與將士們享宴完畢後，李自成“發藩邸及巨室米數萬石、金錢數十萬賑饑民”。這時，人們不禁要問：這個福王到底有多少錢？都是從哪裏來的？那時候，洛陽也有不少人餓死，這個福王身爲朝廷王爺，也不怕家裏的金錢生鏽、糧食長蟲子，咋就不知道給老百姓一口呢？而《明史》在這裏把百姓不當人、對官僚階層的同情甚至維護，是顯而易見的。李自成軍殺了個貪污腐化的福王，你就大書特書，想以此烘托其殘忍、血腥，但其“賑饑民”之事咋就被一筆帶過了呢？

繪畫中的“福王”故事

李自成這個人人們之所以說他不錯，甚至讚美他，其核心的東西即是“迎闖王，不納糧”，但《明史》中卻說這是編造的。當年，老百姓肚子餓，杞縣舉人李信出糧賑濟饑民，百姓很感激他，就說：“李公子救活了我們。”正好玩繩技的紅娘子造反，俘獲了李信，強行委身於他，李信逃回，當官的把他當作賊人，囚禁在獄中。紅娘子營救李信，得到饑民的響應，大夥一起成功劫獄。李信前往投靠李自成，改名爲李巖。李巖建議李自成收天下人心。李自成聽從了，從此減少了殺戮，還將掠來的財物賑濟饑民。百姓得到糧食後，分不清是李巖的還是李自成的，便籠統地歡呼道：“李公子救活了我們。”

然而，說到這裏，史者筆鋒一轉移送，李巖又造民謠說：“迎闖王，不納糧。”並讓兒童歌唱，以收煽動之效，結果致使追隨李自成的越來越多。你們在清廷裏做官，把清朝都吹到天上去了，老百姓餓得不行，有人給了他們糧食，然後說了個事兒，你們就說他是造謠、騙人、煽動，難道你們不懂什麼是宣傳嗎？典型的封建官員思想，嘴臉醜惡得讓人簡直無法忍受。（杞縣舉人李信者……嚐出粟振饑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自成從之，屠戮爲減。又散所掠財物振饑民，民受餉者，不辨巖、自成也，雜呼曰：“李公子活我。”巖復造謠詞曰：“迎闖王，不納糧。”使兒童歌以相煽，從自成者日衆。）

李自成畫像

再細讀，就會這發現《李自成傳》中前矛後盾的地方實在是太多。

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稱王。按《明史》記載，其時，李自成有步兵四十萬，騎兵六十萬。制定軍事制度，凡有一馬站隊列不齊的就斬之，馬躍入莊稼地的也斬之。人們在這裏看到的是這支隊伍的軍紀嚴明，而這與此前李自成自號“奉天倡義大元帥”，其軍隊的作派是一致的確：軍令不得私藏白金，所過城邑不得佔住民房，除妻子之外不得攜帶其他婦女。甚至夜半三更坐在牀鋪上，等待上級下達的作戰命令。也是這一支隊伍，在1643年冬卻被史者寫成他們進入西安後“大掠三日”，是在得到了上級的命令才停下來的。而後，李自成改西安曰長安，稱西京，大發民，修長安城，開馳道。但又說，李自成每三日親赴教場校射，百姓望見黃龍纛，鹹伏地呼萬歲。這是什麼邏輯呀，才被搶過幾天，老百姓的“忘性”哪有這麼好，遠遠看見人家就山呼萬歲？也正是這樣一支軍隊，也是在《明史》記述裏，他們動不動就屠城，迎降者不殺，守一日殺十之三，二日殺十之七，三日屠之。而他們擁護的政權卻有着這樣的“法律”：“民盜一雞者死。”想想，一支見人就殺、見財就搶的軍隊，會讓它所屬的政權有如此嚴苛的法令嗎？這是常識性的不可能呀。

好了，文字上的事就不多說了，畢竟是古人的事情，說多了也沒用。而遙想1639年，張獻忠在谷城造反。李自成收集部衆，隊伍再次壯大起來。時任陝西總督鄭崇儉奉朝廷之命“剿賊”，發兵包圍了李自成軍。但這位總督卻下令說“包圍圈一定要留有缺口”，讓李自成從缺口逃出。鄭崇儉與李自成非親非故，但他爲什麼要這麼做，實在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原因無非有二：一、李自成這個人不應該殺；二、朝廷已經不值得鄭崇儉爲其殺人甚至賣命了。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缺口，它“缺”出來的正是李自成反叛、逃亡的人生。在這個缺口裏，李自成也就只能是個傳說。（文/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