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秦制之所以可以建立，是多亏了商鞅的规划，对此你怎么看？

有人说秦制之所以可以建立，是多亏了商鞅的规划，对此你怎么看？汉武帝喜好的是术士、酷吏、计臣，从不爱好儒者。至于“推明孔氏，表彰六经”那是必须的，由于那时诸子百家都是在给孔子和六经做注脚。

比如董仲舒以阴阳神通、五里手言治春秋；公孙弘是刀笔吏身世，但以通公羊春秋出仕；酷吏的代表张汤以春秋、尚书诠释法度的；崇尚黄老之说的汲黯向往尧舜之时的仁政(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所以“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西汉前期不仅没有“独尊”某一家，反而是继续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传统。不过那时确实没有墨家的声音，那时的风云人物之中也没有墨家的信徒。原因就是墨家那时已经衰弱的无声无息了，以致于司马迁撰史记时只能以寥寥的二十四字附墨翟于孟子荀卿列传之尾：“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当代墨学的“复兴”，是托了二次元文化的福。历史上独一的一个重用墨家的政权就是秦国。墨家自宗师墨翟死后，散于列国的门生以特长论可分为三派：“论辩”者游说从政；“平话”者传布学说；“处置”者制器保卫。其中“处置”派的墨者由于擅长攻战守城，为秦献公所重用(秦人以“守”卫地方上的最高主座，而次官为“尉”，皆由墨者担当)。

于是“论辩”、“平话”两派也借机赴秦入仕的黄金机会。而秦献公决心施行政制一元化的设法与墨者几回再三分析“尚同”思维一拍即合——尚同理论的起点是在“未有政刑”的初民社会里，人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人人有自己的意见，于是：“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要想社会前进就必需把人民都控制住，由各级“政长”管理，末了所有的人民和政长都绝对从命于皇帝。而这种政体必定是合情合理的，由于皇帝是上天为人民福利而选择出来的。从而实现“上同而不下比。”上同之义无须再释，“不下比”的意思是，下边的百姓禁绝比周勾结，对自己的情形任何隐匿。换言之，唯有以全国百姓为线人，高屋建瓴的皇帝才能赏善惩恶，顺遂奉行政体的运作。

这也就是为何后世学者在清算秦简会创造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比较墨子和商君书·靳令篇时，会创造二者有很多类似之处的原因。这就可以说今后荼毒四海的秦制之所以可以建立，不仅仅是多亏了商鞅的规划，也要拜墨家尚同理想的指导。但仕秦墨者多因特长被分配秦廷的各部分——按照何炳棣先生的话讲，就是：“其事功虽有册籍可稽，但姓名则匿而不彰。墨者的种种技能和专长既经常被政府汲取利用，其地位和功用就越来越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