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肅宗上元元年（760）至唐代宗永泰元年（765），杜甫寓居於成都浣花草堂，此時的他正值知天命之年。從天寶六載（747）36歲時結束吳越齊趙的優遊生涯到達長安，他便開始一種依附寄食的生活，要麼“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靠朋友接濟，要麼“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靠典當過活。安史之亂（755-763）爆發後，經歷了幾年兵荒馬亂的人世烽煙，憑着對李家王朝的忠貞得到唐肅宗的提拔，任命爲左拾遺，旋即因“不懂政治，沒有眼色”，幫助玄宗一派的房琯講話而觸怒肅宗，貶爲華州司曹參軍。乾元二年（759），史思明又反，杜甫棄官西去，途徑洛陽、潼關一帶，作三吏、三別，年終至成都，寓居浣花草堂。今天要分享的這首《百憂集行》即作於成都草堂時期。

百憂集行

唐代 杜甫

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

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

即今倏忽已五十，坐臥只多少行立。

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

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睹我顏色同。

痴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

通讀一遍，便知這是在寫中年之事，我們且來細細解讀。

“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當年我十五歲的時候還跟小孩子一樣，每天跑來跑去像一頭小黃牛。八月份的時候庭前的梨樹棗樹都結果子了，我一天上樹摘果子能上一千回。前四句活潑逼真的語調，給讀者一種如在庭前置身其中的感覺，而不像是一箇中年男人在回憶過往。一個莽莽撞撞的小孩兒，像小牛犢一樣不知疲倦的活蹦亂跳、竄來竄去，大人一個不注意，他就爬上樹去摘果子。這是我國從古至今除了新世紀以來的城市小孩兒沒經歷過，其他任何時代的人應該都經歷過的童年吧，杜甫這四句也寫得很通俗，不作任何藝術處理，這便能引起絕大多數人的共情。

但是當我們回到詩中，首句一個“憶”字提醒我們，這是詩人在中年時的回望，並不是當下實實在在在我們周遭有一個玩鬧的小孩，我們便會生出疑問，詩人是在怎樣的狀態下才會產生這類活潑的回憶呢？在沒讀完全詩，只靠着這小孩玩鬧的場面，一般也只有在兩種狀態下才會另一箇中老年男人生出這般回憶：一種是年老時無事無憂，同老伴兒或老友一起，談談笑笑，回憶着兒時的樣子，那時候真能鬧騰啊，說着他們便笑起來，這是一種對生活樂觀之人讀到前四句所能產生的畫面。另一種是，日子太苦了，讓詩人產生了一種恍惚，悲慘苦悶的人生讓他的雙眼模糊，好似陷入了幻覺一般，小時候的樣子浮現在眼前，他靠着想象那樣美好的童年來回避當下。詩人到底是在哪種狀態下回憶往事呢，我們繼續往下讀。

“即今倏忽已五十，坐臥只多少行立。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而今我已經五十啦，身體老邁，亦不敢過多的行走或站立。但爲了家裏的生計，我還得俯首低眉去逢迎那些貴族，真是悲涼，這樣的世道，恍然間能看到一百種憂愁。這四句陡然從前四句的活潑氛圍中跳脫出來，從至樂到達至悲，過程即是此間的三四十年，好像倏忽一過，人生便從快樂變成了悲傷，這就是人到中年。至於這三四十年的人世滄桑，詩人自是不願回顧，也不知如何回顧，蹉跎而已。“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這個“強將笑語”，讓我想到了周星馳電影《喜劇之王》裏面那個酸澀的笑容，這是中年人特有的笑容，你從沒在少年人臉上看到過吧。苦澀、無奈、臉上在笑心裏在哭，笑容背後盡顯悲涼，太苦了。

此時的詩人窮困潦倒，年老力衰，卻被迫不能休養，還得仰人鼻息，卑躬屈膝去寄人籬下、乞食終日，爲了妻子兒女的生計他只能這樣。窮困潦倒，窮途末路，古代的這個“窮”字不只有無錢無物的意思，更重要的是“沒有辦法”的意思，他拿這人生、拿這世道一點辦法都沒有，這纔是最悲涼的，就像前幾年那句流行的毒雞湯“我如此努力，只爲過上普通的生活”，杜甫也是一樣，他連普通的安穩生活都別想過，這世道哪兒有“安穩過日子”這等好事。只是他年少時不肯俯首低眉，年老了卻被迫強顏歡笑面對人主，志氣的消磨與摧折，更讓讀者心疼他。

“悲見生涯百憂集”，這句是全詩之眼。真的是，可讓他悲的事實在太多了，對自己人生的悲涼，對國家破敗的悲痛，對親人離別的悲傷，對人民的悲憫，對這人世間的悲嘆，於是他的詩篇便像是在悲泣，“詩史”更像是對這盛極而衰、人間末世景象的一曲曲“悲歌”。悲，就是他人生的註解。

“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睹我顏色同。痴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每日回家看到的依舊是家徒四壁，空空無也，跟着我受苦的妻子，看到我回來也是憂愁滿面，默默不語。只有還不懂事的兒子尚不知世道的艱難，對着東邊的廚房門哭罵叫怒要飯喫。杜甫在安史之亂爆發前幾個月到奉先省親時所作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裏寫道：“入門聞號啕，幼子飢已卒。……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夭折。”他是真的經歷過餓死親生兒子的事情。這首詩中處處可見對比，但最可悲的是杜甫將自己年少時的狀態與自己痴兒現在的狀態作對比，一個無憂無慮健如黃犢，一個飢腸轆轆叫怒索飯，作爲人父，這纔是最大的悲哀！這句“叫怒索飯啼門東”也把這盛極而衰的世道表達盡了，“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稟具豐實。”而今卻是叫怒索飯啼門東，家家戶戶盡餓死。“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這難道不是地獄嗎？

杜甫的人生轉折是36歲來到長安之後，起初他還如原來悠遊吳越時期一樣，樂觀積極，認爲自己的才能可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後來隨着年歲漸長而事業無着，悲涼之意漸生，最主要的是，從此開始，他的後半生便一直過着依附於人的生活，依附別人，便缺乏獨立存在的價值。不論是在長安的“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還是卜居成都時的“強將笑語供主人”，亦或是晚年飄零湘鄂的“飢籍家家米，愁徵處處杯”，他都是靠着別人的接濟和幫助在過活，以至於到人生的最後時刻，他強烈的思念着家鄉，於是從三峽乘船而出，本想往北到老家鞏縣再看一眼，卻不得不因時勢而被迫一直往南，到達耒陽時他已經五天沒喫飯了，這一時期的杜甫一直生活在江上小舟中，還是當地縣令派人來給他送了點喫的。他只能改變北上計劃，準備到郴州投奔舅氏崔偉，卻最終餓死於小舟之中。真的是“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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