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8月24日《人民公安報·劍蘭週刊》

在說與不說之間

評崔楸立的小小說創作

□張 策

小小說是當下很受歡迎的一類文學體裁。馮驥才先生的小小說集《俗世奇人》獲得魯迅文學獎，似乎就是明證。但小小說到底因爲什麼被讀者所喜愛？說法頗多，也無定論。但我以爲，正是因爲其小，因爲其因小而明顯的含蓄藝術特徵，使得小小說有了一種獨特的藝術魅力。

近日重讀了崔楸立的小小說集《倔強的青春》，一種作者刻意爲之的說與不說之間的含蓄格調，讓我印象深刻。

楸立是寫小小說的高手。高就高在他在每一篇的謀篇佈局之中精心設置下的懸念。這種懸念就像一層窗戶紙，作者其實一開篇就巧妙地捅破了，但卻不動聲色，留待讀者自己在文末撥開最後的迷霧，去發現早就在那兒的漏洞。如《定軍山》，寫一位打扒民警與老扒手的較量，二人每天同乘一輛公交車，由相識到相交，再到共同用老扒手的隨身聽聽京劇，聊京劇。小說最後，從不失手的老扒手在民警面前心悅誠服地認輸。小說結尾是老扒手和民警的幾句對話：“他問我還經常聽京劇嗎？我說經常聽，那個隨身聽質量非常好，你出來的時候還可以用。”乍讀到此，讀者也許會先是一愣，隨後纔會露出會心一笑。在說與不說之間，楸立留下了恰到好處的空白，隨身聽彷彿一根似有似無的線，穿起了整個故事，如國畫的留白藝術，把民警的技高一籌與老扒手的心服口服，表現得含蓄而又淋漓盡致。

另一篇寫農村生活的《拜年》，語言極其樸素、簡練，幾乎都是主人公武安與父母、鄰居的對話。在這些農村味濃郁的對話中，我們知道武安勤勞致富了，知道武安是個孝順的孩子，還知道武安要去給前女友的父母拜年。層層遞進的故事發展，並不多說的難堪往事，小說結尾只用了一句話：“武安說着跪下磕頭”，卻使通篇不動聲色的敘述有了撼動人心的力量。還是恰到好處的含蓄，張力十足地講了一個內容豐富的大故事。

在崔楸立的小小說中，有一組很漂亮的武俠題材作品。公安作家寫武俠小說，也稱得上是獨樹一幟了。武俠小說，特別是由金庸先生開先河的所謂新派武俠小說，強烈的懸念感與出人意料的發展走向是最突出的藝術特色之一，也是最吸引讀者的地方。楸立的武俠小小說，因其短小，所以將這種懸念感加強到了濃縮的地步，每一篇都堪稱精品。如《快刀》，寫兩名號稱“刀王”的高手比武，最兇險時突然有名不懂事的小孩子跑進了賽場。正當小孩子要被誤殺的一剎那，不知名的捕快出手救下了孩子，使得兩位高手俯首認輸。然而，故事並沒有真正結束。捕快悄悄到孩子的奶媽處，感謝這位真正的刀王在關鍵時刻的出手相幫。故事一波三折，讀者直到最後才恍然大悟，才明白從故事開始就時隱時現在字裏行間的這位奶媽纔是故事的主角。崔楸立的武俠小小說，可稱得到了新派武俠的精髓。

小小說因篇幅短小，常常被人誤以爲創作門檻不高，甚至誤以爲不過是文學愛好者的入門階梯。事實上，我們也確實經常會看到一些質量不高的小小說作品，其中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對小小說的精煉、雋永、含蓄缺乏認識和把握，缺乏這種在說與不說之間的藝術構思和懸念設置。崔楸立的小小說，不失爲一種範本，它提供給小小說作者的思考空間是很大的。

技巧是爲內容服務的，技巧永遠都不僅僅是技巧。文學與影視作品的最大區別也是最大優勢，就是文學作品會給讀者留下豐富的想象空間，能讓讀者在閱讀的同時，用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完成對人物和故事的最終塑造。小小說的含蓄美，是屬於小小說的相對獨特的藝術特徵，它對於小小說的思想內涵也是一種最有說服力的詮釋。還是舉《拜年》爲例，如果作者不厭其煩地講述當年武安被女友拋棄的經過，或者把武安奮鬥致富的過程詳細交代給讀者，使讀者沒有想象的餘地，也就不會生髮出更有意味的感慨。內容上的直白必然削弱主題的感染力，使之變成絮絮叨叨的囈語。所以，我們可以用“惜墨如金”來概括小小說的藝術性，而藝術功力的高下，恐怕就在於如何用點滴的“墨”，來化成燦爛的“金”。

在我國社會主義文學事業蓬勃發展的形勢下，小小說的繁榮也正處於方興未艾的態勢之中。研究和探討小小說的藝術發展規律，也是必然的事情。借評論崔楸立的小小說創作，也希望小小說這一獨特而雋秀的文學樣式，能夠健康發展，湧現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封面圖源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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