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八十年前的八月,林则徐把包括在华全权代表义律在内的所有英国人,统统都赶到了香港的海上。

1839年7月,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咀酗酒后打死村民林维喜。义律以无法保证嫌犯受到公正审判为由,拒绝将肇事者交给林则徐。刚刚虎门销烟完两个月的林则徐,同样拒绝就此息事宁人。他禁绝英国人的食物来源,义律不得不率领英国人离开澳门,停泊在香港九龙一带。

在那时,义律对这个天然深水良港就印象深刻,然而他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吞并香港的英国人。此前五年,英国来华使节律劳卑就已经在函件里建议“占领珠江入口处的香港岛,该岛完全适于所有的目的。”

两年后的1841年1月,有远征军武力做后盾的义律强占了香港,跟取代林则徐的钦差大臣琦善草签了一份《穿鼻条约》,谈妥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得知此事的英国外相、鸦片战争的决策者巴麦尊大为光火,他想要更大的舟山群岛而不是这个贫瘠多山的香港,于是他撤了义律的职。

然而接替义律的全权公使璞鼎查,来华之后却依旧延续了义律的思路,“保留香港是我唯一有意识地违背我所收到的新指令的地方。”于是在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中,香港被正式割让给英国,成为女王治下的属地。

当时的清政府对此难以理解:夷人要这个岛来做甚?道光帝虽然觉得割地赔款丧权丢脸,但对于茫然不知的香港,更多的是困惑而非悲痛。在他看来,这些夷人惟小利是图,获取小岛也非出自远见,“该夷性等羊犬,不值与之计较。”

大领导是这样的思维,属下更是觉得占了便宜。当时兵败狼狈,若是英国提出割占更为肉疼的地方,清政府实际上也无力反对——但居然只是香港?所以中方代表谈条件到香港时才会脱口而出“就这些”?只有惊诧庆幸,而无讽刺不平。

在天朝梦尚未醒的一百多年前,香港对于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哪有人知道。

香港开埠后第一次人口暴涨,来源于屡试不第的失意考生洪秀全。1851年洪秀全从广西金田举事,一路杀往南京。华南民众四处奔逃,香港居民从三万骤升为十二万。

洪秀全自己半步也没到过香港,但其族弟洪仁却前后三次至香港,居留数年。1859年,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洪仁前往南京,为洪秀全呈上一部自著的《资政新篇》。 《资》提出从政治到经济全面学习西方制度,例如建立保护人身的司法体系和开矿办报设邮政,并向西方开放、平等相处。

某种程度上,《资》的举措比四十年后的维新变法还要更为全面彻底。但洪秀全当时已至末路,四面楚歌中学习西方也就成了空想。只是曾国藩李鸿章在几年后开展“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时,脑海中却未必没有闪过《资政新篇》的影子。

虽然烽烟十余年的太平天国终于倒下,但却成为了后来人的灯塔,比如广东香山县翠亨村的少年孙文。1883年,孙文到香港就读英国圣公会主办的拔萃书室,之后转入中央书院。在中央书院的两年半时间里,孙文受洗、结婚,然后弃文从医,改名孙逸仙。六年后他以第一名成绩毕业时,已在香港呆了近十年。又过了五年,他改名孙中山。

前有孙中山,后有康有为。1898年9月,离开北京的康有为来港,住在第一名流何东爵士为他安排的豪宅中。康有为觉得香港不错,顺便把母亲也接来此地居住。而在三个月前戊戌变法如火如荼之际,中英签订了租借新界地区九十九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7月1日正式生效。代表清廷在条约上签字的,是号称晚清第一裱糊匠的李鸿章。

签约两年后,李鸿章才在上任两广总督时第一次到香港。半年后他回京又路经香港,受慈禧之召回京收拾义和团八国联军的残局。在签完最不堪的《辛丑条约》后,李鸿章当年年底就病逝于京。而两次访港,也成为了晚清杰出外交家一生中最后的“外访”——虽然香港原是中国的土地。

1909年1月,意气风发的青年汪兆铭从日本抵达香港,他的下一站是北京。故意绕个大圈子的意图,是要掩盖刺杀满清皇族的图谋。孙中山黄兴都曾劝阻过,但汪兆铭觉得这样有助于洗去革命者只是以他人挡枪的恶名,坚持一意前往。

最终暗杀并未成功,成为阶下囚的汪兆铭也并未被处死,在牢里看着孙中山黄兴走向更彻底的一条路。1911年1月,黄兴成立起义指挥部,密谋在广州举事。三个月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震惊世界,“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又过了半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最终敲响了清政府的丧钟。

民国建立后,香港更成为无数青年走出国门、寻求救国图强之路的第一站。1920年9月14日,刚满16岁的四川广安少年邓希贤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第一次踏上香港的土地。同乡冯学宗回忆,“此地背山面海、树木荫翳、商旅云集、街市宽阔、屋宇齐整。”作为当时沿海最繁华的商埠,香港跟盆地家乡的巨大反差,可能从此就在邓少年的心里扎了根。

少年满眼新奇,中年也是春风得意。1927年2月,45岁的鲁迅第一次来香港,一路陪伴在侧的是29岁的许广平。鲁迅在香港作了两场演讲,《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地点在上环必列者士街。

四十年前,年轻的孙逸仙天天在这条街上出没来去。鲁迅曾撰文悼念终生缘铿一面的孙中山:“中山先生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

革命者总是后继有人。这一年的10月,刚刚经历了南昌起义的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彭湃、林伯渠、吴玉章、聂荣臻、谭平山几乎悉数来港。小小的香港,就此庇护着未来的共和国总理和元帅们。两年后,化名邓斌的邓小平第二次来港,从这里前往广西领导百色起义。

当时的香港是四大家族的天下:何东、周永泰、利希慎和李佩材。富人位高权重,穷人拼命谋生。1932年,9岁的霍官泰已经失去了父亲和两个哥哥,与寡母和一姐一妹住在湾仔。也是这一年,因为九一八事变后局势动荡、日军进攻上海,宁波人邵仁杰把自家的天一影业从上海迁往香港。而他排行第六的弟弟,名叫邵逸夫。

霍官泰脑筋灵活,四年后考进了香港名校皇仁书院,还跟何东的侄孙何鸿燊成了同学。为图报国,霍恩泰改名霍英东,即英武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然而霍英东最终并没有完成学业,因为五年后香港沦陷,他被迫停学并开始做苦力。当时无人能预见,四十年后他会为国家作出怎样的贡献。

日本侵略中国,改变了许多人的身前身后事,例如汪精卫。1938年12月30日,当时的国民政府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在香港南华早报发表著名的“艳”电,正式宣布与蒋中正决裂,并鼓吹倡导与日本媾和。对比三十年前在此慷慨激昂的刺客,从汪兆铭改名的汪精卫如今居然如此不堪,时论多有“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之叹。

侵略者倒是永远步步紧逼。在义律觊觎香港一百年后的1939年8月,一千六百名日军集结深圳,部分日军更一度越过边界。只是日军逼而不攻,还要再等两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才会全面拿下香港。所以19岁的张爱玲此时从上海来港大就读时,这座远东大都市还没有立刻沦陷的迹象。

反而一年后因为潮汕沦陷,12岁的李嘉诚才跟着父母步行十余天、来港躲避战乱。

而在八十年前的今天,日军越界前一天的1939年8月22日,邓小平在延安度过了自己的35岁生日,几天后他带着新妇卓琳回了太行山根据地。八年前他曾第五次踏足香港,然而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后来许多年过去,已经改变了中国的他一直盼望到香港“走一走、看一看”,却最终未能第六次成行。

只是距最后一次踏足香港半个世纪之后,他终于将以空前坚决的立场收回香港。因为这片弹丸之地,对领土面积世界第三的中国意味着什么,一百多年来已经太清楚了。

参考:弗兰克·韦尔什《香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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